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昙花(124)_高阳

一二四

　　果然，王克敏神通广大，很快地借到了一百万元，在端午节前两天，及时发放了一批欠饷。

　　与此同时，黎元洪在天津亦借到了一笔钱，用他自己的不动产，押借了十二万元，设立一所“国会议员招待所”，预备拆曹锟的台。

　　因为这时直系逼宫，已演变为直系与反直系的政争，目标已非目前由谁执政，而是未来的“最高问题”。争斗的焦点，集中在曹锟身上，直系拥曹，而非直系反曹，原因不一。或由于私怨，或由于本身的利害，或由于看不起曹锟，或由于直系准备以钞票砌成曹锟踏上“最高位置”的垫脚石而大起反感，或由于政治主张的不同，坚持先修宪、后选举。

　　反曹——阻止曹锟当大总统最有效的办法，便是采取消极态度，离开北京，使国会无法获得选举所必须的出席人数，这就是所谓“拆台”。黎元洪对拆曹锟的台，当然最热心不过，所以愿意花钱设立“国会议员招待所”，由政学系的要角，广东籍的参议员杨永泰主持。

　　不过，这个招待所只是过境的接待机构。出京到津的国会议员，每人发给大洋五百元，作为“移沪制宪”的旅费。统计在天津领了旅费的有五百零三人，但只有三百八十五人到上海报到。其余的一百多人，少数回乡探亲，大部分仍旧回到北京观望风色。

　　可是，就只三百八十五人的缺席，对拥曹派已构成极大的威胁，因为两院议员总计八百七十人，举成数而言，号称“八百罗汉”。选举大总统，依法必须有三分之二到会，去了三百八十五人，就凑不成三分之二的五百八十人了。

　　这一来，最着急的还不是直系要角，而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原来直系津保派的核心分子，包括内务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山东省长熊炳琦、直隶省长王承斌、议长边守靖、京兆尹刘梦寅及曹锟的秘书长王毓芝，曾集会作成一个决议，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已提出辞职的声明，态度消极。所以对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应该全力争取，不容生变。这个争取的任务，交由王承斌。

　　原来王承斌不但与吴景濂同为辽宁兴城人，而且有师徒之谊。吴景濂号莲伯，王承斌号孝伯，两人合称为“兴城二伯”。师徒二人向来无话不谈的，王承斌便老老实实向吴景濂开了条件。

　　“老师，”王承斌说，“如果你老想法子拿曹三爷捧上台，阁揆一席，自然非老师莫属。此外。另外送五十万，那是大家的意思。”

　　吴景濂一听这话，心跳不已，定定神问道：“何谓大家的意思？”

　　王承斌解释“大家”就是高凌霨那班人，五十万是活动费。曹锟兄弟对钱看得重，这话不必跟他说。反正由买票贿选的经费中匀出来就是了。

　　“组阁的话呢？”

　　“那是曹三爷同意的。”王承斌加了个伏笔，“将来吴子玉亦决不会反对。”

　　“这是真话？”

　　“我怎么敢骗老师？”

　　“好！”吴景濂重重地说，“我干。”

　　▼第二十三章

　　五十万大洋，一名内阁总理，富贵都系在国会议员身上。眼看此辈纷纷南下，心里如何不急？除了向“袁家花园”——贿选机关领了一大笔旅费，派人分头向南下议员游说敦劝回京以外，还想出来极妙的一着。

　　“打开天窗说亮话，选举有好处，谁不想来？不过当时一冲动，拂袖而去，如今重新回京，面子上磨不开，所以得给他们找个借口，开条路子。”吴景濂得意地说，“这条路子，我找到了。”

　　原来国会议员的任期即将届满，对于这个切身问题，不管是留京还是南下的议员们，无不关心。吴景濂即是针对这一点，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准备策动议员提出国会组织法的修正案，在第七条：“众议员任期三年”下，增加一项但书规定：“议员职务应俟下次选举完成，依法开会之前一日解除之。”这就是说，下届议员未曾选出，并依法集会以前，本届议员的任期，无限期延长。为了不使法统中断，事实上亦非如此不可。

