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墨春秋(135)_高阳

一三五

　　就为了这个原因，美英新约，不能不延期签订。日本人在国际事务上向来小器，因而政府及军部中，有些有发言权人，真如中国俗语所说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美、英不会那么大方，延期签订可能永不签订，不妨观望一下，不必亟亟乎让汪政府决定参战日期，换句话说，御前会议中所通过的调整“日华”关系案亦可展缓实施。

　　当然，汪政府对此是不肯放松的，一再交涉，终于决定汪政府在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十五日正式公告参战。那知突然传来，美国战时国会，新年假期缩短，而且美国政府已将中美平等新约草案咨送国会，定期一月八日审议。

　　于是，日本政府特派专使飞到南京，安排抢先一步表示“日本对华友谊”，汪政府在一月九日布告对英美宣战，日本则与汪政府发表共同声明，由日本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但是九龙却仍旧在日本所派的香港总督管辖之下，条件并不比美、英来得好。

　　这在汪政府与日本，自然都认为是件必须大加宣传的事；由于这也正是强化汪政权，争取民心的好机会，所以周佛海关照金雄白，协助“上海市长”陈公博，大规模办一场庆祝收回租界的民众大会，希望金雄白亲自担任主席。

　　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但金雄白的心理很矛盾，他对收回租界有两种不同的想法，就国家主权来说，这自然是一个百年来的污点，一旦洗刷，值得快慰；但在中国动乱时期中，租界不仅保全了无数仁人志士与善良内地百姓的生命，也保全了东南膏腴之地，多少年积聚的财富，租界收回以后，将失去这一项人为的保障，得失亦正所难言。因此，他的讲词，始终不知如何措词。

　　但在筹备工作上，他做得很象样，每一个细节都曾用过心思，开会地点是借造了才六七年的戈登路的美琪大戏院；主调演说者请的是：为陈彬龢所激，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襟怀而“落水”的新任司法行政部长张一鹏，就治外法权问题作一个分析。

　　张一鹏的性情不似苏州人，到司法行政部接事后，第一件事就是雷厉风行整顿的司法界，将贪污的法官置之于法，毫不容情；其次是对日本的无理要求，断然拒绝，有一次上海北四川路的日本宪兵队长去看他，为他的一个在镇江犯罪被捕的“过房囡”说情；张一鹏厉声问道：“你是不是要干涉我们的司法？”他是前清留学日本学法政的，所说的日本话，用的是法官训斥被告的语气；搞得那个日宪狼狈而遁。因此，张一鹏的部长做了还只两三个月，却博得了极高的声望；这天由于有他演讲，号召了不少人，场面相当热闹。

　　演讲的主题既是治外法权，少不得先要谈一谈由鸦片战争带来的不平等条约；但他对英国人的批评不多，弦外之音往往针对着日本，表示不满；结论中说：“希望租界收回以后，不要变成举国再无一片干净土。”意思是以前的租界之外，皆非干净土，而以前的租界为日本人势力所不到；换句话说：有日本人势力的地方，都不会是干净土。涵义虽很曲折，毕竟也有精通中文的日本人能听得出来；因此，在华的日本军人中，渐渐流行一种说法：“重庆是武装抗日：南京是和平抗日。”

　　这多少是事实。来自重庆的地下工作人员，由于租界已不存在，丧失了一个有利的工作环境；使得周佛海的负担又加重了。为此，找了金雄白去商量，希望能找到一笔秘密的财源，接济蒋伯诚、吴绍澍手下的那一班人。

　　“我想到一个办法，”周佛海说：“盛老三的盐公司，很可以插一脚；由你以银行投资为名来出面。你看如何？”

　　这是不容金雄白推辞的一件；因为盛老三之与周佛海化敌为友，就出于金雄白所斡旋，这盛老三是盛宣怀的侄子；盛家这一代大排行，名字中都有一个颐字；盛老三叫盛文颐，北洋政府时期，做过津浦铁路局长。北伐成功以后，一直赋闲；他没有甚么钱，鸦片瘾又大，所以日子过得艰难异常。到得上海沦陷，时来运转；一下子成了上海的大富翁。不过他的钱，每一文都是染了不长进的人的膏血的。

　　原来盛文颐在津浦铁路局长任内，就有汉奸的嫌疑；日本军队要运兵运军火，他非常卖力，因而跟当时日本的驻华武官，现在的侵华大将，如松井、石根等等，颇有交情。以此渊源，取得了一项专卖事业，正就是他“一日不可无”的鸦片。

