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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四

于是张廷锷立即用电话通知在天津的直隶省长王承斌。等专车到达杨村，王承斌已经带着警务处长杨以德，及一批武装军警在等着了。 　　“大总统怎么出京了？”王承斌说，“事先该给我一个电话。” 　　“我想到了再通知你。” 　　“大总统为什么出京？” 　　“在京不能行使职权。”黎元洪说，“我已经通知国会跟外交团了。” 　　“大总统既然出京，印信为什么要带到天津来？” 　　“没有。印信仍旧在北京。” 　　“分明带出来了。”王承斌言语不大客气了，“为什么不说老实话？” 　　“我为什么要骗你？” 　　“那么，印信在北京什么地方呢？” 　　“你有什么资格来问我？” 　　“大总统及印信的安全，我有保护的责任。” 　　“我很好，不需要你保护。” 　　“可是印信没有下落。”王承斌说，“保护大总统的印信，也是我的责任，总要看到了，才能放心。” 　　“你看不到，在北京。” 　　“那么，我得知道下落。印信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哼！”王承斌冷笑，“印信没有下落，只好请你回京。”说完，人就走了。 　　黎元洪气得说不出话，随行人员亦都保持戒备。车到天津新站停了下来。而黎公馆在“老龙头”附近，所以下令继续开往老站。 　　“不行了！”列车长报告。 　　“为什么？” 　　“车头不见了。”列车长说，“站里已经卸下来了。” 　　一语未毕，王承斌却又出现。“大总统，”他说，“请到曹家花园，或者省长公署去休息。” 　　黎元洪木然相向，不理不睬，只是端坐不动，这就是他那个外号“黎菩萨”的由来。 　　王承斌当然知道他这个老毛病，既已成了泥塑木雕的菩萨，祈求不灵，威吓无用，唯一的办法是“保护”！ 　　转念到此，转身就走，下令带来的一营人，“保护”大总统专车。车上的不能下来，想上专车的进不去，连黎元洪元配太太所生的儿子黎绍基都被隔绝了。 　　于是美国顾问辛博森自告奋勇，带了金永炎所拟的一个电报稿，下车出站，到电报局拍发。柜台上的成员一看稿子，用英语说了一句：“请稍候。” 　　原来电报是发到上海申报馆的，电文是：“申报馆转全国报馆鉴：元洪今日乘车来津，车抵杨村，即遭直隶王省长上车监视，抵新站，王省长令摘去车头，种种威吓，已失自由。特此奉闻。”而电报局已接到通知，有关黎元洪的消息，一律扣发，所以对辛博森要发这个电报，便须展开国际交涉了。 　　“请问你的姓名、身分。”电报局的领班问说。 　　“我是黎总统的顾问辛博森。” 　　“喔，辛博森先生，非常抱歉，我们奉命不能发这个电报。” 　　辛博森大为诧异。“为什么？”他说，“请你详细告诉我原因。” 　　“原因不明。我们只是奉命办理。” 　　辛博森这时已想明白了：“下令的人，不了解国际公法上关于通讯自由的保障。中国，我记得也是参加了这项条约的，如果违反规定，我想你应该知道后果的严重。”他略停一下又说，“事实上你无法封锁这个消息，因为我可以通过美国领事馆的电台，将这个电报发到上海。而你们，将毫无必要地担负起违反国际公约的责任。这是一件很不聪明的事。” 　　那个领班很有魄力，一听他的话不错，随即答说：“很好！我接受你的解释，电报照发。” 　　接着辛博森分访英美领事馆，报告黎元洪被劫持的情形。两国领事立即派遣副领事去探望。其时辛博森拍发电报的事，已报告到王承斌那里，立即加强了隔离的措施，原来洋人可以自由出入的特权，亦被取消，因此两国副领事，竟不得见黎元洪一面。 　　这一下引起了外交团的公愤，但却无法采取有效的授权行动。黎元洪困在专车上，越想越窝囊，一个想不开，取出随身携带的一管镀金小手枪，对准自己太阳穴，要扣扳机。 　　福开森大吃一惊，幸亏他眼捷手快，跳起来将黎元洪肘弯一抬，子弹直窜车顶，手枪也就被福开森夺下来了。 　　但这并不能使王承斌害怕，或者觉得黎元洪可怜而放松一步。相反地，他认为恶人的名声，反正已经出去了，若无结果，太不上算，所以逼印的态度反更坚决了。 　　到了晚上十点钟，他又上专车，开口第一句就是：“大总统既然觉得干不下去，又何必把持印信？”第二句话是对黎元洪的侍卫武官唐仲寅说的：“如果大总统不肯将印交出来，就只有委屈各位陪大总统一直住在专车上。” 　　于是黎元洪左右的亲信，密密商议，决定屈服，明告王承斌：“印信在北京，法国医院。” 　　“请大总统打电话回去，一交印信，我马上护送大总统回公馆。” 　　电话是由唐仲寅打给伴护黎本危的机要秘书瞿瀛，答复是：“没有大总统的口谕，无法照办。” 　　迫不得已只好由黎元洪下车，在站长室要长途电话找黎本危，用湖北乡话讲了好久没有结果。因为黎本危不能想象有地方长官劫持元首这种危险的情况，犹自极力劝黎元洪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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