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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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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张学良电告郭松龄，立即停止进行编组工作；但生米已成熟饭，新任三旅长以外，谁当参谋长、谁当团长、谁当营长，亦已宣布，大家正在弹冠相庆之际。如果突然改变既定事实，影响威信，打击士气，后果颇为严重，因此，郭松龄拒绝接受命令。张学良无奈，只能婉转陈情，将补充旅的名义改为补充大队。“老帅”准是准了，但大大地发了一顿脾气，对郭松龄表示极度不满。 其时入关奉军已长驱南下，一条纵贯南北的津浦铁路，所经四省，都换了督军，直隶李景林、山东张宗昌、安徽姜登选、江苏杨宇霆惟独郭松龄向隅。 同功不同酬，眼看他人膺任方面，郭松龄心里已经很不是味道；更想到当初结盟的约言，道是决无地盘思想，结果李景林、张宗昌还不是各占一省？他更有一种受愚的感觉；想来想去一口气咽不下，牢骚便发在张学良身上。 “跟老帅，走老帅路子的，都得意了！只有跟了你这个倒楣蛋，连带我亦倒楣？当初说好的，只帮老帅打天下，不占地盘；现在呢？” 张学良不作声。他有个想法：相知贵相知心；郭松龄应该知道，一旦他继承了“老帅”的事业，水涨船高，如果他是东三省保安司令，他就是副司令，权位岂止一省督军而已。如今论功行赏，“自己人”，当然放在后面；郭松龄应该想得到这个道理，倘若想不到，解释亦属多余，所以默不作答。 这是民国十四年九月间的话，隔不了两个月，自封“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派兵攻杨宇霆，与浙江省长夏超，联名通电，指斥奉军违反淞沪永不驻兵的前令，声明讨伐张作霖。同时联合江苏安徽为奉军压迫的军阀，分五路发动攻击。杨宇霆、姜登选未稳，仓皇遁走。到得关外，力劝“老帅”对东南用兵；其时郭松龄正在日本参观军事大演习，奉召兼程赶回沈阳，发表他为第十军军长，隶属于张学良的第三方面军，驻泺州，为驻天津的张学良、驻沧州的姜登选作接应。 这时的郭松龄，早已有了异心。他是为冯玉祥看中了是个人才，当然也知道他有满怀牢骚要发，所以借在日本参观军事大演习，国内各地占山为王的军阀，都派有代表赴日的机会，跟郭松龄搭上了线，只待俟机而动。现在，机会来了！ 冯玉祥要这样做原因是，对于奉军日渐增强的兵力，深感威胁。原来当奉军大胜，第一、二、三军长驱入关时，冯玉祥早经向段祺瑞表示过，直、奉两军虽是水火不容，他却应该是例外。段祺瑞拍胸担保，冯玉祥对张作霖帮忙极大，绝不会以仇敌相视。 可是段祺瑞是捡来的一个“执政”，并无任何力量，可以让奉军俯首听命；尤其是前线将领，气焰更甚，李景林一到就占领了城外各处要点；郭松龄带一个团驻在黄寺，控制北城，确保通路；张家父子在北平原有私邸，在西城麻线胡同，本为清初八“铁帽子王”之一的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的府邸，房子极大，驻一营卫兵，犹自绰绰有余。从十一月二十四，张作霖进京起，顺承王府就成了北京的政治中心，门庭如市，气势慑人；要冯玉祥的部队，让出北京、保定、宣化的防地给奉军。 这时的西北军，已改称国民军，下辖三个军，冯玉祥以总司令兼领第一军；第二军胡景翼、第三军孙震，认为奉张咄咄逼人，无法忍受，深夜联袂去访冯玉祥，建议将张家父子“干掉”。三个人研究了一个通宵，终于因为此举后果严重，即令如“首都革命”那样侥幸成功，亦不知何以善其后，只得放弃。 张家父子不知怎么得到了这个情报，危地不宜久居，两天以后，离京到天津；这里有李景林的部队，足以控制一切。但暗中的矛盾仍在，于是由段祺瑞出面调停，以皖系的卢永祥当直隶督军，作为缓冲：让出保定，大名的防地给李景林；河南则划为国民军的势力范围，由胡、孙二人分任河南的督军与省长；冯玉祥仍旧去做他的西北边防督办，将他的第一军分驻热河、察哈尔、绥远一带。不过他是不甘寂寞，而且天性善变的人，一方面感觉到受了奉军的压力，很不舒服；另一方面又想象着能够“干掉”张家父子，自己的地位，马上就可以一跃而为可与广州革命政府分庭抗礼的程度，那是多么令人心醉的一件事！ 但是，他也知道，即令能够杀掉张家父子，并不能控制奉军；所以要实现这个计划，必须在奉军内部找人合作。恰好有个装了一肚子骯脏气的郭松龄，可以利用。 其时由清末保皇党、立宪派蜕变而来的进步党失势已久，想在军阀中找几个有头脑、有办法，也有力量的人，作为扶植的对象，等他们“马上得天下”以后，由他在马下“治天下”。当时所觅得的对象，第一个是孙传芳；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这一班学有专长第一等名流，都是“联帅”幕府的上客；第二个是冯玉祥，由徐谦在策动；这一次又找到第三个，就是郭松龄，由进步党的要角，梁启超的儿女亲家林长民，亲自出马，辅佐郭松龄。 因此，郭松龄接到召回的电报后，由日本坐船到了天津，不回滦州防区，托病住入天津义租界义国医院，邀集亲信，密商大计，决定跟冯玉祥签订一件“密约”，由冯玉祥在道义及实质上支持他打回沈阳，以后便以山海关为疆界，由郭松龄去埋头“建设”。