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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一般的情况而言,开仓十日,所有的仓廒就都装满了,此时如不疏运上船,则后来的粮户,无仓可以贮米,势必停征。粮户也就要等待,一天两天还不要紧,老百姓无非发发牢骚而已,日子一久,废时失业,还要贴上盘缠,自然非吵不可,这叫做“闹漕”,是件极严重的事,地方官往往会得到极严厉的处分。倘或是个刮地皮的贪官,这一闹漕就不定就会激起民变,更是件可以送命的大祸。

  因此,钱谷师爷,便要指挥书办出来与“看米色”的旗丁讲斤头;倘或讲不下来,而督运的委员,怕误了限期,催令启程,那些帮丁就不问兑足不兑足,只管自己开船;这时的州县可就苦了,必须设法自运漕米,一路赶上去补足,称为“随帮交兑”。

  幸而取得妥协,漕米兑竣,应该出给名为“通关”的收据,这时尖丁出面了,先议“私费”,就是他个人的“好处”;私费议妥,再议“通帮公费”,是全帮的好处。这些看米色所受的勒索,以及尖丁私费、通帮公费,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浮收来支付。

  这以后,就该帮丁受勒索了。首先是“过淮”投文过堂,照例有各种陋规;一帮船总要花到五、六百两到一千两银子。这一关一过,沿路过闸过坝,处处要送红包,大概每一艘船要十几两银子。最后到了通州,花样更好,要投四个衙门的文,有人专门代办,每船十三两银子,十两铺排四个衙门,三两是代办者的酬劳。等漕米上岸入仓,伸手要钱的人数不清,总要花到三、五十两。所以帮丁勒索州县,无非悖入悖出。

  帮丁的苦楚犹不止此,一路还要受人的欺侮;在运河里,遇到运铜运铅的船,以及木排,千万要当心,那是在运河里蛮不讲理出了名的,撞沉了漕船,他们可以逃散,帮丁则非倾家荡产来赔不可。因为如此,帮丁便格外团结,以求自保;“青帮”之起因如此,所以,他们的“海底”名为“通漕”──并不是世俗所称的“通草”。

  一度行之有效,但以积习已深,惯于更张的南漕海运,终于咸丰元年旧事重提;这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人,第二个是地。

  这个人是两江总督陆建瀛,湖北人,极能干,而且善于结交,所以公卿延誉,负一时物望。他颇有意步武陶澍,留一番政绩。陶澍改盐法,淮北行之大效,而淮南依旧,陆建瀛在淮南继陶未竟之功;漕运也是如此,他得到户部尚书孙瑞珍的支持,准备恢复海运。

  适逢其会的是,运河出了问题,在徐州附近的丰县以北决口,“全河北趋,由沛县之华山、戚山分注微山、昭阳等湖,挟清水外泛,运河闸、坝、纤堤,均已漫淹”,朝廷一方面拨巨款抢救,一方面也加强了改用海运的决心。

  海运之议,奉旨由两江总督陆建瀛、江苏巡抚杨文定、浙江巡抚常大淳,会同筹划。结果决定咸丰二年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四府一州的漕米,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但其间又有反复,未成定议。

  就在这段期间中,椿寿由湖南布政使调浙江;当朝命初下时,黄宗汉是掌理一省司法的浙江按察使,通称“臬司”,等椿寿到任时,他已经调差了。第二年,洪军由广西而湖南;湖北吃紧,清文宗把善于捕盗的常大淳,调为湖北巡抚。浙江巡抚由藩司椿寿署理。

  椿寿的运气太坏。这年的浙江,省城杭州及附近各州县,自五月以后,雨量稀少,旱荒已成;于是对他发生两大不利,第一是钱粮征收不起,第二是河浅不利于舟行,影响漕运。

  江苏的海运,非常顺利,四府一州的漕粮,糙米三十二万多石,白米二万七千余石,于三月间出海北上,安然运到。而浙江的漕米,到九月间还未启运,这是前所未有现象。

  在此以前,也就是浙江正闹旱灾的五月间,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各省巡抚有个小小的调整,云南巡抚张亮基调湖南,遗缺由甘肃布政使黄宗汉接充。他不愿意去云南,经过一番活动,很快地改调浙江。不过一年的功夫,重回杭州时,已非昔比。

