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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怎么呢？”曹雪芹说，“就算漫天要价，也可以就地还钱，而且总也得有个说法。” 　　“自然有说法，据胡老实说：原主自以为这方红丝砚，底子跟‘田黄’一样，田黄是论金子算的，多少重就是多少两金子，他也得论金子算。” 　　“好家伙！那方红丝砚，怕不有几斤？” 　　“不多，四斤半，七十二两金子。” 　　“老太爷照给了？” 　　“明摆着是敲竹杠，也只好让他敲。”何谨说道：“为了镶红旗王子买这方红丝砚，还让人家敲了竹杠，这要说出去有多寒蠢！所以托名祖传。” 　　“是这么回事。”曹雪芹想了一下说，“当时的经过，太福晋当然知道？” 　　“大概知道。” 　　“如今她要这方红丝砚，我得给她送去，要问起当年的情形，我怕说不完全，最好你陪我一块儿去。”曹雪芹又问：“后来是不是因为那首诗的缘故，连带红丝砚也给冷落了？” 　　“可不是。人家已经在妒嫉镶红旗了，何能再拿镶红丝的砚石来炫耀？” 　　何谨的话在曹雪芹的心湖中，激起一阵又一阵的涟漪，自从抄家归旗以来，淡忘的辛酸，又让他感受到了。多少年来，他有个根深柢固的想法，家门不幸，是从祖父在扬州病故以后才开始的，在他生前都是好日子，甚至直到他咽气的那一刻，圣祖专差赏赐来自西洋的、治疟的特效药，亲笔标明服用的方法，以及比递送紧急军报还要严格的程限，祖父是死在应该一无所憾的浩荡皇恩之中；那知即令是全盛之时，也是充满着种种令人不安的疑惧。这样说起来，祖父可能没有一天过的是舒坦的日子。 　　对于他的从未见过的祖父，曹雪芹觉得从没有像此时这样感到亲切过，他忽然觉得心头发酸，眼眶发热，有生以来，第一次为他祖父垂泪。 　　“芹官，”何谨打开了尘封的记忆，亦颇为伤感，“天地无情，以万物为刍狗，一个人，不管你怎么样想把自己的命跟运抓在手里，可是办不到！富贵荣华，转眼成空；横逆之来，往往事先毫无征兆，到你发觉不大对劲，还来不及细想一想，变化已经来了。这两天，我看兆头又不妙了。” 　　“你是说王爷去世？” 　　“芹官，这件事你别小看了！”何谨很认真地说：“关系很重。” 　　听他这么说，曹雪芹就无以为答了。他想不出有没有平郡王福彭，会有甚么重大的关系；这几年平郡王已不大管事，曹頫与曹震的差使不坏，都是他们自己巴结，受内务府大臣的提拔，说起来他也出过一臂之力。既非由于平郡王的奥援，当然不会受平郡王去世的影响。 　　何谨从他的脸上看到他心里，便用略带开导的语气说：“人在大树下面，只觉得荫凉，不会想到是托大树的福。王爷这几年虽没有甚么照应，可是咱们也没有甚么不如意，这就是有王爷的影儿遮在前面；倘或有甚么风吹草动，总还可以请王爷出来挡一挡。以后呢，你看着吧！” 　　“怎么？”曹雪芹问：“只要自己多小心，不出错，也没有甚么可以担心的。” 　　“你能保得住不出错？而且，就算不出错，也不能包你无事。我看得多了，内务府的人，天生下贱，看不得人好；一看人好了，就会打主意。” 　　这话入耳心惊，但亦不免将信将疑，“真的是这样子吗？”他问。 　　“老太爷就是一个例子，他在世的时候，得罪过谁了；用了个岳母刺字的典故又算得了甚么？就有人打算扳倒他。喔，我又想起一个人，岳大将军，不也是同样的例子吗？” 　　何谨是指岳钟琪，曾有人说他是岳飞之后，亦是天生与清为敌的。这重公案出在雍正年间，曹雪芹当然很清楚。 　　事在雍正六年九月，代年羹尧而为川陕总督的岳钟琪，手握三省重兵，驻节西安，有一天有个名叫张熙的人，到总督衙门投书，岳钟琪拆开来一看，函中有函，称岳钟琪为“天吏元帅”！自称“南港无主游民夏靓”；函中列举雍正的过失九条：弒父、逼母、杀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用佞。