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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是那个冯班?”宝亲王打断他的话问:“是冯定远吗?”

  正是冯定远;他是江苏常熟人,以布衣而名动公卿,诗学中唐,工夫极深;又精于书法,四体皆擅,但不轻为富贵人家落笔,是康熙年间真正的名士。

  “是!”方观承答说:“冯定远有两个儿子,观承认识的是老二冯行贞,好射箭,连发两矢,能以后矢追前矢;他有样独创的暗器,拿鸡子敲一个洞,挖去黄白灌上石灰。独行遇盗,到危急时,用这项暗器取对方的眼睛,百发百中;山东响马一听是冯二爷来了,无不退避三舍。或者说是冯二爷的朋友,只要信而有征,亦可幸免。”

  “怎么叫信而有征?是不是以他的那样暗器为信物。”

  “王爷一猜就着。”方观承笑道:“正是这样东西。”

  “看起来你就有这一道护身符。”

  “是!”方观承笑着承认。

  “此人住那儿?”

  “侨居苏州娄门外。已经下世了。”

  宝亲王顿时便有怅惘之色,“可惜!”他问:“可有传人?”

  “有个门生叫陶元淳;学冯行贞的枪法很精。”方观承又说:“观承也只是听说,没有见过此人。”

  宝亲王点点头,很严肃地说:“以后请你多留意,四方多故。有这些好身手的人,应该出来为国立功、为民除害。如果你发现了,请你告诉我。”

  “是!观承如果确有所知,自当举荐。”

  ***

  宝亲王或许会奉派为大将军的推测,已成过去。皇帝对讨准噶尔这场大征伐,师久无功,愤无所泄,倒霉了纪成斌,诏斩于军前;岳钟琪拘禁于兵部,尚未定罪,生死未卜。不过,眼前办军机的平郡王与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私下已商量好了,暂时拖延在那里,等前方局势好转;皇帝对岳钟琪的成见稍为消减时,再拟罪上奏,才能使他免于一死。

  至于整个战局,是增兵添将,非让噶尔丹策寒屈服不可呢,还是设法收束,皇帝一直委决不下。张廷玉跟平郡王,为此也商量过好几次,认为以收束为宜;但如何收束,却拿不出办法来,只有等鄂尔泰回京再说。

  但是,鄂尔泰的态度又如何呢?虽然平郡王与张廷玉之被信任,毫不逊于鄂尔泰,甚至张廷玉在皇帝心目中的份量,还比他重些;但对于用兵,鄂尔泰的主张一定占上风。他如主战,皇帝一定听从,那时再提出收束的建议,便一无用处了。

  平郡王虽然年轻,但已有老成谋国之风,经常找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彭维新来问,听到军费支出浩繁的数目,不自觉地忧形于色。因此,当鄂尔泰抵京日近一日,不过还有两天的途程时,他终于忍不住将他的忧虑,率直地诉之于张廷玉。

  “衡翁,”张廷玉字衡臣;以王公的身份,本来可以直呼满汉大臣的名号,但平郡王一向谦和,所以用此客气的称呼,他开门见山地说:“鄂毅庵一到家就面圣,倘或主张与咱们不同,以后的事情就难办了。我想,咱们得先跟他通个信,把咱们的意思告诉他。”

  “王爷此言差矣,鄂毅庵自军前回京,深思熟虑,必有卓见,咱们应该先听听他的意思才是。”

  平郡王立即省悟,张廷玉与鄂尔泰暗中较劲,都想在皇帝面前占上风;因此,都想先知彼,而己则不为彼所知,张廷玉的话,听起来很冠冕;也像是很尊重鄂尔泰,其实不过深藏不露而已。

  但话却不能说他没有道理,和战之计,自然以鄂尔泰为主;那就先要了解他的想法,看看彼此是否相合,然后再定赞助或者反对的办法。把自己的意思先告诉了鄂尔泰,未见得能改变他的原意——如果鄂尔泰主战;相反地倒使得他先有了准备,越发不易进言。

  “衡翁看事比我透澈。”平郡王问道:“是用甚么法子去探他的口气呢?”

