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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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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奔波六千里，汤祖契终于带着儿子和侄女儿重新回到家乡，那已是第二年，也就是清朝顺治二年的年底了。 睢州城内，一片荒凉；汤祖契访寻终日，才找到了家园的原址。父子俩一起动手，就断垣残壁间，草草搭起一座聊蔽风雨的茅棚，暂且安顿了下来。 重建家园的工作，相当艰难，但也相当顺利；顺利的是汤家一向待佃户忠厚，而汤祖契的热心、魄力，又是久为乡里所信服的，所以听说他们父子回乡纷纷不期而集。但是，“人多好做事，人少好吃饭”，接着这番顺利号召而来的，便是觅取粮食的艰困——大乱之后，所缺乏的一定是粮食、种子、农具和耕牛；这时唯有跋涉他乡去设法买粮食；人多粮少，就只有束紧裤带，半饥半饱。 汤斌少年时的境况优裕，但这几年伤心惨目的生活，已经把他磨练成一个最能吃苦的人；起先是不忍之心，吃得太饱，会使他想起活活饿死在沟壑之中的老弱妇孺，反觉胃中不舒服。以后书读得多了，便有这样一个心得：“节用最关治道！”秦灭汉兴，如果不是文帝的俭朴，何来以后的盛世？“开元之治”媲美贞观，只以玄宗不知节用，几年功夫，就召来安史之乱。同时他也深深体察到，多少有抱负、才具的好官，原可以畅行其志，把自己的分内之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处处妥贴，只以不知节用，在取予之间不谨，或则清誉有玷，受人挟制；或则一时收功，留下后患，特别是地方大僚，犯这个毛病的很多，像胡宗宪，能用俞猷、戚继光平定东南沿海的倭乱，但起居奢华，拟于王侯，一方面造成奢靡的风气；一方面又造成了贿赂的风气，贻害无穷。看到了这一点，汤斌不须立志，自然而然地就能够甘于藜藿。 汤家，很快地又显得热闹了；汤斌娶了马秀才的女儿，是个极贤德的妻子，婚后一年，生了儿子。依照族谱中的排行，汤斌这一辈用“文”字，下一辈用“水”字，汤祖契替长孙取名为汤溥。 汤斌的堂弟，也就是他那死在归德的叔叔的儿子，流落在曹州府，为一个鄙吝的土豪所收养。那土豪知道汤祖契到处在打听侄儿的下落，曾有话传出来，不惜任何花费，但求寻着侄儿，因而把这个汤家的少年，视作奇货；伪造了一张契约，说汤祖契的弟弟，是把侄儿子卖了给他的，数年衣食，所费不赀。这样经过多次的谈判，托人居间调解，汤祖契才能把侄子赎了回来，为他娶妻，同时还分了两百亩田给他，希望他能撑起自己的门户。 然后，汤祖契自己也续了弦；那是出于汤斌的劝谏。汤祖契虽是望五之年，身体却异常健硕；但老来无伴，而且有些起居琐事的侍奉，又非儿媳妇和侄女儿所能尽心，汤斌觉得父亲应该有个伴，而他又是不主张纳妾的，所以表示希望有一位继母。 他的继母姓轩，是个老小姐，嫁了汤祖契觉得相当称心，因为那一双比她小不了几岁的儿子儿媳，对她尽心尽礼，异常敬重。不久，轩夫人生了一个女儿，汤斌则又生了一个儿子；人丁兴旺，而且上慈下孝，越发显得一片发皇的气象。 就在这俭朴安定的几年中，汤斌在学问上已大有成就；他是个于书无所不窥的渊博之士，但他没有陷溺在书城中，而且对那些成天钻入书本里，不问世务的人，不以为然。 因为正心诚意的理学，往往流于空谈，“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试问于世事何补？还有一班学者，以考据的态度，穷年兀兀，去分辨朱熹和陆九渊的异同，以及宋朝程、朱一派和明朝王阳明一派如何抵触？于是门户之见，顽固不化；信奉程、朱的，只要骂王阳明，就算是卫道之士。