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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五

在此以前，当成功在实时，姜登选、韩麟春认为攻九门口是第一军的任务，让郭松龄抢了功去，面子上太不好看；因而打算让郭松龄指挥预备队，由他们进逼秦皇岛。郭松龄当然大表愤激；结果是由张学良作主，仍照原案进行。可是“将帅不和”的现象已经很明显了。 　　姜登选、韩麟春是杨宇霆的羽翼。郭松龄与杨宇霆势成水火，已非一日；两人除了公事，私下不交一语。这一次九门口争功，彼此之间的裂痕更深；因此等得清理战场，处置善后时，杨宇霆使出一记“杀手间”，而郭松龄又不卖帐，终于使得张家父子变生肘腋。 　　事情发生在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不久，郭松龄征得张学良的同意，将所俘直军除用来补充各部队的缺额以外，多下的人编为三个补充旅，而且选拔有功的军官担任旅长，已经正式布达。 哪知张学良将这件事报告“老帅”时，由于张作霖早就有了杨宇霆的先入之言，一口拒绝。 　　杨宇霆不断在“老帅”面前强调的是：“郭茂宸兵权日重，不是好事；汉卿左右，可以另找军事专才辅助他，不必让郭茂宸一把抓，免得尾大不掉。”因此，张作霖决定将所俘直军连同武器，拨交第一军编成两个师：郭松龄不得擅自处置。 　　于是张学良电告郭松龄，立即停止进行编组工作；但生米已成熟饭，新任三旅长以外，谁当参谋长、谁当团长、谁当营长，亦已宣布，大家正在弹冠相庆之际。如果突然改变既定事实，影响威信，打击士气，后果颇为严重，因此，郭松龄拒绝接受命令。张学良无奈，只能婉转陈情，将补充旅的名义改为补充大队。“老帅”准是准了，但大大地发了一顿脾气，对郭松龄表示极度不满。 　　平时入关奉军已长驱南下，一条纵贯南北的津浦铁路，所经四省，都换了督军，直隶李景林、山东张宗昌、安徽姜登选、江苏杨宇霆惟独郭松龄向隅。 　　同功不同酬，眼看他人膺任方面，郭松龄心里已经很不是味道；更想到当初结盟的约言，道是决无地盘思想，结果李景林、张宗昌还不是各占一省？他更有一种受愚的感觉；想来想去一口气咽不下，牢骚便发在张学良身上。 　　“跟老帅，走老帅路子的，都得意了！只有跟了你这个倒霉蛋，连带我亦倒霉？当初说好的，只帮老帅打天下，不占地盘；现在呢？” 　　张学良不作声。他有个想法：相知贵相知心；郭松龄应该知道，一旦他继承了“老帅”的事业，水涨船高，如果他是东三省保安司令，他就是副司令，权位岂止一省督军而已。如今论功行赏，“自己人”，当然放在后面；郭松龄应该想得到这个道理，倘若想不到，解释亦属多余，所以默不作答。 　　这是民国十四年九月间的话，隔不了两个月，自封“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傅芳，派兵攻杨宇霆，与浙江省长夏超，联名通电，指斥奉军违反淞沪永不驻兵的前令，声明讨伐张作霖。同时联合江苏安徽为奉军压迫的军阀，分五路发动攻击。杨宇霆、姜登选未稳，仓皇遁走。到得关外，力劝“老帅”对东南用兵；平时郭松龄正在日本参观军事大演习，奉召兼程赶回沈阳，发表他为第十军军长，隶属于张学良的第三方面军，驻泺州，为驻天津的张学良、驻沧州的姜登选作接应。 　　这时的郭松龄，早已有了异心。他是为冯玉祥看中了是个人才，当然也知道他有满怀牢骚要发，所以借在日本参观军事大演习，国内各地占山为王的军阀，都派有代表赴日的机会，跟郭松龄搭上了线，只待俟机而动。现在，机会来了！ 　　冯玉祥要这样做原因是，对于奉军日渐增强的兵力，深感威胁。原来当奉军大胜，第一、二、三军长驱入关时，冯玉祥早经向段祺瑞表示过，直、奉两军虽是水火不容，他却应该是例外。段祺瑞拍胸担保，冯玉祥对张作霖帮忙极大，绝不会以仇敌相视。 　　可是段祺瑞是捡来的一个“执政”，并无任何力量，可以让奉军俯首听命；尤其是前线将领，气焰更甚，李景林一到就占领了城外各处要点；郭松龄带一个团驻在黄寺，控制北城，确保通路；张家父子在北平原有私邸，在西城麻线胡同，本为清初八“铁帽子王”之一的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的府邸，房子极大，驻一营卫兵，犹自绰绰有余。从十一月二十四，张作霖进京起，顺承王府就成了北京的政治中心，门庭如市，气势慑人；要冯玉祥的部队，让出北京、保定、宣化的防地给奉军。 　　这时的西北军，已改称国民军，下辖三个军，冯玉祥以总司令兼领第一军；第二军胡景翼、第三军孙震，认为奉张咄咄逼人，无法忍受，深夜联袂去访冯玉祥，建议将张家父子“干掉”。三个人研究了一个通宵，终于因为此举后果严重，即令如“首都革命”那样侥幸成功，亦不知何以善起后，只得放弃。 　　张家父子不知怎么得到了这个情报，危地不宜久居，两天以后，离京到天津；这里有李景林的部队，足以控制一切。但暗中的矛盾仍在，于是由段祺瑞出面调停，以皖系的卢永祥当直隶督军，作为缓冲：让出保定，大名的防地给李景林；河南则划为国民军的势力范围，由胡、孙二人分任河南的督军与省长；冯玉祥仍旧去做他的西北边防督办，将他的第一军分驻热河、察哈尔、绥远一带。不过他是不甘寂寞，而且天性善变的人，一方面感觉到受了奉军的压力，很不舒服；另一方面又想象着能够“干掉”张家父子，自己的地位，马上就可以一跃而为可与广州革命政府分庭抗礼的程度，那是多么令人心醉的一件事！ 　　但是，他也知道，即令能够杀掉张家父子，并不能控制奉军；所以要实现这个计划，必须在奉军内部找人合作。恰好有个装了一肚子肮脏气的郭松龄，可以利用。 　　平时由清末保皇党、立宪派蜕变而来的进步党失势已久，想在军阀中找几个有头脑、有办法，也有力量的人，作为扶植的对象，等他们“马上得天下”以后，由他在马下“治天下”。当时所觅得的对象，第一个是孙傅芳；蒋百里、了文江、张君劢这一班学有专长第一等名流，都是“联帅”幕府的上客；第二个是冯玉祥，由徐谦在策动；这一次又找到第三个，就是郭松龄，由进步党的要角，梁启超的儿女亲家林长民，亲自出马，辅佐郭松龄。 　　因此，郭松龄接到召回的电报后，由日本坐船到了天津，不回滦州防区，托病住入天津义租界义国医院，邀集亲信，密商大计，决定跟冯玉祥签订一件“密约”，由冯玉祥在道义及实质上支持他打回沈阳，以后便以山海关为疆界，由郭松龄去埋头“建设”。交换条件是郭松龄的部队，须改称“东北国民军”，表示是冯玉祥的系统。 　　奉军的精锐在郭松龄手中，又扼守滦州，只要一出山海关，便成席卷之势；唯一的顾虑是直隶督军李景林抄他的后路。因此，愿以承认李景林直隶督军的地位，并将热河划归直隶作条件，换取李景林的合作。李景林是河北人，在关外多少受到猜忌；见此光景，虽未正式承诺，却已表示默起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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