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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五

　　这个意外的变化，为汪精卫带来了极大的难题；他跟陈璧君、曾仲鸣关起门来反复商量，终于决定冒险也得走！因为事机非常紧迫了，如果他打电话给彭学沛预留机位一事；或者陈公博如约径飞昆明；或者日本方面有何配合的行动，在在可使密谋败露。再一次失信于东京，整个计划也就完蛋了。

　　于是，他以第二天成都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要作演讲为借口，在班机起飞之前三分钟，到达机场，除了汪精卫，只有陈璧君与曾仲鸣；行李亦很简单。汽车直接开到机舱门口，昂然登机——当时为防敌机袭击，政府所预定的客位，是何人使用，照例保密，连航空公司都不知道，派在机场的保密人员，一看是汪精卫，自然也不敢阻止。就这样轻易地飞到了昆明。

　　哪知到了昆明，一下飞机，便知不妙。原来当陈璧君决定接受日本的意愿以后，便只身飞往昆明去活动；由于昆明与法属安南接界，所以云南的法国留学生很多。而云南的主政者，不论是谁，在国际关系上，几乎毫无例外地，倾向法国。这样，龙云以次的云南有力分子，在政治路线上接近曾久居法国的汪精卫，是毫不足奇的事。

　　活动的结果，十分顺利；汪精卫两次的行期，都曾预先通知龙云。只要他一到昆明，龙云立即发表“反蒋拥汪”的通电；而且估计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亦极可能响应。但就在第一次没有走成，到第二次终于走成的十天之间，龙云经过仔细算计，认为追随汪精卫行动，是件“前程有限，后患无穷”的傻事。尤其是日本的“兴亚院”于十二月十六日正式成立，充分显示了日本军阀以殖民地看待沦陷区；倘或日本真的想求和，根本不必有此一举。

　　龙云的变卦，当然不必预先告知汪精卫；同时，汪精卫的自重庆脱出的时机，以蒋委员长何时出巡而定，既然西安之行，延期两天，在龙云看，汪精卫就绝不敢悄然潜行，所以根本未到机场去迎接。

　　这一来使得陈璧君大为紧张！以汪精卫的地位以达昆明，竟冷冷清清地没有地方要员去接机；再迟钝的人也会在心里浮起一个问号，这是怎么回事？

　　幸而云南省政府经常派得有交际人员，在机场送往迎来；一见这位不速之客，上前致礼，一面打电话报告龙云；一面派一辆汽车将汪精卫一行三人，接到宾馆。刚刚坐定，龙云派了代表来了。

　　代表是龙云同父异母的弟弟卢汉。首先为龙云致歉，说是因为抱病，未能到机场迎接；然后代达了龙云的意思；汪精卫最好赶紧回重庆！

　　汪精卫夫妇一愣；然后表示，希望跟龙云见一次面。卢汉以医生叮嘱，必须绝对静养作为托词，婉言谢绝了汪精卫的要求。同时暗示，对于汪精卫一行的安全，恐怕很难负责。

　　这一来，汪精卫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最使人担心的是，陈公博竟然未到。不过，汪精卫夫妇深知龙云还不致于出卖他们；只是昆明为当时唯一的“国门”，中央情报人员在昆明的很多，时间稍久，纸包不住火，等军统或者中统的人一登门拜访，事情就糟不可言了。

　　因此，汪精卫作了一个决定，尽快离开昆明；目的地当然是河内。好在用曾仲鸣的名义，有六笔款子存在法国银行；到得河内，即或一时跟日本方面接不上头，潜隐个一年半载，生活亦不成问题。

　　于是十二月十九晚上，汪精卫夫妇及曾仲鸣，悄然踏上滇越路的火车；当然，这是获得龙云暗中协助的。第二天，蒋委员长专机飞西安；陈公博先因气候不好，未能成行，这天也赶到了昆明，但已失去了最后挽留汪精卫的机会。

