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昙花(125)_高阳

一二五

　　江浙两省百姓，自然怕打仗，便由八国联军之役中，发起“东南自保”的南通状元张謇，联络两省有力仕绅，发起《江浙和平公约》，请齐燮元、卢永祥及何丰林分别签字信守。《和约》有一条：“对于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恰好黎元洪在这时候到了上海，发起组织政府，要拆曹锟的台，而又有皖系的李思浩、姚震赞助，就极可能引起“军事行动”。

　　因此，尽管文名满天下的章太炎是最欣赏、也最倾服黎元洪的，但也看出他此举会使浙江百姓遭池鱼之殃，所以无法表示支持。而张謇则更直接了当地由南通专程到上海，登门拜访黎元洪，力言江浙和平，关系重大，民命如丝，东南若有战火，必将斲伤国脉。请他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这种劝告不过使黎元洪扫兴而已。论到政治，当仁不让，上海既有个“制宪国会”在，不妨利用。因此，他决定提出两道咨文，一道是准李根源辞职，一道是派唐绍仪组阁。

　　所谓“制宪国会”，设在上海县西城的湖北会馆。黎元洪趁这天南下议员开谈话会的机会，派人通知，他要出席报告。照他的想法，民主政治有国会不能没有总统，也不能没有内阁总理，所以他的出席和提出咨文，必受欢迎。谁知适得其反。

　　发难的是国民党中有名的“霹雳火”张继，他是河北沧州人，生得人高马大，故而实大声宏，在黎元洪未到之前，声色俱厉地指责黎元洪依附军阀，专图私利，郑重宣布，中华民国已经没有大总统了，他不能承认黎元洪在国会中的身分。

　　这一来，有跟黎元洪相熟的议员，赶紧打电话挡驾。哪知没兴一齐来，淞沪护军使出了一张布告，明眼人一望而知是针对黎元洪而发。

　　布告照例用“照得”开头。第一段说：“照得近来时局不靖，谣言繁兴，沪上为华洋荟萃之区，中外观瞻所系，本使负有地方责任，早经迭次宣言，抱定保境安民宗旨，始终不渝。”

　　下面是说“流言传播，摇惑人心，市虎杯弓，为患滋大”，因而提出警告：“倘有破坏秩序、扰乱治安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这“无论何人”四字，自然意有所指。“概予拿办”则完全是不承认黎元洪为大总统，所以与平民同例。

　　当然，他左右的人，不会将这件事去告诉他，但仅就“制宪国会”不欢迎他去报告这一点，就足以使得他抑郁不欢了。

　　幸好，还有个雪中送炭的人，就是正崛起申江的杜月笙。听说堂堂大总统，穷途末路。以致何丰林竟准备着要“拿办”他，不免动了侠义心肠，特地联络黄金荣、张啸林，恭具全帖，在八仙桥寓所邀宴。届时衣冠恭迎，照古礼安席，口口声声大总统。宴后又有进献，随行人员亦无不有丰厚的馈赠，特别是对饶汉祥，特道敬仰之意，知道饶汉祥有鸦片大瘾，送了四个“大土”。饶汉祥感于义气，吞云吐雾之际，灵思大来，作了一副楹联，上联是“春申门下三千客”，将杜月笙比作春申君黄歇；下联用唐朝长安韦、杜两家的典故：“小杜城南尺五天”，切地、切姓、切人、切事，倒是难得的佳构，加以用黎元洪的名义书赠，真是上海打话“捧足输赢”。好排场的杜月笙自然喜不胜言，送了极厚的一封润笔，饶汉祥确是不虚此行。

　　再有一件使黎元洪不无快意之感的是，北京的“选举总统预备会”出了大新闻，有个众议院的秘书，派在议事科服务的孙曜，居然也发了通电。开头的几句话是：“九月十日，曜呈众院议长文一件，其文曰：”，下面就是他给吴景濂的呈文。这是很流行的一种通电格式，等于公开质问。

　　他说：“曜前蒙委为本院秘书，任事以来，夙夜警惕，惟恐奉职不力，上累知遇。对于议事法科定职守范围以内，从不敢有所荒忽，当蒙鉴察。”

　　这一段帽子是个“金钟罩”，是跟吴景濂捣乱，而先堵住吴景濂的嘴。以下叙入本题：“本日大选预备会，曜出席议场，稽核议员人数。查是日在场人数，据分路查点人报告，总数实为四百三十一，当时三次检查之所得，不可谓不精确。惟秘书长训令再三，使书四百三十六人。曜以此事关系过大，未敢从命，秘书长乃转令其他秘书，遂以凑成是日之会。此当日实在情形，本科科长，实所目睹。”本科科长是指议事科科长，拉出证人，更见得捏报人数，确凿无疑。

