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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这话,还要理翁明示。”

  “道理很简单。”周理堂说:“譬如雪翁想造一座花园,这是花钱;可是所想的是如何起造楼台、如何罗致花木、如何引泉入园、如何请人品题。这些东西想起来是很有趣的,自然而然把个‘钱’字忘掉了。当然,这也不是人人办得到的,力量不够,要为钱犯愁,反而是自寻烦恼;雪翁根本不必愁钱,当然也就不会有烦恼。”

  这使得胡雪岩想起了一个人的话;此人姓雷,江西人,他家从康熙年间开始,世世代代在内务府当差,凡有宫殿营造之事,都先找他家设计,然后按照尺寸比例,用硬纸版烫出样子来。出了名的“样子雷”,耳姓名反而不为人所知了。有一年胡雪岩进京,在应酬场中认识了“样子雷”,听他谈先世的掌故,说他家全盛时代是在乾隆十六年以后,主要的职司是扩建一座圆明园,建成了请皇帝来看,某处不妥,立即拆掉改建,改得不满意,复又拆去,这样建了拆,拆了建,不知多少遍,总之终乾隆六十年,圆明园无一日不在大兴土木之中。

  乾隆年间,国库充盈,皇帝只要觉得什么事能够怡情悦性,尽可以放手去做,不必愁钱,这也许就是他能够克享天年的道理。听了周理堂的话,印证乾隆皇帝的作为,胡雪岩的行事大改常度,虽仍然不忘如何赚钱,但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花钱?大起园林,纵情声色;以前眠食不安,郁郁寡欢的毛病倒是消失了,却另添了一样病:肾亏。

  好得是开设着一家海内第一的大药铺;连带也认识了无数名医、秘方珍药,固本培元,差能弥补。补药中最为胡雪岩所重视的是一种膏药,名称很难听,叫做“狗皮膏”,但效用神妙;有了它,胡雪岩多娶几房姬妾也不要紧了。

  这狗皮膏,只有在北京一家祖传的药铺才有。胡雪岩曾不惜重金,想聘请这家药铺的主人南下,到胡庆余堂去专制狗皮膏,却未能如愿;想买他的秘方,便更是妄想了。因此,胡雪岩每逢春天,就得派专人到北京来采办狗皮膏;这年自己进京,就不必再派人了。一到就关照汪惟贤订购三百帖狗皮膏,只以一样重要药材缺货,尚未制就,而胡雪岩可坚持要随身携药南归,这一来就不能不等了。

  及至等到了药,却因徐用仪带来的一个消息,胡雪岩决定再在京里住一阵,要看一个人的神通到底大到如何程度?

  “你带着洋人陪森二爷先走。我倒要看看他一这关过得了,过不了?”胡雪岩说:“他的这套把戏,只有我顶清楚,说不定左大人会问我,也说不定另外还会有机会。”

  另外会有什么机会呢?古应春明白,如果“他”倒了,不独胡雪岩去一个商场上的劲敌,而且也可能接办招商局。

  胡雪岩口中的“他”,是个常州人,名叫盛宣怀,字杏荪。他的父亲单名康,字旭人,盛康是道光二十四年的进士,由州县做起,做到汉口道告老还乡,在苏州当绅士,因为盛宣怀需要利用老父的这种身分,在江苏官场上为他打交道。

  盛宣怀是一名秀才,年轻时跟有名的“孟河费家”学过医;医家要有割股之心,而盛宣怀只要有机会,就要打人家的主意,自觉不宜入这一行,所以进京捐了个主事,准备入仕。时当同治末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大兴洋务;盛宣怀在这方面的脑筋特别快,而且记性好,口才更好,钻头觅缝,得以见了李鸿章一面;相谈之下,大蒙赏识,便加捐了“花样”,以候补道的身分,为李鸿章奏调到北洋当差,不久被派为招商局的会办,以直隶的候补道,久驻上海,亦官亦商,花样百出。

  招商局创办于同治十一年,出于李鸿章的建议,为了抵制外商轮船,“拟准官造商船,由华商雇领,并准其兼运漕粮,俾有专门生意,而不为洋商所排挤。”奉旨准予试办,即由北洋拨借经费,另招商股,派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定名轮船招商局,向英国买了一条轮船,开始营业;由于经营不善,不过半年工夫,老本亏得光光。胡雪岩是股东之一,也送了几万银子在里头。

