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阁网 > 高阳 > 胡雪岩 | 上页 下页 |
| 四 |
|
|
|
这黄宗汉据说是个很能干的人，但是关于他的操守与治家，批评极坏。到任以后，传说他向椿寿索贿四万两银子；椿寿没有卖他的账，于是多事了。 其时漕运正在改变办法。因为海禁已开，而且河道湮淤，加以洪杨的战乱；所以江苏的苏、松、太各属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椿寿既为藩司，又署理巡抚，责无旁贷，当然要亲自料理这件公事。 漕运的漕，原来就是以舟运谷的意思。多少年来都是河运——先是黄河，后来是运河；而运河又有多少次的变迁兴作，直到康熙年间，治河名臣靳辅，于成龙先后开“中河”，历时千余年的运河，才算大功告成。 这条南起杭州，北抵京师，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全长两千多里的水道，为大清朝带来了一百五十年的盛运；不幸的是，黄河的情况，越来越坏，有些地方，河底积淤，高过人家屋脊，全靠两面堤防约束，“春水船如天上行”，真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而运河受黄河的累，在嘉庆末年，几乎也成了“绝症”。于是道光初年有海运之议。 在嘉庆末年时有齐彦槐其人，著有一篇“海运南漕议”，条分缕析，断言“一举而众善备”；但地方大吏不愿轻易更张。直到湖南安化的陶文毅公陶澍，由安徽巡抚调江苏，锐意革新，消除盐、漕两事的积弊，齐彦槐的建议，才有一个实验的机会。 这次实验由陶澍亲自主持，在上海设立“海运总局”，他亲自雇好专门运载关东豆麦的“沙船”一千艘；名为“三不像”的海船几十艘，分两次运米一百五十多万石到天津，结果获得极大的成功，省时省费，米质受损极微。承运的船商，运漕而北，回程运豆——一向漕船南下“回空”；海船北上“回空”，现在平白多一笔收入，而且出力的船商，还“赏给顶戴”做了官，真正是皆大欢喜。 但是到了第二年，这样的好事竟不再做下去！依然恢复河运。因为，不知道有多少人靠这条运河的漕船来剥削老百姓，他们不愿意革新！ 漕运的弊端与征粮的弊端是不可分的，征粮的权责属于州县；这七品的正印官，特称为“大老爷”，在任两件大事：刑名、钱谷。延请“绍兴师爷”至少亦得两名：“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县大老爷的成名发财，都靠这两个人。 钱谷师爷的本事不在算盘上，在于能了解情况，善于应付几种人，第一种是书办，世代相传，每人手里有一本底册，那家有多少田？该纳粮多少？都记载在这本册子上，为不传之秘。 第二种是“特殊人物”，他们所纳的粮，都有专门名称，做过官的绅士人家是“衿米”；举人、秀才、监生是“料米”，这两种米不能多收，该多少就多少，否则便有麻烦。再有一种名为“讼米”，专好无事生非打官司的讼棍所纳的粮，也要当心。总而言之一句话，刁恶霸道，不易对付的那班“特殊人物”，必须敷衍，分量不足，米色粗劣，亦得照收不误。甚至虚给“粮串”——纳粮的凭证，买得个安静二字。 有人占便宜，当然有人吃亏；各种剥削耗费，加上县大老爷自己的好处，统统都出在良善小民头上，这叫做“浮收”，最“黑”的地方，“浮收”到正额的一半以上，该纳一石米的，起码要纳一石五斗，于是有所谓“包户”，他们或者与官吏有勾结，或者能挟制官吏；小户如托他们“包缴”，比自己到粮柜上去缴纳，便宜得多。 第三种就是漕船上的人。漕船都是官船，额定数字过万，实际仅六千余艘，分驻运河各地；一地称为一帮；这就是游侠组织“青帮”之帮的出典。 帮中的管事及水手，都称为帮丁，其中又有屯丁、旗丁、尖丁之分；尖丁是实际上的头目，连护漕的千总、把总都得听他的指挥。州县衙门开仓征粮，粮户缴纳；漕船开到，验收装船，名为“受兑”。一面征粮，一面受兑，川流不息，那自然是再顺利不过的事；但是这一来漕船上就玩不出花样来了。 他们的第一个花样是“看米色”。由于漕船过淮安时，漕运总督要“盘粮”点数；到通州起岸入仓时，仓场侍郎要验看米质，如有不符，都由漕船负责，因此，他们在受兑时，验看米色，原是分所当为。