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墨春秋(134)_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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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四

这个想法，使得他很兴奋；同时对如何达成这个目标的技术方面，也有了个初步概念，要做一个现代的包龙图；找个最难治理的地方，搞得它弊绝风清，自会造成绝大的声望。　　＊＊＊　　罗君强的想法，渐渐成型了。最难治理的地方，莫如上海；不搞则已，要搞就在上海搞。　　“上海市长”陈公博，下辖七个区；自法租界收回，改设第八区，区长便等于法租界工部局的总董，因此逐鹿者，不计其数；其中有背景特硬的，起码也有三个到五个。给了这个，不给那个，势必得罪于人；最后只有一个办法，由陈公博自己兼任“第八区区长”。“秘书长”亦由“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赵叔雍兼任。　　那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势，可以逼迫陈公博不能再干上海市长？这就连罗君强自己都无法设想。不道冥冥中自有安排，居然有这样一种情势出现的可能了——汪精卫旧创复发；需要陈公博经常在南京，代理他的职务。　　汪精卫的创伤，发生于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五中全会开幕式既毕，全体摄影以后，突然被刺。由于蒋委员长未参加照相，以致陈璧君起了严重的误会；蒋委员长下令限十日破案。凶手虽因伤重毙命，但幕后指使者，毕竟于十日内现形；只是案子虽破，案情并未公布，因为是汪精卫一伙人的“窝里反”；只要陈璧君知道错怪了蒋委员长就够了。　　“区长”以官阶而论在荐委之间；“市长”是简任；陈公博另外两个衔头，“军委会政治部主任”是特任；而“立法院院长”是选任，因此有人做了一副谐联，上联是“陈公博兼选、特、简、荐、委，五官俱备”；下联是“汪精卫有苏、浙、皖、鄂、粤，一省不全”。罗君强心想，要取陈公博而代之，自己还不够资格，最好的安排是说动周佛海兼“上海市长”，自己以“秘书长”的身分掌实权。　　当然，这不是容易实现的事。摆在眼面前的问题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肯不肯干？二是陈公博肯不肯让？经过反复研究，别有心得，问题实在只是一个，不必问周佛海肯不肯干；也不必问陈公博肯不肯让，如果能出现一种情势，逼迫陈公博不能再干上海市长，那就非周佛海来接替不可；因为事实明摆在那里，除了周佛海，没有一个人能胜任上海市长。　　当时汪精卫身被三枪，一穿左臂而过；一伤左腮；一由臂部再射入背部。送入鼓楼中央医院，由卫生署长刘瑞恒亲自施行手术，只取出了左腮部的碎骨与弹片；背部夹在脊椎骨第五节的那枚子弹，送到上海请留德骨科专家，宋子文的表兄牛惠霖开刀，亦未能取出。　　当时牛惠霖曾说，弥留背部，一时并无大碍；但十年以后，子弹中锈；锈毒入血，可能危及生命。结果到第八年——自民国二十四年至民国三十二年，牛惠霖的“预言”，开始应灵了。　　这年从八月里开始，汪精卫就感到背部时常发痛；渐渐蔓延至胸部及两臂。到得十二月里，情况显得相当严重；日本军医提出警告：倘非作断然处置。性命不保。　　所谓“断然处置”便是再一次开刀，将极可能已生锈的子弹取出来。为此，陈公博、周佛海召集要员开了一次会；最后由陈璧君决定：接受日本军医的建议。　　于是，由日本军医部队的长官，本为外科名医的近藤亲自操刀，果然，名下无虚，当时刘瑞恒、牛惠霖束手无策的那颗子弹，近藤只花了二十分钟，就把它取了出来；手术经过，据“公报”中说：“极为良好。” 　　初期的情况，确是很好；但诚如牛惠霖所说，锈毒已渗入血液，所以在开刀以后的三星期，寒热复作，创痛再发，一病倒就岂不得来；经常须召陈公博进京，“上海市政府”的大权，落在“秘书长”吴颂皋手里。　　这吴颂皋是周佛海的儿女亲家；看出陈公博势将常在“中枢”，便托日本“驻华大使”谷正之，向陈公博进言，希望“徐庶走马荐诸葛”，保他继任。陈公博拒绝了；他心目中早有了“荐贤自代”的人：周佛海。　　这样迟延了两个月，汪精卫的病体，益发不支，召集中日名医会诊，断为“压迫性脊髓症”。日本方面的意见，认为仍须开刀割治。但手术相当麻烦，且须绝对保持安静，倘在南京，自不能完全摆脱公务；所以坚决主张，应该送到东京去作彻底治疗。　　彻底治疗能不能痊愈呢？没有把握；甚至五十对五十的成败比例亦不到。因此，便有了两派主张，一派赞成，送日治疗，痊愈虽无把握，至少有希望；一派反对，而原因却只意会，汪精卫要死也应该死在中国。　　但不管赞成、反对都无用处，只有陈璧君的主张才管用。她决定将汪精卫送到日本；时为民国三十三年三月三日。在用担架抬上专机以前，力疾作书：“铭患病甚巨，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痊。现将公务交由佛海、公博代理，但望早日痊愈，以慰远念。”写完重看，将“佛海、公博”的名字勾了过来；确定了陈、周在汪政府中的地位。　　于是陈公博以代理“主席”的身分，提名周佛海接任“上海”市长；而周佛海却不愿继任。此举多少出乎陈公博的意外，自然要追问原因。　　“我的事够多了；上海的情形又如此复杂，若非全力以赴，鲜有不愤事者。我怕顾此失彼，甚至两头不讨好，不如慎之于始为妙。” 　　周佛海说他事多，自非虚语，财政经济不必说，对日外交亦大部分由他主持；此外还掌握着一个实力相当坚强的税警团，同时各地“和平军”的首脑，如孙良诚、吴化文；以及为了防备共产党，特派军人担任江浙两省省长的任援道、项致庄，有事亦都要跟周佛海商量。这些陈公博都很明白；问题是，除了周佛海，更无第二个人能够接替。　　“我也不是最适当的人选。”周佛海问道：“你总听说过传得很盛的流言，说日本失败以后，对上海将会有怎样的一个处置？” 　　“你是说，日本如果失败，不惜毁灭上海来泄愤的流言？”陈公博答说：“既谓之流言，自然不必认真。” 　　“不然，既有这样的流言，表示日本方面将采取比较以前严格的措施，来对付我们的地下工作；我又恰恰处在这个敏感的职位上，日本一定事事掣肘，使得我原来的地下工作，更加困难。” 　　这倒是实情，但陈公博没有第二个人可派任上海市长，也是实情。反复磋商，决定向重庆的军事委员会请示。　　除了他直接发电以外，周佛海又特地找了金雄白来；因为周佛海要跟蒋委员长私人的代表蒋伯诚商量，而期间的联络人是金雄白。　　衔命密访的金雄白，说明来意后，蒋伯诚毫不迟疑地答说：“上海的地位如此重要，佛海当仁不让；而且手下有直接指挥的税警团，无论人数、装备、训练，都可以跟日本在上海，争一日之短长，所以有佛海坐镇，将来反攻的配合方面，非常有利。我立刻打电报去请示；请你转告佛海，即便一时不肯担任，也决不要谢绝，免得将来无可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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