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墨春秋(126)_高阳

一二六

　　讨价还价，简直南辕北辙，怎么样也接不上头。邱天培觉得欺人最甚的是阚朝玺交出军权，还要调至总司令部；那不是有罪“察看”？

　　在等候消息的高纪毅、刘振东；还有一个与邱天培亦是旧好的刘伟，一看邱天培的脸色，便知不妙；及至细问究竟，都觉得郭松龄犯了极大的错误，事关成败，不容缄默，联合兵站处处长张振鹭，向郭松龄进言。

　　他们的说法是：“天寒地冻，本军官兵，苦战兼旬，莫如接阚朝玺的条件，以分散敌人兵力，瓦解敌军斗志。因为我方如答应保全张作相地位，他一定退出战斗，坐观成败；阚朝玺进攻黑龙江，吴俊升一定回顾老巢，自相火拼。而且，我方既与旧派的阚朝玺、张作相合作，则凡旧军中平时不满，或反对张作霖者，知道我方既可和平共处，必将群起附从，这一来便可不战而入沈阳。至于吉、黑两省，可以作为第二步，等奉天底定，徐徐图之，亦未为晚。”

　　这是针对实际困难及利益而提出的分析，无论在战略、战术上来说，尤其是最后的一段话，很强烈地暗示，尽不妨解决了张作霖，再来解决阚朝玺、张作相。本来历史上记载创业，总是用“次第削平群雄”的话；就是张“老帅”得有今日，亦是从段芝贵斗到冯德麟，硬攻软逼，一步一步打成的天下。那知郭松龄自信过甚，也是自视过高；心腹之言不纳，而且大唱高调，不但犯了方针上的错误，而且也伤了袍泽的感情。

　　他的答复是：“民国以来，战乱相连，造成割据分裂，使国家至今不能统一，实由有督办才有军阀；有军阀才有内战；所以我早就反对督办制度，自己不作督办，也绝对不发表任何人当督办。如果答应阚朝玺的要求，我的主张既不能贯彻。何况吉、黑两省军队，几乎已全部调了出来，后防空虚异常，只要大家努力，早日占领沈阳，吉林、黑龙江可以传檄而定，又何必借重他人？”

　　他的前半段话是违心之论，事实上他就是因为没有当上督办，才举兵内犯的；后半段倒是真心话，已成之局，不愿他人来分功。不过，他的计算实在不够周密；尤其是对关东军所能发生的作用，根本没有仔细去算过，是个自取其咎的致命伤。

　　关东军此时还没有决定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币原外交不主张干涉中国内政；另一面是打算浑水摸鱼。所以等郭松龄一打到锦州，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由旅顺接踵而至，开门见山地要求郭松龄承认日本跟张作霖所订的各种条约；以不干涉郭军行动作为交换条件。

　　其实，张作霖如果真的跟日本订了甚么条约，又何愁郭松龄将来不承认为白川义则的要求，根本就是上海人所说的“噱头”。原来“老帅”应付日本人有一套特殊的手法，不论是南满铁路总裁、关东军司令、沈阳特务机关长，或者东京来的官员，提出甚么要求，他总是满口“好，好！”倘或要签署甚么文件，他就会拍桌子跟部下发脾气，“妈拉巴子，也不知道老子不识字？”部下便很婉转地向日本人解释：“老帅不识字，你要他看文件签字，他认为你故意跟他开玩笑。反正说了就算，这里就凭老帅一句话。”

　　“老帅”真的不识字？不是；不过识得不多。他不但识字，还会写字；内部命令，以他亲笔“张作霖”三字为凭。只是以不识字来逃避承诺的责任而已。

　　当时日本最希望的是，在满蒙新造五条铁路，其中敦化至图们江的敦图路，企求尤为殷切；因为这条路是吉林至会宁的最后一段，如果接通，长春经大连至大阪的航程，可以利用韩国的清津港转驳，节省三十五小时；而且内陆运输，远比海上来得安全。白川义则打算着郭松龄如愿作这笔交易，首先就要这条路的建筑权；那知郭松龄一口拒绝；对于张作霖私人与日本所订的条约，概不承认。

　　白川碰了个钉子，拂袖而去。第二天就送来一个照会，郭、张两车不得在南满铁道二十里以内交战，郭松龄置之不理，白川又送来第二个照会，郭军不得通过南满铁路。

　　南满铁路自大连至长春，经沈阳由南往北，穿城而过，京奉铁路则为东西方向，两路交叉之处，名为老道口，奉军两次入关，都能通行无阻，何以郭军突遭歧视？

　　这当然不能不据理力驳，郭松龄除了覆照白川以外，密电驻京的郭大鸣，要他请前任外交总处长王正廷代向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交涉，芳泽表示，倘使奉军败退，通过南满路，郭军跟踪追击，应该不会有问题。有此保证，郭松龄越觉得在军事上有把握了。

　　事实上，“有把握”的时机已经消失了，如果郭松龄准备充分，不在锦州停留，一鼓作气设法渡过大凌河，直扑沈阳，真可以活捉“老帅”——张作霖已经打算下野了，就因为有白川义则那两个照会，如黑夜荒郊迷路时，突然发现遥灯一点，信心勇气都恢复了。