但米色好坏，仅凭目视，并无标准，这样就可以挑剔了，一廒一廒看过去，不是说米色太杂，就是不够干燥，不肯受兑。 以一般的情况而言，开仓十日，所有的仓廒就都装满了，此时如不疏运上船，则后来的粮户，无仓可以贮米，势必停征。粮户也就要等待，一天两天还不要紧，老百姓无非发发牢骚而已，日子一久，废时失业，还要贴上盘缠，自然非吵不可，这叫做“闹漕”，是件极严重的事，地方官往往会得到极严厉的处分。倘或是个刮地皮的贪官，这一闹漕说不定就会激起民变，更是件可以送命的大祸。 因此，钱谷师爷，便要指挥书办出来与“看米色”的旗丁讲斤头；倘或讲不下来，而督运的委员，怕误了限期，催令启程，那些帮丁就不问兑足不兑足，只管自己开船；这时的州县可就苦了，必须设法自运漕米，一路赶上去补足，称为“随帮交兑”。 幸而取得妥协，漕米兑竣，应该出给名为“通关”的收据，这时尖丁出面了，先议“私费”，就是他个人的“好处”；私费议妥，再议“通帮公费”，是全帮的好处。这些看米色所受的勒索，以及尖丁私费、通帮公费，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浮收来支付。 这以后，就该帮丁受勒索了。首先是“过淮”投文过堂，照例有各种陋规；一帮船总要花到五、六百两到一千两银子。这一关一过，沿路过闸过坝，处处要送红包，大概每一艘船要十几两银子。最后到了通州，花样更多，要投四个衙门的文，有人专门代办，每船十三两银子，十两铺排四个衙门，三两是代办者的酬劳。等漕米上岸入仓，伸手要钱的人数不清，总要花到三、五十两。所以帮丁勒索州县，无非悖入悖出。 帮丁的苦楚犹不止此，一路还要受人的欺侮；在运河里，遇到运铜运铅的船，以及木排，千万要当心，那是在运河里蛮不讲理出了名的，撞沉了漕船，他们可以逃散，帮丁则非倾家荡产来赔不可。因为如此，帮丁便格外团结，以求自保；“青帮”之起因如此，所以，他们的“海底”名为“通漕”——并不是世俗所称的“通草”。 一度行之有效，但以积习已深，惯于更张的南漕海运，终于咸丰元年旧事重提；这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人，第二个是地。 这个人是两江总督陆建瀛，湖北人，极能干，而且善于结交，所以公卿延誉，负一时物望。他颇有意步武陶澍，留一番政绩。陶澍改盐法，淮北行之大效，而淮南依旧，陆建瀛在淮南继陶未竟之功；漕运也是如此，他得到户部尚书孙瑞珍的支持，准备恢复海运。 适逢其会的是，运河出了问题，在徐州附近的丰县以北决口，“全河北趋，由沛县之华山、戚山分注微山、昭阳等湖，挟清水外泛，运河闸、坝、纤堤，均已漫淹”，朝廷一方面拨巨款抢救，一方面也加强了改用海运的决心。 海运之议，奉旨由两江总督陆建瀛、江苏巡抚杨文定、浙江巡抚常大淳，会同筹划。结果决定咸丰二年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四府一州的漕米，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但其间又有反复，未成定议。 就在这段期间中，椿寿由湖南布政使调浙江；当朝命初下时，黄宗汉是掌理一省司法的浙江按察使，通称“臬司”，等椿寿到任时，他已经调差了。第二年，洪军由广西而湖南；湖北吃紧，清文宗把善于捕盗的常大淳，调为湖北巡抚。浙江巡抚由藩司椿寿署理。 椿寿的运气太坏。这年的浙江，省城杭州及附近各州县，自五月以后，雨量稀少，旱荒已成；于是对他发生两大不利，第一是钱粮征收不起，第二是河浅不利于舟行，影响漕运。 江苏的海运，非常顺利，四府一州的漕粮，糙米三十二万多石，白米二万七千余石，于三月间出海北上，安然运到。而浙江的漕米，到九月间还未启运，这是前所未有现象。 在此以前，也就是浙江正闹旱灾的五月间，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各省巡抚有个小小的调整，云南巡抚张亮基调湖南，遗缺由甘肃布政使黄宗汉接充。他不愿意去云南，经过一番活动，很快地改调浙江。不过一年的功夫，重回杭州时，已非昔比。 |
| 虚阁网(Xuges.com) |
|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