这种态度，在汤斌看来，根本就不是有用的读书人。 因此他有几句话，成为当头棒喝：“学者读书，不务身体力行；专为先儒辨同异，亦是玩物丧志。”因此，他不薄程、朱，而更信服王阳明，因为王阳明是知行合一，能够将他的读书心得，经世致用的人。也因为如此，他不愿做个隐士；同时他觉得必须应考入仕，只有通过这条途径，他才有为生民造福的最大的机会。 于是在中了举人以后，他在顺治八年秋天进京，参加顺治九年春天的壬辰科会试，中了进士。从这年开始，恢复明朝的制度，从进士中拣选庶吉士——这是专为造就第一等人才的办法，大致起于明朝永乐年间，选取新进士中，才资英敏而年轻的，在文渊阁读书，待遇非常优厚，由司礼监供给笔墨纸张；光禄寺预备早晚膳食；礼部供给蜡烛灯油及月俸；工部在皇城内东华门附近找一所宽敞的房子，以供住宿，皇帝时常到文渊阁亲自出题考试，查看学业的进度。五天休沐一天，放假出宫；派太监及锦衣卫官员，随行照料。 到了天顺二年，定下规制，不是翰林出身不能当宰相；因此，被选为庶吉士的，号称为“相储”。但庶吉士并非每科都选；最初是隔一秋选一次，以后或者三科并选，或者数科不选，甚至有九科不选的。 进士膺选为庶吉士，称为“馆选”，入馆就学，便称“开馆”。馆中有资深的翰林指导，名为“教习”；三年学成“散馆”；当然要经过一次考试，成绩优良的，留在翰林院，谓之“留馆”，授职为编修或检讨，通称为“翰林”，其次则授职给事中或御史，是为“言官”。 清朝开国，在顺治三年开科取士，以后又有四年、六年两科，总计取中的进士已有一千一百人之多，而始终未选庶吉士；到了九年壬辰科试毕，便有人建议恢复，按照省分的大小遴选，直隶、江南、浙江大省，每省各选五人；河南算做中省，只选四人，汤斌就是四人之一。 在这三年中，汤斌如入宝山，只愁取之不尽；因为宫中所藏的书，无所不有，而有许多是外间所难得一见的“秘笈”。同时，明朝历代皇帝的实录，及内外大臣的奏疏，亦有机会可以细读。但苦于卷帙浩如烟海，唯有夜以继日，挑最精要的口诵手钞，苦读不休。 三年散馆，汤斌以成绩优异，授职为国史院检讨，这时正是修明史之议，旧事重提之时。明史的创修，起于顺治二年，但以奉旨纂修的大臣，都是投降满清的“贰臣”；不但下笔为难，而且还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流弊，有个最无耻的冯铨，甚至偷窃了最原始、最珍贵的史料。 冯铨是直隶涿州人，他是天启年间万恶太监魏忠贤的干儿子。明朝亡于宦官；而魏忠贤则是罪魁祸首，冯铨又为魏忠贤的心腹，所以从天启年间起，他就为正人君子所不齿。崇祯二年定“逆案”，冯铨自然“榜上有名”，得了杖责和徒刑的处分，准予捐赎为民。闲住了几年，等清兵入关，他是最初投降的“贰臣”之一，以明朝的大学士授为清朝内宏文院大学士。顺治二年，奉诏与洪承畴等人纂修明史。 隔代修史，最主要的凭借，就是前朝的实录和国史馆的传稿。国史馆为前朝的大臣立传，而实录则为皇帝一生事迹的记载；皇帝在世时，一言一行有“起居注”，皇帝崩后，根据起居注整理编纂，成为编年体的史料，就是实录。国史馆的传搞不存，还可以根据被传者的家乘及其他野史来写成传记；而皇帝的实录如果缺乏，就不知如何着笔了。 冯铨因为这个缘故，得以进入庋藏前朝实录的“皇史宸”，发现天启年间的记载，对他非常不利；尤其是天启四年——这一年魏忠贤到涿州去进香，护卫的铁骑如云，蟒袍玉带的大臣，陪侍左右；警跸传呼，与皇帝出巡无异，而冯铨也就像“叩阍”似地，跪伏道旁，痛哭流涕地陈诉，说他的父亲冯盛明，当河南左布政时，以渎职被弹劾，是“东林党”的陷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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