  同治十二年夏天,天津海关道陈钦建议李鸿章,派候补同知林槎到上海整理。陈、林都是广东人,林槎在上海自然亦是找广东同乡,一个是怡和银行的买办唐廷枢;另外一个是富商徐润,由他们募集商股四十余万两银子接办。但本有官本,且又领官款为运费,所以仍然是官督商办,由北洋控制;此所以盛宣怀得以由李鸿章派去当会办。

  改组后的招商局,业务日有起色;徐润又别组保险公司,承保本局船险,假公济私,大发利市。洋商轮船公司,遇到劲敌,业务大不如前;美商旗昌洋行的股票,本来票面百两升值已近一倍,结果跌到五十几两,且有继续下跌的趋势。

  于是徐润起意,收买旗昌,但在盛宣怀的策划之下,变成了一个骗局。骗谁呢?骗曾当过江西巡抚、福建船政大臣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而实际上是骗公家的钱。

  盛宣怀的设计很巧妙。第一步是利用招商局的官款,秘密收买旗昌的股票,到得有相当把握,可以接收旗昌时,盛宣怀偕同唐廷枢、徐润连袂到了南京,首先是说动藩司梅启煦。

  江苏有两个藩司,一个称为江苏藩司随江苏巡抚驻苏州;一个称为江宁藩司,随两江总督驻江宁──南京。梅启煦的关节打通了,方始向总督衙门上了一个呈文,说旗昌洋行甘心归并,开价二百五十余万;倘能收买,获利之丰,一时难以估计。

  沈葆桢亦是勇于任事之人,当时虽在病中,以大利所在,不愿廷搁,在病榻召见盛宣怀,徐润等人,听取说明。这天是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盛宣怀善于玩弄数字,讲得头头是道,且有左证,沈葆桢听得满心欢喜。但招商局南洋虽亦管得到,而一向以北洋为主,所以沈葆桢表示,这件事应该会商北洋大臣,共同具奏。

  “机不可失!”盛宣怀为沈葆桢解释,洋人以冬至后十日为岁终,在这年便是四天以后的十一月十七。公司主管三年更换一次现任的主管,任期到那一天为止。过了十一月十七,新任主管一到,重新谈判,便捡不到这个便宜。或者新任主管,另集巨资,重整旗鼓,招商局便会遭受威胁,惟有乘机归并旗昌,招商局始能立于不败之地,结论是“事有经权,而况招商局在南洋通商的范围之内,大人不但当仁不让,且须当机立断。”

  沈葆桢盘算之下,还有顾虑,美商的旗昌固然归并了,英商的太古、怡和又将如何?

  “太古、怡和船少,不足为虑;旗昌归并以后,招商局的船有二十七号之多,势力大增,洋人做生意一向以大吃小,太古、怡和只有跟着招商局走。招商局从前吃亏的是,自己没有码头栈房,有时不能不迁就太古、怡和,现在有了旗昌的码头、栈房,不必再迁就他人,主客之势,自然就不同了。还有,船一多了,自己可以办保险,利权不外溢,就等于另开了一条财源。”

  沈葆桢完全被说服了,命盛宣怀当天就回上海,跟旗昌谈判,尽量压低“受盘”的价格,先把交易敲定下来。至于收买旗昌的资本,原呈中提出官商合办之议,命盛宣怀尽力先招商股,不足之数以“官本”补足,如何筹划,另作计议。获得这样的授权,骗局已必可实现。盛宣怀一到上海,复又调动官款,收买旗昌股票,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以后,一面委托一名外国律师担文,办理接管的手续;一面赶到南京,向沈葆桢复命,事情已经定局了。

  据盛宣怀的书面报告,说是“议定码头、轮船、栈房、船坞、铁厂,及一切浮存料物、器皿等项一概在内,现银二百万两。其余汉口、九江、镇江、宁波、天津各码头、洋楼、栈房,作价二十二万两。”总计二百二十二万两,较原来的开价,减了三十万两之多。

  至于付款的办法,在十一月十九日已先付定银二十万两;约定十二月十八日续付二十万;明年正月十七再付三十万,即行交盘。余数如何分期交付,亦已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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