　　也就是这一天，重庆才渐渐传出消息，说汪精卫夫妇已秘密离开重庆，行踪不明；汪系的政要，奔走相告，黯然失色，但连最接近汪精卫的甘乃光都莫测高深，推测是为了共产党问题，跟蒋委员长发生意见上的冲突。

　　交通部次长彭学沛，当然知道汪精卫是去了昆明，但目的何在；今后动向如何，他亦莫名其妙。

　　再下一天，十二月二十一日，美专校街十七号汪公馆常客中，关系尤其密切的少数人，终于获得了比较确实的消息；汪精卫的侄子汪彦慈，分别用电话把他们约了去，说汪精卫是在昆明；汪公馆的人都走了，他第二天将接踵而去。至于汪精卫出走的原因，他的看法跟甘乃光一样。此外重庆行营秘书罗君强，更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蒋先生最近要写一起有关国民党根本理论的文章，主张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请汪先生执笔。汪先生不肯，这就是两人意见参商的一例。”事实上这是罗君强造谣放烟幕；他当然知道汪精卫的出走，并非由于反共。

　　平时第三次近卫声明，已配合汪精卫的行踪，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发表，但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声明与汪精卫有甚么关系。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报纸终于发布了消息，说汪精卫旅行昆明，旧疾复发，已赴河内就医，一时不能回渝。这一下，整个重庆便都在谈论汪精卫了。

　　彼此传闻印证，有几件小事可以确定汪精卫的出走，是早有预谋的，一件是十二月初，汪公馆就将用了好多年，由南京跟到汉口，再跟到重庆的女佣遣散了；一件是汪精卫的若干政治路线不同，但常有来往的熟人，在这一个多月中，曾经在个别不同的时机下，很自然地收到了汪精卫亲笔签名的大照片；再有一件更耐人寻味：十二月十二，重庆行营举行纪念周，由林主席亲自主持，才到重庆只有四天的蒋委员长发表演讲，异常诚恳动人，以致当场有人痛哭失声。及至快散会时，汪精卫亦赶来听讲，穿一套簇新的藏青哔叽中山装；汪精卫只着西装或长袍，从未穿过中山装，所以他这天的一身打扮，使人留下一个极深刻的印象；也许这就是他的目的。

　　当然，蒋委员长已知道汪精卫在干甚么。他在十二月二十一于陕西武功旅次，接到龙云报告汪精卫行踪的密电，随即折返重庆，决定给汪精卫一个悬崖勒马的机会，所以不说破真相；不过在十二月二十五西安事变脱险纪念日，蒋委员长设宴招待中央委员，即席作了一篇极精采的演说。

　　蒋委员长说：宋明亡国，亡的不过是朝代，并非民族。元朝、清朝以非汉族人主中华，最后为汉族所同化。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战胜敌人最有力的精神武器。

　　宋、明两朝的军事和经济力量，都足以抵抗外患而有余，但到头来还是亡国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少数当国人物的精神上，深受外寇的威胁，以致虽有兵而不能用，虽有抵抗的潜力而不能发挥。这些历史上的教训，在此时此地，尤当记取。

　　现在的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并无朝代之可亡。我们的精神如果能够不受敌人威胁，就一定可以发挥潜在而深厚的人力物力，支持长期抗战，求得最后胜利。

　　显然的，这番话是针对汪精卫而发。在座的人，对“现在的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并无朝代之可亡”这句话，感受特别深切；因为屈服于日本，并不是改朝换代，在历史上只是一时的兴废。日本是真正的异族，而且在文化程度上，又非“五胡”可比；亡于日本，不能希冀日本亦会汉化；那就真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了。

　　此外听到蒋委员长这番演讲的人，也都还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他只是指出汪精卫的思想错误，替他可惜而并无责备之意；当然是希望他能迷途知返。但舆论却不似蒋委员长那样宽宏，批评一天比一天严厉， 《新华日报》尤其尖锐，共产党的同路人也大为愤怒，有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人民阵线”开会声讨，有人报告，说汪精卫已到了上海，日本军队以一百零八响礼炮欢迎。这自是马路传闻，但离事情实质却是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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