　　下面是抒述见解：“伏思国会为立法机关，职员系法定职守，在议场庄严之地，而行此诡道，预备会如此，正式选举可知。瞻念前途，不寒而栗。”

　　再下来是表明立场：“曜一介书生，只知守法，供职议会十余年，从未见此千古创闻之恶例。倘常此苟同，上有负议长知人之明，下亦贬损一己之人格，谨将当日实在情形，缮呈钧鉴。”

　　最后却还有几句皮里阳秋、绵里藏针的话：“倘不蒙察谅下情，以为愚戆不堪任使，则窃知罪矣。言尽于此，进退惟命。”

　　通电是发了，报纸的冷嘲热讽也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但吴景濂毫不在乎。甚至对于议员的书面质问亦置之不理，照常发出通知，定在九月十二日召开第一次选举会。

　　这次会议由于人数不足而流产了。这一下津保派才起恐慌，深夜召开紧急会议，议定了六项办法，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分派代表秘密南下，运动反直派中坚人物，予以特别待遇之条件，除金钱承诺外，并许以政治上的优缺。”最后一项是：“如果前述五点均无效果，则出以最后一途，修改大总统选举法”。反正唯一的原则，是将曹锟捧上台为止。

　　事实上人数是可以凑得起来的，只是条件问题；条件亦好说，彼此所不放心的是，如何能够保证对方确实履行条件？

　　说得明白些，一方面是怕拿了钱不投票，所以最好是投过票再付钱；一方面怕投票以后，来个不认账，所以坚持先拿钱再投票。就为了这个各顾自己的立场，形成僵持不下的局面。

　　其时议会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小组织，三五成群，推一个为头的人。小组织既无宗旨，更无章程，甚至名称亦只用地名代表，譬如“二龙坑一号”之类。这种雨后春笋般小组织，实际上就是贿选的交易团体。为头的便等于是经纪人，此辈每天跟津保派的核心分子都有接触，谈行情，讲交易。就这样逐步解决，慢慢有了具体的结果。

　　首先是“票价”，每票最少五千元，但经纪人的那一票，则视其所能掌握的票数而定，至少八千，高则两万。其中有特殊关系，或者特别出力的，甚至金钱以外，另有各种的酬庸。

　　至于付款的方式，亦已达成协议。原来津保派提出的办法是，每人发给一个存折，但须将印鉴送交甘石桥“俱乐部”保管。等大选过后，由“俱乐部”将印鉴式样送交银行，那时存折方能生效。许多议员觉得这个办法缺乏保障，纷纷表示不感兴趣。

　　以后改正的办法是，每人发给支票一纸，但日期不填，要到大选之后，填上日期并加盖出票人印鉴，方能兑现。换句话说，大总统如果没有选出，这张支票就跟废纸一样。

　　设身处地想一想，亦只能争到这样一个条件，因此好些议员，以个人或者集体去领支票。打磨厂大有银行的支票最多，出票人“洁记”，知道是直隶省议员边守靖的户头，因为他别号“洁卿”。此外还有盐业银行、垦业银行的支票。出票人有“秋记”，是吴毓麟；有“效记”，是王承斌。拿了支票去照票的也有，当然答复是肯定的：“没有问题。只要选出大总统，支票一定兑现。我们银行的信誉也是要紧的。”最后这句话尤见效力。照票的人，都如吃了一颗定心丸。

　　就在九月下旬那几天，甘石桥“俱乐部”热闹非凡，南下的议员，见猎心喜，被说动了回京的亦复不少。有个议员反直出名，居然亦坐火车到了北京。记者在车站截住，作了访问。问得相当率直：“议员先生，你回京是否为了贪图票价，来做猪仔议员？”

　　美国修横贯大陆的铁路时，利用少数不肖华侨到广东台山一带招募华工，事实上是贩卖人头，当时称被贩卖的华工为“猪仔”，以此名词移用于议员是极大的侮辱，但居然有人坦承不以为忤。

　　这个议员姓陈，未当选议员以前是律师，辩才无碍。他答复记者说：“我此来确是为了五千元的票价，这件事亦不必忌讳。那班人历年贪污，宦囊甚丰，这样的傥来之物，如果不是有此绝无仅有的机会，哪里能拔他一毛？”

　　“这样说，你是甘心做猪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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