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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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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三个“警卫师”，第一师留守南京；二三两师，亦是分防各处，待遇微薄，开小差的很多。陈公博经过多次“参谋会议”以后，决定暂时北以陇海路为限；南以钱塘江为限，在这个区域内部署防共的军事措施。首先将江苏、浙江、苏北诸地区的“地方长官”一律换作军人，江苏是任援道，浙江是项致庄，苏北是孙良诚。 就在命令发表的那天，陈公博在南京召集了一个“高级将领会议”，陈公博在报告了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以后，慷慨陈词：“日本不和中共妥协，我们也剿共；日本和中共妥协，我们也剿共。我是不惜因为剿共问题和日本翻脸的！” 接着，陈公博提出了部署的计划：第一、孙良诚在河南的部队，带致苏北；第二、项致庄在苏北所训练的三个师，调浙江，因为浙江只有“第一方面军”所派的一个师；第三、集中“第一方面军”防守京沪线；第四、上海由周佛海的“税警团”和“保安队”负责；第五、将三个“警卫师”集中南京，由陈公博亲自指挥，清剿茅山的共军和土匪，打破中共的“三山一湖”计划，同时防备共军渡江。 在汪政府中人看，小矶内阁出现，阻遏了少壮军人左倾现象，是件可喜的事；但特派参谋次长柴山到南京，带来东京直接向重庆谋和的五条件，则不免有秋扇捐弃的悲哀。陈公博的下意识中也有这样的情绪；但为理智所掩遮了。因此，当讨论继承“国府主席”人选时，虽然他被认作“责无旁贷”，但却一直说是“佛海比我适当”。因为他有个想法，如果东京跟重庆谈判成功，南京的“国民政府”不如自己先解散；果真到了有此需要的这一天，论公，以非“主席”的地位作此提议，比以“主席”的身分作此宣布在措词上比较可以畅所欲言，易于邀得同情；谈私，不是“主席”对解散的悲哀，可能会轻得多。 这种微妙曲折而复杂的心情，是没有人能够体会的；因此，终于一致压力，于汪精卫下葬梅花山的前三天，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就任“国府主席”，而且只是“代理”；跟汪精卫初期“代理”的意义一样，表示等待真正的国民政府主席还都，国家复归统一。 因此，他在接事当天就发了一个声明说：“南京国民政府自还都以来，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 ＊＊＊ 一切的发展，都指向一个再麻木不仁的人也能觉察到的趋势：快天亮了！ 天亮了另是一番局面，对于守着漫漫长夜的人，自然大感鼓舞：但在黑暗中活跃过的人，却大起恐慌。有些人早就在寻庇护之路了；而有些人自觉无路可走，不如听天由命，因此发展此一种世纪末的颓废的倾向。加以物价暴涨、币值暴跌，一日数变；因而普遍流行着一个观念：钱，越早用出去越便宜。这样，原本纸醉金迷的上海，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极高度畸形繁荣；但不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在朱门之中，亦有禁不住这畸形繁荣的冲击，终于倒了下去的——赫赫有名的“耿秘书”就是如此。 耿绩之看不清那种畸形繁荣，只是一种人心虚脱而造成的幻象，更不明白“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的道理，只觉得“素富贵行乎富贵”，要不改常度才够味道。所以虽已外强中干，仍然照畸形繁荣的水准，在劳尔东路一号设立了一个私人俱乐部，酒食肴馔，无一不精；服务供应，无所不有，而只要是他的朋友，能够踏得进去，一切免费。 最大的一个漏洞是，他做包赔不赚的头家。每晚有四五桌麻将，以黄金计算，八圈的输赢，最少也得两根条子；多则没有限制，有人四圈不开和，输了六百两金子。 