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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七

这年——民国七年腊月，林长民年关过不去，向曹汝霖借三千块钱；曹汝霖也答应了。他当时是蝉联了三任的交通总长，年下极忙，忘了把钱送去；到得新年方始想起，急忙派人补送； 哪知林长民大怒不受。曹汝霖不知他的怒气从何而来，向人请教，才有林长民的一个同乡告诉他说：借钱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福建最忌。林长民以为曹汝霖是有意如此，如上海之所谓“触楣头”，所以勃然而怒。 　　到了第二年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林长民一看机会到了，在《晨报》以“山东亡矣”为题，揭露了许多秘密，因而激起了学潮，成为“五四运动”。不过林长民的目的是要报曹汝霖的仇，所以到北大附近去演说，集矢于责任最轻的曹汝霖，肆意诋毁；结果学生去砸了曹汝霖的住宅。后来又策动罢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徐世昌正要抑制段系势力，落得顺水推舟，无中生有下了个“辞职照准”的命令。 　　这个睚眦之怨报复得曹汝霖惨不可言。不但落了个“卖国贼”的名声，而且殃及子女，在学校里都抬不起头来。不过，林长民损了他人也损了自己；还损得很重。 　　原来巴黎和会开幕，中国被邀列席，由外长陆征祥担任首席代表；徐世昌特在公府内设置外交委只会，作为和会代表团的指导机构；聘请外交界耆宿，历任教育、交通、外交总长的汪大燮为委员长；派林长民为事务主任，主持日常业务。林长民就是利用了这个得以接触一切有关和会的机会，以及在欧洲漫游的梁启超所供给的消息，对曹汝霖展开恶毒的攻击；最不喜多事，又最怕林长民多事的徐世昌，偏偏就遇到林长民惹来这一场学潮，自然大为生气，将林长民找到公府大大地训了一顿，责备他“放野火”。外交委员会因此撤消，林长民的事务主任自亦不存。 　　于是林长民到欧洲去逛了一年，在英国还很用心地研究过“费边社”。回国不久，发生“首都革命”，段祺瑞复起执政；平时正由湖南首倡“联省自治”之说，福建代表进京请愿，以“闽人治闽”。林长民看准是个机会，一番游说，福建代表便提出要求，希望林长民去当福建省长。 　　段祺瑞左右有两个亲信的福建人，一个是曾云霈，与徐树铮为段祺瑞的一文一武两智囊；一个是梁鸿志，由曾云霈保荐为执政府的秘书长。曾云霈很想帮他们的忙，但要等机会，因为段祺瑞对林长民的印象，本不甚佳，而梁鸿志与林长民一向不和；此外的阻力就是曹汝霖了。 　　曹汝霖为段祺瑞出过大力。当马厂起义以前，段祺瑞在天津只找四个人商量，除了左辅右弼的曾云霈、徐树铮以外，一个是请张君励去策动冯国璋、而自己在力劝段祺瑞起兵攻张勋的梁启超；再一个就是最后到的曹汝霖。 　　段祺瑞跟曹汝霖说，他已经决定反复辟，但近处可调的军队，只有驻马厂的第八师；师长李长泰一定会听命。就怕冯玉祥为段祺瑞调为直隶边防司令，解除了他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的职务，心中不快会捣乱。冯玉祥还住在廊坊，是进京必由之路；十六旅也仍旧听他的指挥，倘或半途阻挠，第八师未见得能顺利进兵。不过此人名利心很重，有办法可以疏通。目前最要紧的是钱；倘有一百五十万，大事可成。问曹汝霖有没有办法筹到这笔款子？曹汝霖认为只有向直隶省库暂借。那时的直隶督军是曹锟，虽在支持复辟的“督军团”中，却已向段祺瑞表明了反对张勋的态度；所以跟直隶财政厅打得上交道。当时将厅长汪士元请了来，说知究竟；汪士元表示库空如洗，不过有开滦的股票一百万元，市价高于面额。只是仓卒之间，何从去押借如许巨款？ 　　这就要看曹汝霖的办法了。他悄然带了股票进京，怕正金银行因为牵涉到中国的内政，态度持重，不愿接受；所以去找三菱公司的“支店长”秋山昱，很顺利地照片面抵借一百万元，办好手续，带了天津正金银行兑付的支票，当天赶回天津，太阳还未下山。 　　这是溥仪第二次做皇帝的民国六年七月一日的话；第二天段祺瑞嫡系的盐务署长李思浩，由北京带来“监余”款五十万元；第三天便有“马厂誓师”之举了。 　　那篇檄文出于梁启超的手笔，自然不同凡响；段祺瑞慷慨登坛，一战成功，将自封“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正带着携有机关鎗的卫士“上朝”的“辫帅”张勋，逼到了荷兰公使馆避难。段祺瑞搏到了一个“再造共和”的美名，入京组阁，名利双收，完全得力于临时能筹得收买冯玉祥的一笔巨款，所以段祺瑞对曹汝霖格外另眼相看；他对林长民既有连袁世凯的二十一条都架弄在他头上，落得个“卖国贼”的恶名，自是恨之入刺骨，在段祺瑞面前绝不会说林长民的好话。曾云霈也是因为有这些阻力，需要慢慢化解，才劝林长民稍安毋躁。 　　可是，林长民又何得不躁？因为第一、江南已是孙传芳的天下，段祺瑞连他的门生福建督军王永泉都无法庇护，在北京又深受冯玉祥的威胁，还能“执政”几时，实在难说。 　　其次，年关将近，不知何以卒岁；如果膺聘到关外，将来如何不说，至少一笔“安家银两”，可救燃眉之急。因此，虽有少数知道这件事的同乡知交，劝他出处与慎重；他总说“已经答应了人家，不能不践约去走一遭”。甚至连将成儿女亲家的梁启超，亦只得了他一个口信，说是“此行以进为退”，使得梁启超颇为困惑，不知意何所指。其实他的意思是，收了人家的聘礼，不能不有此一行，这是进；践约出关，对郭松龄及介绍人都有了交代，随时可以托故抽身，这是退。但非这么走一趟，无法安居林下，这才叫做“以进为退”。 　　平时冯玉祥通电声讨奉张，李景林通电脱离奉系，孙传芳通电声援郭松龄，并助军费四十万元，形势对张作霖颇为不利。郭松龄亲自指挥的攻势，亦很顺利，张作相、韩麟春、汲金纯、汤玉麟等部，逐次抵抗，但都失败，郭松龄下榆关、破连山，十二月初四占领锦州，下令歇兵。 　　锦州是用兵必争的关外第一个重镇。清太宗五次侵明，一次直逼北京城下，但不能得尺寸地，是因为必须破山海关才能保持进兵输粮的运道畅通；而欲破山海关，又必须先下“关外四城”：锦州、松山、杏山、塔山。所以清太宗第六次侵明，决计先攻锦州，筑长围以困明军；洪承畴、吴三桂领兵十三万赴援，守松山以与锦州呼应，苦战经年，方得成功。 　　相反地，用兵关外，亦须先巩固锦州，作为兵站，然后才能强渡大凌河，直取沈阳。郭松龄在锦州歇兵，一方面补充御寒服装，一方面修复为奉军破坏的大凌河桥，需要好几天的耽搁；就在这时候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一个是热河都统第三师师长阚朝玺的参谋长邱天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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