　　这时一班“老弟兄”们，张作相、吴俊升、万福麟、张明九、张景惠、汤玉麟等等，都在沈阳跟“老帅”共患难。当然也有人出主意，请日本人帮忙，必可转危为安，但张作霖好面子，觉得自己“闹家务”，请外人来干预，颜面何存？

　　就算打败郭松龄，保住了地位，也是大损威信，以后再没有“说句话就算”的权威。而况日本人必然提出苛刻的交换条件，许既不可，不许则徒然结怨，益发增加处境的困难。

　　但是，日本人自己示惠，情形自然不一样。共患难的一班“老弟兄”也觉得，老帅的“这一宝”未必就输，所以当张作霖在一次会议席上表示，能抵抗就抵抗，不能抵抗就放弃奉天，请大家亦作一预备时，吴俊升站起来说话了。

　　他是大舌头，口才又不好；加以激动的缘故，越发结结巴巴地说不清楚。好半天才弄明白他的意思，他要自己带兵去打“郭鬼子”，劝“老帅千万不能离开奉天一步，一离开人心就散了。”又说：“那时候东三省的天下，不是郭鬼子的，就是日本鬼子的。”

　　最后这句话，却使得张作霖悚然动容。东三省天下如果是“郭鬼子”的，不过自己一时面子难看，总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倘或日本人乘机得势，那就太不能令人甘心，也太对不起东三省的百姓了。

　　因此，他答应吴俊升，绝不离开奉天。但是，吴俊升能调动多少人马；关东军帮忙到如何程度；以及躲着不敢见他面的张学良，能不能策动郭松龄所控制的部队“反倒戈”，或者拉回多少人来？一无把握，每天除了大骂张学良“误交匪类”以外，甚么办法也拿不出来。

　　一天晚上，侍从来报，日本在沈阳的特务机关长菊池少将来访。于是在小客厅中延见，菊池是穿的便衣，操着一口很纯熟的北京话说，他是代表关东军司令，来向“老帅”表达慰问之意。接着，进一步表示，关东军尊重“老帅”的地位，也佩服“老帅”的为人，愿助一臂之力，稍抒叛军兵临城下之忧。

　　最使得张作霖心动的是，菊池居然这样说：“关东军愿意为老帅效力，完全出于道义，也是希望东三省局面安定，绝没有任何企图。”

　　这话可能有几分诚意，郭松龄跟冯玉祥有联络，只从他改称“东北国民军”这一点上，即已显然；而冯玉祥背后有俄国，是张作霖最近才听说的。如果郭松龄能够成功，俄国的势力当然会在东三省扩张，对日本不利。所以关东军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也应该帮他对付郭松龄。

　　话虽如此，张作霖可也从没有一天信任过异族——“鬼”跟“毛子”。不要听菊池这时候的话说得很漂亮，将来恃功要挟，多方需索，何以应付？不能不先作一个伏笔。

　　“谢谢你阁下的好意。”张作霖抱拳答说：“也请转达白川大将，说我万分感激。家门不幸，出了个败子，误交匪类；关东军的朋友，看我张作霖这个人还讲点义气，愿意成全我张作霖一个人的颜面；我是求之不得。如今甚么话也不用说，反正我张作霖不是半吊子，将来倾家荡产，也要图报。”

　　“言重，言重！”菊池见张作霖如此表示，暗喜自己做对了；张作霖爱面子，够光棍，落得说漂亮话。因为心中沾沾自喜，竟不曾听出张作霖一再所强调的“个人”。

　　日本方面态度的变化，多少在郭松龄意料之中，不道李景林的立场也动摇了。本来郭张协议，李景林表面中立，暗中助郭；及至郭松龄一起兵，解除了高维岩等四师长一旅长，共计五个人的兵权，送交天津，请李景林看管时，他才意识到这已是在行动上与“老帅”作对，后果十分严重。再打听到白川义则与郭松龄话不投机，以及张学良派人游说这种种因素，终于使得李景林产生了这样一个警觉：叛张不祥！

　　因此，当冯玉祥发表响应郭松龄的通电，并向李景林接洽，要求假道援郭时，李景林断然拒绝，并且与在山东的张宗昌取得联络，组织了直鲁联军，专门对付冯玉祥。

　　冯玉祥的地盘在河南；河南省长、国民军第三军司令孙岳，力主对李攻击，于是联合国民第一军、第二军，出动两个师、三个旅，兵分三路，北上的两路，一路攻保定、一路攻沧州；南下的一路由杨村攻天津为主力。天津一下，向东直到榆关，跟郭松龄的部队就接上了。

　　驻守榆关的是郭松龄新编的第五军；军长魏益三原是先锋，此时因为李景林的立场不稳，魏益三先锋变成后卫，守关防李。郭松龄虽无后顾之忧，但前线却遇到了顿挫。

　　他是在获得关东军司令部已由辽阳进取沈阳的情报以后，才渡过大凌河的。首先分兵占领营口，监视关东军由旅顺大调兵北上；自己亲统大军，迤逦往东北方向推进；到达沈阳以西的白旗堡，这天是十二月二十二，大雪纷飞的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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