　　但国会组织法的修正案，需要开会才能通过。这就是一个借口，一条路子。让南下的议员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我回北京开会，不是去选总统，是为我们自己争取合法的地位。”

　　＊＊＊

　　黎元洪在天津待不下去了。最初，除了外交团以外，没有人当他是现任的大总统。以后外交团也厌烦了，因为他给外交团领袖葡萄牙公使符德礼的公文太多了，内容则与外交团毫不相干，照译照转，不胜其烦；而且出于饶汉祥的手笔，在外交团的中文秘书看来，有不知所云之感。为此，符德礼在一次餐会上，向各国公使、领事宣布：黎元洪的文件，以后不再转发，因为无此必要。

　　于是黎元洪的智囊，加上新由段系中转过来的“盟友”李思浩、姚震，还有黎元洪的同乡，气死“袁皇帝”的陈二庵，都赞成他去上海。“息影”天津的段祺瑞，亦认为黎元洪在天津难有作为。既然众议佥同，即令浙江军务督办及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尚无表示，也顾不得了。

　　但走要走得秘密。因为第一，事先一宣扬，而火车站冷冷清清，无人送行，未免难堪。其次，秘密成行，大有遭受直系迫害，不能不出亡的意味，亦足以增长声价。

　　于是随从先行，黎元洪第二批走，一行六人，都是比较陌生的面孔：李根源、陈二庵、曾任驻日代办的福建人庄景珂及两名日本医生，搭的是日本邮轮，在九月十一日那天，悄悄到达上海。

　　一到便有通电，是先到上海的饶汉祥早就拟好了的：

　　“元洪忝受国民付托，待罪公仆，德薄能鲜，致有六月十三日之祸。惟念纪纲不可不立，责任不可不尽，业于九月十一日到沪，勉从国人之后，力图请献，谨此奉闻。”

　　接着又招待记者，少不得仍是一派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直到邀请各省代表开会，才透露了真意。

　　黎元洪的真意是想组织政府，改派唐绍仪为内阁总理。他的说法是，要阻止曹锟上台，就须拆他的台，而要拆人家的台，先须自己搭台，要求各省赞成他的办法。

　　各省代表愿意跟黎元洪会议，是希望组织一个合法合理的全国性政府，并没有打算支持始终“妾身不分明”的黎大总统，因此推由一向善于词令的广东代表汪精卫发言答复：

　　“各省对黎公个人都极钦佩，去年直系拥黎公上台，各省所以不一致赞成者，是由于法律上的见解不同，而且也深知直系并无诚意。因此，今年六月十三日之事，早在意料之中。现在黎公跋涉南来，为国宣劳，不胜感动。至于组织政府，兹事体大，各代表事先毫不知情，仓卒之间，亦无从表达意见。不过各代表一定会慎重考虑，报告本省，请示可否。等有了覆电，再来奉覆。”

　　这一套“太极拳”，将一大难题，轻易地推开了，以后当然不会再有答复。但黎元洪的真意既露，却引起了意外的不良反应。

　　原来这时江浙当道交恶，颇有兵戎相见之势。浙江督军卢永祥是皖系仅存的实力派，他在未到浙江以前，本是第十师师长兼淞沪护军使，升任浙督以后，便保荐他的学生何丰林，接充遗职。淞沪护军使由上海、松江两镇守使合并而成，直隶中央。但毕竟是在江苏地方，因此当李纯由江西调江苏时，便打算更动何丰林，改派私人接替，后来由于李纯“自杀”，此事搁了下来。

　　及至齐燮元接任苏督，他是不折不扣的直系，而皖系一向与直系为敌，因此，齐燮元与卢永祥明争暗斗，已非一日。

　　而争斗的焦点，便在上海这个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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