　　那时的“云土”、“川土”自然不能运来了，不过日本人毒化中国，早有计划，在东北、古北口，以及安徽亳县一带适宜种罂粟的地方，大量种植；南运交给盛文颐专卖，组织了一个公司，名为“宏济善堂”，分堂遍布东南，非以前的维新政府及继承的汪政府所能过问。

　　盛文颐发了大财，在法租界金神父路的住宅，占地十余亩之多；警卫是两名日本宪兵，由于东京位居要津的陆海军官员，以及与军部有密切关切的政党要人，两院议员，按月都有固定的津贴；所以盛文颐的气焰，不可一世，汪政府的要员，谁也不在他眼中。

　　盛文颐还有个主要助手，也可以说是幕后牵线人，名叫里见甫，是“黑龙会”出身的大浪人，他跟驻华日本陆海军的各部分，都保持着极密切的关系；也正就是青木一男所指责的“囊括主义”的执行者。通过他的关系，盛文颐将食盐的专卖权也弄到手了。

　　沦陷区的盐业，本由一个“通源公司”所经营；为盛文颐夺去以后，改名“裕华盐公司”。这一来，便跟汪政府的财政部，发生了短兵相接的冲突，盐课一向是中国政府税入的大源；盐商只要有一张“盐引”在手，获得行销某地的特权，几世衣食无忧。但销售食盐既关税课，亦关民生，所以关于运输管理，征税定价，财政部有一整套法规，且特设“盐务署”专司盐政。而盛文颐一方面为日本人搜括；一方面又为自己谋取暴利，自是不关小民死活，一次一次要求涨价；周佛海总是批驳不准。可是，由里见甫打个电话，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立刻就会行文财政部，代裕华提出要求，使得周佛海不能不准。真所谓“敬酒不吃吃罚酒”，财政部威信扫地；周佛海狼狈不堪。

　　话虽如此，周佛海宁愿自找麻烦，不愿对裕华放松；反正彼此做对做定了，只要裕华有所请求，不是驳，便的拖。这样水火不容搞了很长的一段时期；彼此都觉得很乏味；巧的是彼此都希望金雄白出来调停。

　　金雄白不认识盛文颐，是他的一个在裕华担任高级职员的朋友来邀约的；在与盛文颐见面时，金雄白很坦率地表达了周佛海的意思，希望盛文颐顾到大家都是中国人的立场，有事直接商量，不必假借外力。

　　盛文颐领教过了“不怕官，只怕管”的滋味，自然乐得接受周佛海的要求，几度长谈，取得协议，以后裕华有事向财政部呈请，由盛文颐、金雄白先跟“财政部盐务署长”阮毓祺交换意见，商定办法，再上呈文。财政部一定尽快批准。所谓“交换意见”就是“讲斤头”：所谓“商定办法”就是敷衍面子。譬如裕华要求涨价一元；财政部只准三毛；裕华二次呈请，折衷准涨半元，老百姓就会觉得财政部是在替他们争利益，总算吃到了便宜盐。这样岂不是皆大欢喜？在达成这个协议的同时，也谈到了彼此合作的计划。盛文颐希望扩大经营，包办整个沦陷区内，盐产的行销。

　　这件事在周佛海考虑以后，有所决定了；除了淮北地区的盐产，已由日本成立“国策机构”的“华中盐业公司”专营以外，在江浙两省，还有淮南、松江、余姚三个大盐场，让盛文颐出面，另组公司；独家收购运销这三场的盐。

　　“新公司的资本各半；我们这面一半，希望你利用你的银行去想办法。盈余专门立个户头存起来；取之于海上，用之于地下。”

　　由此而始，盛文颐跟金雄白便常有往来，不过，他年迈体衰，若非必要，从不出门；一天至少有二十个钟头是在床上，不是睡觉，便是抽鸦片，所以总是派人将金雄白请了去，请他躺在烟榻对面，一面烧烟，一面谈话。

　　有一天是例外，盛文颐突然来看金雄白，由他的儿子及一名听差，双双扶掖，下汽车走到厅上，已经在气喘了。

　　“雄白兄，”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听说佛海先生病了？是不是？”

　　“是的。”金雄白答说：“发高烧，来势好像不轻。”

　　盛文颐一楞，然后自语似地说：“这样，我倒似乎不便讲了；讲了，只怕会给佛海先生添病。”

　　金雄白心中一跳；听他这么说，料知不是好事，便即答说：“盛先生不妨先跟我说一说；如何？”

　　“好！”盛文颐问道：“有个日本人叫做辻政信，你知道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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