  署理巡抚椿寿交卸以后,仍旧干他的藩司。据说黄宗汉在第一天接见椿寿时,就作了个暗示,椿寿的“纱帽”在他手里,如果想保全,赶快送四万两银子的“红包”过去。黄宗汉敢于作此勒索,就因为椿寿在漕运上,已经迟延;如果上司肯替他说话。可以在天灾上找理由,有处分,亦属轻微。否则,耽延了“天庾正供”,将获严谴。

  椿寿没有理会他,于是黄宗汉想了个极狠毒的手法来“整”人。他认为本年漕粮,启运太迟,到达通州交仓,粮船不能依照限期“回空”;这样便要影响下一年的漕运。就在这个言之成理的说法上来整椿寿。

  心里已有成算,表面丝毫不露;把椿寿请到抚院来谈公事,问起漕运的情形。

  一提到这上面,椿寿自己先就紧张,“回大人的话,”他说,“今年浙江的漕运,无论如何要耽处分了!”

  “谁耽处分啊?”黄宗汉故意这样问。

  “自然是司里。”藩、臬两司向巡抚回话,照例自称“司里”。

  “这也不是耽处分的事。”黄宗汉用这句话先做一个伏笔,却又立即撇开不谈,“贵司倒先说说看,究竟因何迟误?”

  “自然是因为天旱水浅,河道干淤。已经奏报过的。”

  “天旱是五月以后的事。请问,照定例,本省漕船,每年甚么时候开,甚么时候‘过淮’,甚么时候‘回空’?”

  一连三问,把椿寿堵得哑口无言。照定例,江西和浙江的漕船,限在二月底以前尽数开行。年深日久,定例有变,但至迟亦不会过四月。现在秋风已起,漕船开行的还不过一半;这该怎么说呢?

  他迟迟不答,黄宗汉也不开口,是逼着他非说不可。椿寿无奈,只好这样答道:“大人也在浙江待过,漕帮的积弊,还有甚么不明白的?漕丁有种种花样,譬如说陈漕带私货啰──”

  椿寿的话未完,抚台便一个钉子碰了过来:“天下乌鸦一般黑,各省漕丁都是一样的。”

  “今年略微不同,因为奉旨筹议南漕海运,漕帮不免观望,这也是延误的原因之一。”

  “观望甚么?”黄宗汉大声问道,“议办海运是来年新漕之事,跟今年何干?”

  振振有词一问,椿寿语塞──既然来年有此改变之议,漕丁自不免有所瞻顾,以致鼓不起劲来;但身为藩司,署理抚院,这些地方正该督催,否则便是失职,所以椿寿无词可解。

  “现在怎么办呢?”黄宗汉又忧形于色地说,“事情总要办通才行啊!”

  “是,是!”椿寿赶紧答道,“司里尽力去催,总在这个把月里,一定可以全数启运。”

  “个把月?”黄宗汉皱着眉说,“说老实话,这上面我还不大弄得清楚。反正本年漕运,自前任常中丞调任以后,都由老兄一手经理。以后该如何办理,等我商量了再说。”

  他这段话有两层用意,第一是说目前还不甚了解漕运的情况,等了解了又当别论,留下翻覆的余地;第二是“一手经理”四个字,指明了全部责任。椿寿原是“上三旗”的公子哥儿,这几年在外面历练了一番。纨裤的积习,固已大减;而人心的险巇,却无深知,那里去理会得黄宗汉的深意?还只当抚台语气缓和,事无大碍,所以连声应诺,辞出抚院,赶紧召集手下,商议如何设法把未走的船,能够早日开行,只要一出浙江省境,责任就轻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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