赌局终了，账房照筹码记账，赢家第二天上午取现；输家如果不见人面，由他代赔。于是，耿家在松江的附郭良田；在上海的整条弄堂，就这样逐次出手了。 到汪政府收回租界，法租界改为上海市第八区。陈公博很想利用他在旧法租界的关系，派他当区长，结果只当了一名处长，因为有人中伤，说他原就抽头聚赌，一当区长就更方便了。 这对耿绩之的打击很大，因为当时有一副谐联，为人传诵：“陈公博兼选特简荐委，五官俱备；汪精卫有苏浙皖鄂粤，一省不全。”所谓五官指五官等，陈公博的“立法院长”的选任；“军委会政治部长”是特任；“上海市长”为简任；而“区长”则在荐委之间。读了这副对联，接下来往往批评陈公博，不该再兼“第八区区长”，忒嫌揽权。如果有人为陈公博辩护，说法租界情况复杂，没有人拿得下来；熟于法租界一切的人就会反驳：从前历任上海市长，都靠耿绩之跟法租界打交道；莫非如今法租界收回来了，耿绩之对法租界的复杂情况，反而吃不开，拿不下？决无此事！为甚么不叫耿绩之当区长？ 话说到此，无辞以对；那就只有一个结论；耿绩之不是在法租界吃不开；是在陈公博、周佛海面前吃不开。这一来，最直接的影响是，耿绩之在经济调度上，大感困难：新债借不动，旧债又来逼，双重夹攻，很难招架了。 于是耿绩之不能不另外“动脑筋”。这当然动做生意的脑筋；而以他的个性，生意不做则已，做就要做大生意。便有他的一个帮闲朋友替他出了个主意。 此人叫白乾靖，有两个外号都是由他的名字上谐音而来的。他能言善道，足智多谋，但奇懒无比，坐而言不肯起而行，因此为人唤做“不前进”。 还有个外号就更不高明了，做事拖泥带水不干脆；银钱出入，更是不清不楚，所以又叫“不干净”。他跟耿绩之说：“民以食为天，当今凡与民生有关的，都是大生意；‘私盐越禁越好卖’，所以凡是统制的东西，最容易赚钱。耿先生，你跟‘三老’都是老朋友；找袁复老在‘米粮统制’上动个脑筋，比甚么都好！” 耿绩之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决定去找“袁复老”——小报上称之为“上海三老”之一的袁复登。 ▼第五章 春申三老 （闻兰亭、袁复登、林康侯的故事。） 上海的闻人，最有名的自是数“三大亨”；商界则公认“阿德哥”虞洽卿为继朱葆山以后的领袖；其次是“多子大王”王晓籁。这些人走的走，死的死；而上海社会不能没有闻人，犹如内地不能没有绅士一样。于是“三老”应运而生。 这“三老”的事业不大；家境不裕，但多年来以热心正直，赢得亲友及同业的尊敬。此时自然而然地扩大了影响，因友结友，辗转邀请，先是社团都要他挂个名义；继而公司银行请他当名义上的董事长，至于排解纠纷、发起公益，以及喜事证婚、丧事点主，不仅无日无之，而且日必数起。有人说笑话：“当袁复登的汽车司机，是要出顶费的。”因为每处饭局，司机都可以领饭钱；三老的司机，饭钱格外从丰。一天十来个饭局，收入着实可观。 三老之首叫闻兰亭，他是常州人；早年从家乡到上海来学生意，进的是纱布这一行。到民国初年，已经崭露头角。民国十年前后上海盛行交易所，各式各样的名堂，如雨后春笋，成长极快；其中以“阿德哥”主持的“华商证券物品交易所”为最具规模；闻兰亭就是那里的常务理事。同时，他自己主持一家“华商纱布交易所”——交易所的投机风气很盛；那时革命事业，正值低潮，为了筹措经费，陈果夫、孙鹤皋都在证券物品交易所领照当过经纪人；为革命而从商，所得自虞洽卿帮助很大，而闻兰亭间接也是有贡献的。 第二老便是袁复登，他是宁波一所教会学校的学生；毕业时恰好上海圣约翰大学开办，顺理成章地升了学，成为圣约翰的第一届毕业生。 袁复登生得一貌堂堂，性情谦和厚道，所以人缘极好；加以一口纯正的英语，在当时商场中，无人可及，因此，他不但所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宁绍保险公司，牌子极其响亮；而且商而优则仕，先后被选任为公共租界的华董，以及作为上海租界中民意机关的纳税华人会的理事。一生乐育英才；“学生子”很多，遍布于各行各业，在三老中的交游最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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