又说，清朝是金人的后裔，而岳 钟琪是岳飞的后裔，与金世仇，如今手握重兵，身居要地，应该乘时起义，恢复明室，且为宋朝复仇。 　　岳钟琪大吃一惊。在此以前，成都已有谣言，说他要起兵造反，亦是拿为宋明复仇作为他要造反的理由；岳钟琪上疏自辩，虽蒙皇帝谅解，说这几年谗言岳钟琪的“谤书盈箧”，但他深信岳 钟琪忠贞不贰。并命四川巡抚严究谣言的来源。 　　但岳钟琪知道，雍正的疑心病极重，而且向来使用先奖许，后翻脸的手段，眼前的安抚，并不表示他真正的信任；现在又有这样一个人来投书，越发会加重雍正的怀疑。 　　因此，他对处理这件事，非常慎重，处处站稳地步，先把臬司硕色请来，说明经过，将硕色安置在一间密室中；而相连的另一间密室，则是他接见张熙之处，命坐赐茶，颇为礼遇，然后和颜悦色地问他夏靓是甚么人。 　　张熙只说是他的“老师”。再问他以及他的老师的住址，张熙便不肯说了，只说“老师”只命他来投书，他非所知；至于他本人，连年飘泊，并无一定的住址。 　　其时陕西巡抚西琳，得信赶到了，此人是个草包，贸贸然闯入密室，大声喝问；问不出实话，一怒之下，叫仆役动手“掌嘴”。岳钟琪虽是总督，但汉人遇到跋扈的旗人，即令是属下，也只能容忍。好在他的目的只求表明心迹，便任凭西琳去处置。 　　倒是硕色头脑比较清楚，急忙出面阻止，悄悄劝告西琳，此人有备而来，莫说“掌嘴”，便行杖，亦未见得能有实供。虽说“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但如本所无供，熬刑不过，胡说一通亦是常有之事。那时他的话无从判断真假，如何覆奏？ 　　岳钟琪亦认为这样的大案，如果不能以实情覆奏，不但是他本人，巡抚与臬司亦脱不得干系。因而建议，仍旧由他来处理，只请西琳与硕色从旁监视好了。 　　于是岳钟琪好言相慰，推食解衣之余，提议与他一起在神案前焚香设誓，这样才把张熙的实话骗了出来。 　　原来所谓“南海无主游民夏靓”本名曾静，字蒲潭，湖南郴州永兴人，在安仁县设馆教书，由于偶然的机缘在郴州得读浙江遗民吕留良评选的诗文，内有严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等论说，曾静大为倾倒，特遣他的学生张熙专程到浙江石门县吕家，访求吕留良的遗书。 　　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送了他一部《吕子文集》，其中多慷慨不平之鸣，曾静大受影响，反清复明的念头，油然而生；而且进一步与吕留良的弟子结成至契，谈剑论兵，大义凛然。 　　其时雍正杀年羹尧，杀允禩、允禟；王府属下，多充军到滇桂边瘴之地，而入西南必经湖南，沿途宣扬雍正的种种恶德，使曾静越发觉得这样的无道暴君，应该推倒，于是想到岳 钟琪，因而特派张熙到西安来投书。 　　内幕既明，岳钟琪一面敷衍张熙，一面飞递密折，雍正派刑部侍郎杭奕禄、正白旗前都统海兰，驰驿到湖南，会同巡抚王国栋，拘提曾静，连同张熙一并解到京里。当然，吕家亦是大祸临头，吕留良的子孙门生，都是浙江巡抚李卫奉旨抄家搜捕，鎯铛入狱。 　　曾静到京后，雍正命六部九卿，反复审问。雍正还有个破天荒的举动是，以皇帝之尊，与自称“弥天重犯”的曾静辩驳，朱笔亲书《问讯曾静口供》，先是十三条，随后又加二十四条，曾静一一服辩；不但如此，雍正还特地检出岳 钟琪的奏折及他的朱批十来件，交曾静阅看，表示他们“君臣一德”，绝无如曾静所想象的，岳钟琪因为是岳飞之后，可能会起兵为宋明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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