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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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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金永炎已用另一具电话接通了瞿瀛,他说:“大总统的处境,极其难堪,也极其危险。大总统已经自杀过一次了,二太太再不放手,只怕迟早会出事。” 瞿瀛听得这话,转告了黎本危,终于同意交印。但黎元洪却还不能恢复自由。原来交通总长吴毓麟等在直隶省长公署,预备收印复命。此时专车赶回北京,要从黎本危手里收到了东西,才能放人。 结果是站长室做了大总统的行馆,左右亲信,相对黯然。黎元洪却还不大服气,请交辛博森到电报局补发了一个给“全国报馆”的通电:“前电到达。王省长率兵千余人,包围火车,勒迫交印,查明印在北京法国医院,逼交以后,尚不放行。黎元洪自准张揆辞职,所有命令皆被印铸局扣留未发,如有北京正式发布之命令,显系伪造,元洪不负责任。” 这个声明当然是必要的,但无补于已成的败局。到了第二天一大清早,王承斌接到北京电话,知道已取得印信,可是黎元洪犹须办一个手续,才能恢复自由的平民生活。 这道手续就是正式向国会、国务院、全国民众表明:“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表明的方式是发通电,发通电要他亲笔签名。 事已如此,黎元洪懒得再争,很痛快签了名,可是一回到家,当然会有所表示。 黎元洪的修养到底不如徐世昌,提得起,放不下,不能视非分的尊荣,如浮云过眼,加以左右亲信的怂恿,决定把握一个“缠”字诀,跟直系周旋到底。 这就少不得又要发通电了,说交印以后,复要求“发电辞职,交院执行”,照通行法例,“被强迫之意思表示,应为无效”。 当然,直系在高凌霨一手导演之下,亦有一番精彩表演,除了由王承斌通电说明,大总统离京,不交印玺。“陷全国于无政府地位”,而“节关在迩,军警索饷甚亟,前途异常危险”,作为迫不得已索印的理由。最出人意表的是,高凌霨与直系三总长,海军李鼎新、交通吴毓麟、财政张英华,联名给了黎元洪一个电报。说“事前未蒙通谕,攀辕无及”,北京为政府所在地,“国不可一日无元首”,恳请“即夕旋都”。这个假惺惺的做作,大有指黎元洪“弃职潜逃”之意,惹得“泥菩萨动了土性”,覆电表示:高凌霨等人,辞职已经照准,并派李根源代理阁揆,所以“请稍息贤劳”,目的是否定此四人的阁员地位。 但是,直系手中握着同为黎元洪具名的两套文件,运用自如。最有利的,当然是六月十四日凌晨两三点钟,在天津新站签署的“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的那个电报。高凌霨经此“授权”,在国务院召集会议,除了澄清总统辞职问题以外,最重要的当然是端午节以前,如何发放军警欠饷? 这除了举债以外,别无筹款之道。贷借的对象自然是外国银行。但能跟外国银行借得动钱的,交通系正当失势,且与直系敌对,就算交通系有人自告奋勇,直系亦不愿请教。曹汝霖、李思浩的情况,亦复如此。除此以外,就只剩下一个与直系向有渊源,且与曹锟旧识而颇蒙欣赏的王克敏了。 “这件事找王叔鲁。”曹锟说道,“叔鲁有一样好,公私分明。” 曹锟的所谓“公私分明”之“公”,是指他自己。意思是王克敏的操守虽然不佳,但决不会将他曹家的钱,装入姓王的荷包。换句话说,该当是他曹锟应得的好处,王克敏决不会吃掉。 果然,王克敏神通广大,很快地借到了一百万元,在端午节前两天,及时发放了一批欠饷。 与此同时,黎元洪在天津亦借到了一笔钱,用他自己的不动产,押借了十二万元,设立一所“国会议员招待所”,预备拆曹锟的台。 因为这时直系逼宫,已演变为直系与反直系的政争,目标已非目前由谁执政,而是未来的“最高问题”。争斗的焦点,集中在曹锟身上,直系拥曹,而非直系反曹,原因不一。或由于私怨,或由于本身的利害,或由于看不起曹锟,或由于直系准备以钞票砌成曹锟踏上“最高位置”的垫脚石而大起反感,或由于政治主张的不同,坚持先修宪、后选举。 反曹——阻止曹锟当大总统最有效的办法,便是采取消极态度,离开北京,使国会无法获得选举所必须的出席人数,这就是所谓“拆台”。黎元洪对拆曹锟的台,当然最热心不过,所以愿意花钱设立“国会议员招待所”,由政学系的要角,广东籍的参议员杨永泰主持。 不过,这个招待所只是过境的接待机构。出京到津的国会议员,每人发给大洋五百元,作为“移沪制宪”的旅费。统计在天津领了旅费的有五百零三人,但只有三百八十五人到上海报到。其余的一百多人,少数回乡探亲,大部分仍旧回到北京观望风色。 可是,就只三百八十五人的缺席,对拥曹派已构成极大的威胁,因为两院议员总计八百七十人,举成数而言,号称“八百罗汉”。选举大总统,依法必须有三分之二到会,去了三百八十五人,就凑不成三分之二的五百八十人了。 这一来,最着急的还不是直系要角,而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原来直系津保派的核心分子,包括内务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山东省长熊炳琦、直隶省长王承斌、议长边守靖、京兆尹刘梦寅及曹锟的秘书长王毓芝,曾集会作成一个决议,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已提出辞职的声明,态度消极。所以对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应该全力争取,不容生变。这个争取的任务,交由王承斌。 原来王承斌不但与吴景濂同为辽宁兴城人,而且有师徒之谊。吴景濂号莲伯,王承斌号孝伯,两人合称为“兴城二伯”。师徒二人向来无话不谈的,王承斌便老老实实向吴景濂开了条件。 “老师,”王承斌说,“如果你老想法子拿曹三爷捧上台,阁揆一席,自然非老师莫属。此外。另外送五十万,那是大家的意思。” 吴景濂一听这话,心跳不已,定定神问道:“何谓大家的意思?” 王承斌解释“大家”就是高凌霨那班人,五十万是活动费。曹锟兄弟对钱看得重,这话不必跟他说。反正由买票贿选的经费中匀出来就是了。 “组阁的话呢?” “那是曹三爷同意的。”王承斌加了个伏笔,“将来吴子玉亦决不会反对。” “这是真话?” “我怎么敢骗老师?” “好!”吴景濂重重地说,“我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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