交换条件是郭松龄的部队，须改称“东北国民军”，表示是冯玉祥的系统。 奉军的精锐在郭松龄手中，又扼守滦州，只要一出山海关，便成席卷之势；唯一的顾虑是直隶督军李景林抄他的后路。因此，愿以承认李景林直隶督军的地位，并将热河划归直隶作条件，换取李景林的合作。李景林是河北人，在关外多少受到猜忌；见此光景，虽未正式承诺，却已表示默契于心。 那时军阀打仗，干戈未见，笔墨先发；以“电报战”作为序幕。这一次郭松龄的倒戈行动一开始，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觉得他是忘恩负义；为了师出有名，更为了争取同情，这场“电报战”尤其重要，因而特地礼聘此中“高手”饶汉祥，置诸后账 这饶汉祥是湖北广济人，举人出身；他会做婆婆妈妈、痛哭流涕的文章，替黎元洪所拟的通电，恰好符合“黎菩萨”这个外号。但“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有人说他文章恳挚过人；有人说他文格太卑。当然，既谓之通电，不是做给极少数文宗看的；能够感人，便能争取谅解与支持，他的文章就管用了。 到得十一月二十二那天，郭松龄在滦州召集所部团长以上的军官开会，慷慨陈词，以至于自我激动得号啕大哭；不得不由他的妻子韩淑秀代为宣布，要回师打回沈阳。他的部下无不大惊，面面相觑，不知说甚么好？及至郭松龄收拾涕泪，提出主张：退回关外，驱逐军阀和罪魁祸首杨宇霆；此后埋头建设东北，永远不再参与内战。要求赞成此一主张者，在会议录上签名。接着，便展开了四项行动；第一项是成立总司令部，依照与冯玉祥的约定，改称“东北国民军”；将第三方面军团，改编为四个军。第二项是发出三个通电，除了宣布杨宇霆的罪状，要求立即罢免以外，最主要的当然是请“老帅”下野，“少帅”接位。 这通电报自是饶汉祥的精心之作，首先痛陈兵连祸结，既苦百姓，又足以召外侮，接着用“曹玮代兴，下皆效命，传之青史、播为美谈”，将张作霖比作宋朝开国名将曹彬；笔锋转到张学良身上，说“汉卿军长，英年踔厉，识量宏深，国倚金汤，家珍玉树，骑风云而直上，历雷雨而不迷。”以下自叙效命之忱，“松龄夙同袍泽，久炙光仪，窃愿遵命劻勷，竭诚匡佐”，由“更张省政，德制辽疆”以达于“三省富强、四邻和睦。”到那时候，“老帅”尽可“婆娑岁月，赏玩烟霞，全主父之命名，享会公之乐事。果箕裘之尽善，曾洒脱以何妨？”电报到了沈阳，急得绕室彷徨，除了求援于“老兄弟”吴俊升以外，别无长策的张作霖，听人解释这两句话，道是“郭茂宸说，只要少帅能把千斤重担顶得下来，老帅不妨潇潇洒洒地把权柄交了出去”。为之啼笑皆非。 第三项是临时起意，得报安徽督军姜登选的专车过境，派兵把他请下车来，扣留不放。第四项是派人到北京去接林长民；目的是要他来办对日本的“战时外交”。 原来清朝跟日本所订，有关南满铁路的条约，附有极苛刻的条件：铁路沿线若干里以内，保有种种特权，尤其是使用南满铁路运兵，非日本合作不可，因而一再打电报给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保证“对于东北外侨生命财产，以及条约上的权利，必予尊重”，请他“转达日本政府，通饬所属驻东北文武官员，严守中立。”他之不直接跟关东军打交道的原因是，深知关东军跟张作霖有交情，不必自讨没趣；希望用日本政府这顶大帽子将关东军压下来，此为釜底抽薪之计。可是，日本政府不合作；或者芳泽谦吉亦倾向于张作霖这一面，却又为之奈何？ 这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以“币原四原则”为依归；币原是指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他在欧战结束后，代表日本参加华盛顿会议，与中国代表谈判交还山东问题时，深深感到如“二十一条条件”为象征的日本侵华路线，对日本未必有益。因此，在民国十三年七月，参加加藤内阁为外相，在向日本国会发表就任演说时，提出对华外交方针，本乎四个原则，以比较地尊重中国为主。这四原则的第一条就是：“尊重中国主权，不干涉中国内政。”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币原立即宣布了日本的立场，是采取中立态度。那一次固然有军部干涉，到底在暗中介入了战争；但币原外交的本质，仍旧使人对币原充满了信心；郭松龄就是深信此一原则必能实现的一个人。 除此以外，郭松龄另有一条路子，可以通到日本内阁，这条路子是从林长民身上找到的。林长民有一个换帖的弟兄，在台湾大大有名；此人名叫辜显荣，字耀星，鹿港人。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就常在福州、上海做生意。及至黄海潜师，割让台湾，义师纷起，清朝指派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交割台湾；就像法院拍卖人家的不动产一样，不负责点交，只在基隆外海的船上，办一个手续，日本人要想接收台湾，还得自己大动干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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