乾隆韵事(16)_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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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及至康熙五十七年策妄阿喇布坦作乱，年羹尧可就无能为力了。因为蒙古西藏的绥服，是皇帝在康熙三十五年亲征的结果，如今西藏复起变乱，当然亦须奏请皇帝亲裁。　　这策妄阿喇布坦，是元顺帝之后。明太祖灭元，只能将蒙古人逐至大漠以北。哪知元顺帝有个好子孙，在漠北中兴，蒙古人称统治者为“汗”，此人的称号，叫做达延车臣汗。由于这个部落跟明朝的关系很微妙，忽友忽敌，变动不居，大致驯顺则朝贡，不驯则劫掠，而明朝自英宗“土木之变”后，对此部落以安抚为主，因而达延车臣汗的十个儿子中，有四个侵入漠南，繁衍到清朝开国，这四子的子孙占内蒙四十九旗的大半。　　留守漠北的是达延车臣汗的第八子名叫格勒森札，部下有精兵一万多人，分为七旗由他七个儿子分掌，其中老大、老四、老五最能干，所部最强。他们的称号是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统称“漠北三汗”，亦可以叫做“喀尔喀三汗”。“喀尔喀”是达延车臣汗为他的部落所定的名称。　　“喀尔喀”在瀚海以北，它的西邻，叫做厄鲁特蒙古，明朝称为瓦喇，共分四部，其中有个部落叫准噶尔，地在新疆伊犁。康熙二十几年，准噶尔有个酋长噶尔丹，自立为准噶尔汗，一意扩张，先向西攻入青海，再向南摧毁回部诸国，而其时正好漠北三汗发生内讧，给了噶尔丹一个很好的趁火打劫的机会。　　喀尔喀的内讧是，土谢图汗攻札萨克图汗，杀汗夺妻，纠纷闹得很大。皇帝特为遣派使者，陪着西藏黄教的达赖喇嘛到喀尔喀去调解，就在这时候噶尔丹亦派人到了喀尔喀。　　此人是受命来制造纠纷的，手段很绝，抱着牺牲的决心，激怒了土谢图汗，结果被杀。噶尔丹便以问罪为名，大举入侵。　　（此处原书有阙漏）　　这是一个外国人的“一言兴邦”。此人是个天主教士，叫汤若望，是德国人。早在前明万历末年，即已来华传教，清兵入关，孝庄太后不知以何因缘，信了天主教，她的“教父”就是汤若望。孝庄太后对他言听计从，他对孝庄太后亦是忠心耿耿，知无不言，此时提醒孝庄太后说：“三阿哥出过天花，二阿哥还没有出过。” 　　出过天花，不会再出，像大行皇帝那样的悲剧，不致重演，所以孝庄太后毫不考虑地选中了皇三子玄烨。皇二子福全，则在康熙六年后被封为裕亲王。皇帝天性笃厚，对这位胞兄是很敬爱的。　　一弟是行五的恭亲王常宁，被授为安北大将军。又以皇长子胤禔为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的副手。简亲王雅布、信郡王鄂扎为安北大将军恭亲王的副手。这番声势，已足以远震塞外了。　　其时噶尔丹已侵入察哈尔东南，与热河接壤的乌珠穆沁部，下一目标自然是科尔沁各旗，所以皇帝命左翼裕亲王出古北口，右翼恭亲王出喜峰口，另调盛京、吉林驻军及科尔沁的蒙古兵助战。出师之日，皇帝御太和殿亲赐裕亲王抚远大将军敕印，送至东直门，仪节异常隆重。　　谁知出师不利，前锋遇挫。噶尔丹领兵渡过辽河支流的西喇木伦河，直逼热河赤峰县境内的乌兰布通地方，距京师不过七百里而已。　　福全此时驻军乌兰布通三十里外，两军隔河对阵。噶尔丹的布阵，空前绝后，他用上万的骆驼，缚住四足，卧在地上，驼峰上加木箱，蒙上浇湿了的毡毯，名为“驼城”。他的士兵就在木箱之间的空隙中，向隔河的清军开火。　　无奈噶尔丹的火铳，不及清军的大炮。从中午轰起，声震天地，日月无光，轰到黄昏，噶尔丹的驼城，断成两截。于是福全下令渡河攻击，骑兵步兵，踊跃争先。噶尔丹大败，幸得时已入夜，八月初一没有月亮，才能遁走。　　到得第二天，噶尔丹一面请一个西藏喇嘛到军前请和；一面拔营向北，到得西喇木伦河，无船可渡，砍下大树，浮于水面，载浮载沉地到得北岸，连夜狂奔，所过之处尽皆“烧荒”。连天黄草，化为灰烬，一场火烧了几百里！　　这时，出塞的皇帝，已因病回銮，军前大计，决于福全。但他的副手，也是他的胞侄胤禔，在军中作威作福，胡作主张，处处掣肘。　　这个仗打下去是很危险的，所以接纳了噶尔丹求和的请求，命由归绥出兵，负有阻断噶尔丹归路重任的康亲王杰书，不必拦截，以致噶尔丹竟得逃回科布多，但数万精兵已剩下十分之一了。　　其时福全已飞奏到京，解释他未能追击噶尔丹的原因，说盛京及科尔沁的援兵未到，噶尔丹则据险以守，所以利用喇嘛济隆，羁縻噶尔丹，等诸军会师，合力再击。　　于是皇帝在乾清门召集王公大臣会议，这有个专名叫做“御门”，凡有大政事必定举行。御前会议中，皇帝将福全的奏折发交公议。众口一词地说，裕亲王明知济隆是为噶尔丹来施缓兵之计，居然会听他的，是坐失军机。因此，皇帝降严旨责备。不过，他也知道皇长子胤禔犯了许多过失，留在军前，以防偾事，所以同时将胤禔召回。　　福全当然要找济隆说话。结果特遣侍卫，由济隆带着去问罪。噶尔丹在佛前设誓悔罪，另外备了奏章与誓书到军前正式乞降。　　奏报到京，皇帝准如所请。不过，降旨告诫：噶尔丹狡诈百出，我一撤兵，他一定会背盟，所以仍应戒备。而福全却以军粮将尽，意料噶尔丹已经出边远遁为由，要求撤兵回京。　　这一下又大失皇帝的本意，虽准他撤兵，却以“擅率大军内徙”的罪名，等他回京之后，还要议罪。及至福全到京，皇帝不准他进城，留在朝阳门外听勘。上谕申引以前的故事，有好些近交亲贵，曾因“不遵旨行事，皆取口供，今应用其例”。　　这时的皇帝实在很为难。自三藩之乱平服，十年来，当初出力的功臣，如今都已爬到极高的位置，只要有一个心里不服，发几句牢骚，都会引起很大的影响。福全虽为皇兄，而此番所犯的过失，却必须在军言军，以军法从事。倘或置而不问，无以服众，就会严重地打击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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