  “探亦无用!军国大计,若非先面奏皇上,就告诉了不相干的人,倘或因此泄漏机密,谁也担当不起。鄂毅庵岂能如此不识轻重?”

  一听这话,郡王不免自惭,居官极浅近的道理,竟会想不到,是太说不过去了。

  张廷玉从他微显懊丧的脸色中,发觉自己的话说得过分率直,怕平郡王因此见怪,所以心里亦觉不安,急忙想话来转圜。

  “不过,”他说:“王爷下这‘探’之一字,倒是意味深长。不能探出他的口气;可以探出他的态度。”

  “是的。”平郡王想了一下说:“这倒要一个善能察言观色的人,随机应变,应该能够探出他的态度,无奈,要找这样一个人不容易。”

  张廷玉点点头,不作声,但看得出来他是认真在考虑此事。平郡王心里也在想;想到的是,鄂尔泰的长子,新科进士点了庶吉士,而又奉旨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与方观承共事的鄂容安。

  “我想找鄂容安来谈谈;也许鄂毅庵在家信中有所透露。”

  “这倒也是一法。不过,不必王爷找他;托方问亭去探他的口气,岂不更易得真相。”

  于是命苏拉将方观承请了来,当面交代;方观承唯唯称是。到晚来复命,竟说是根本未与鄂容安谈这件事;而且也不必谈。

  平郡王颇为诧异,也有些不悦,脱口问道:“这是怎么说?”

  “张中堂的居心是很明白的;鄂中堂的想法也是可想而知的。既已了了,何必再谈?”方观承答说:“这一阵子我天天看用兵准噶尔的档案,前因后果,大致都很清楚了。”

  这可是平郡王很爱听的一句话。四年前征讨准噶尔时,他还不曾受皇帝的赏识,很少奉派差使,更未与闻朝廷大政;当时的风气是,谨言慎行,少发议论,事不关己,不必打听,因此对这一次大征伐的命将出师,一直不甚了了。如今身任军机,有时因为不明始末,无从表示意见,自觉有愧职守;所以听说方观承已了解前因后果,当然乐于细听。

  “雍正七年正月里,皇上在圆明园召集御前会议,商量讨伐准噶尔酋长噶尔丹策零;第一个陈奏的是朱中堂——”

  “朱中堂”是指文华殿大学士朱轼,他认为时机未至,以暂缓为宜。但张廷玉主战,而且举荐开国勋臣直义公费英东的曾孙,袭爵的傅尔丹为统帅。皇帝原来就有耀武扬威之意,听得张廷玉力赞,就此定议,反对的人亦就不便发言了。

  那知事后有个人大不以为然,犯颜直谏;此人名叫达福,是康熙初年四顾命大臣之一,鳌拜的孙子。鳌拜因为专擅跋扈,为圣祖所诛;晚年追念鳌拜的战功,赏封一等“阿思哈尼哈番”——等于一等男爵;由达福承袭。雍正五年,皇帝因为鳌拜在入关时建功特多,恢复他原来的爵位,达福亦就由一等男变为一等公。

  一方面是感恩图报;一方面是想雪祖父之耻,所以达福明知忠言逆耳,却仍旧要说,他说:准噶尔酋长噶尔丹策零,虽然新立,但他的父亲策妄阿喇布坦的一班“老臣”还在;而且策零颇为狡黠,不是好相与的人。朝廷劳师远征,几千里外运粮草到大漠以北、阿尔泰山下的准噶尔盆地,去攻强敌,不知胜算何在?

  而且,“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就算立刻开始准备,至快也要到夏天才能出兵;暑天行军,用兵大忌,更未见其可。

  其时张廷玉亦在御前,这时插了句嘴:“六月兴师,载诸小雅;达公大概不知道吧?”这是藐视达福,说他没有读过诗经。达福更加不服,反唇相讥,说张廷玉是书生在纸上谈兵。由此发生激辩,达福声色俱厉;皇帝大为反感,说了一句话,竟使得达福无法再说下去了。

  “我派你当傅尔丹的副手;你去不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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