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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三


  果然,机会来了。民国十一年四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两路进兵入关,张景惠的西路军先垮,他亲自带领的暂编奉天第一师,为直军缴了械;下辖东北军第二、第六、第九混成旅,溃不成军。东路军是张老帅的精锐,亲自担任总指挥;但受了西军的影响,亦不能不撤至山海关,结果是由英国传教士调停,在秦皇岛的英国军舰上签订了八条和约。直军的代表是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他是辽宁兴城人,自然帮奉军的忙,在谈和的条件上,很发生了一些有利奉军的作用,张老帅也很见他的情。

  战争结束,奉军退回关外。徐世昌在直系的压力之下,早就发布了免除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及蒙疆经略使的“本兼各职”;所以老帅在和约签订的第三天,“自立为王”——由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他对这一次入关铩羽而归,认为奇耻大辱;一到部队撤回,立即筹划整编。经过此番考验,他已彻底承认一个事实;由小站系统而来的“新建陆军”,不但不新,而且老朽腐败,决不能再用了。因此,原来以总参议杨宇霆为首的日本士官毕业生,如李景林、姜登选等人,都获得重用。不过新派军官中,发生作用最大的一个,却不是士官生,而是奉天武备学堂及陆大出身的郭松龄。

  但是郭松龄与杨宇霆是对立的;那种情形就像荣禄之与翁同龢,只是张作霖父子不同于慈禧母子,所以郭松龄虽是“少帅”的人,仍为老帅所看重。至于张学良之于郭松龄,是亦师亦友,十分尊敬;郭松龄对于张学良,亦是尽心辅弼,其许甚至,对老帅当然也是忠心耿耿,但由于杨宇霆的挑拨压制,难免有隔阂之处。

  “那是民国十一年秋天吧,有一天张效坤忽然又来找我了。他跟我说,现在有个机会;这个机会非抓住不可。我问他是甚么机会?他说老帅要报仇,招兵买马,还要跟‘吴秀才’大干一下子。他这一说我懂了,他如果有人有枪,就不必再干那个不顾不问也不高的高等顾问了。至于找我,不用说,招兵买马要钱。那时我的买卖正旺,凑了五万大洋给他。”

  原来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张宗昌虽未随军入关;而在奉军倾师而出,后路空虚时,张宗昌却立过一场功劳——为张作霖所赶走的吉林督军孟恩远,有个女婿叫高仕傧,与吴佩孚暗通款曲,被委任为“吉林讨逆军总司令”;高仕傧富贵念炽,同时也要为岳父报仇,运动他的旧部“中东路山林剿匪司令”卢永贵,自中东路终点,向西直扑哈尔滨。

  后方生变,前方自然震动;不过张作霖根据情报分析,高卢所部连招抚收编的“红胡子”,不过一万五六千的乌合之众,还不足以动摇。想起张宗昌会打烂仗,当即发了一道电令,命张宗昌相机截剿。

  于是张宗昌带领不到一千的人马,东向迎敌;敌众我寡,心里不免惴惴然。哪知一路打听军情,都说高卢在一个名叫海林的小站,按兵不动;深入侦察,才知究竟。高卢二人,根本不懂用兵;那一万五六千人,沿路分兵布防,到了绥芬以西的第一大站牡丹江,已去十分之三四;而牡丹江以南百把里,就是有名的绝塞宁古塔,铁路有支线相通,那里驻有正规的奉军一团;高卢认为如果置之不理,有被拦腰截断归路的可能。有人献议,奇袭之师,贵乎神速;只要兼程而进,拿下了哈尔滨,东路各地守军,可以传檄而定。高卢二人,却下不了决心;为防设在列军中的司令部,受到宁古塔守军北上正面的袭击,特地将司令部移到牡丹江以西的小站海林,瞻顾迟疑,有半个月之久,始终在进退两难,不知所措的自困局面之中。

  这下张宗昌将高仕傧、卢永贵看透了,是一对饭桶。于是跟路局多要铁汽车厢;下令关紧车门,免得被人窥破虚实;然后命司机以全速向东疾驰。

  高、卢二人慌了手脚,派刚刚招来的民兵当第一线迎敌;收编的“红胡子”居第二线;作为基本队伍的山林警卫队,保护司令部。他们的打算是,牺牲民兵,以挫其锋;便可靠“红胡子”来替他们打一场硬仗;万一失利,带领基本队伍向后转,犹可自保。 哪知民兵从未上过战场,甚至有连放枪都不会的;到得张宗昌部下的那班亡命之徒,吹号冲锋,一面吶喊张威;一面乒乒乓乓乱扔手榴弹,吓得双腿发软,不战而溃。

  这一来牵动了第二线的“红胡子”;高、卢一看情势不妙,赶紧后撤,先退绥芬,继退东宁。张宗昌穷追不舍;高卢二人不能不化装逃走,结果仍旧被抓住,奉“老帅”从关内来电:“就地正法”。

  张宗昌虽立了这场功劳,却只得了个“绥宁镇守使”的虚衔;因为奉军的排外性很强,认为张宗昌是客卿,不宜予以兵权;新派的将领,特别是郭松龄,又根本看不其它,以致饷械两缺,郁郁不得志,及至得到“老帅”决心整军经武的消息,张宗昌特地赶到沈阳,跃跃欲试的神情,溢于言表;不道为人品了一盆冷水。

  泼冷水的是负责实际整编训练责任的郭松龄,本来“东三省陆军整理处”的统监是吉林省长孙烈臣,以张作相、姜登选为监副;参谋长在名义上是张学良,事实上由郭松龄代行职权。

  “东三省不是没有兵,是兵太多了。整编的目的在汰弱留强;训练的目的在能适应现代化的战术。老兄是有名的勇将,带的兵也能打;不过程度太差、纪律也有点问题。老兄,请恕我直言。”

  意在言外,张宗昌招来的亡命之徒,正在淘汰之列。他碰了这样一个钉子,心里自然不服;但亦无奈其何。怏怏然回到了防区,始终对此事耿耿于怀。

  过不多久,又来了一个机会。白俄谢米诺夫为红军所压迫,遁入中俄边境的绥芬一带,张宗昌灵机一动,向谢米诺夫大表同情,建议他借地安营。谢米诺夫穷无所归,愿意接受改编。张宗昌来找那掌柜,有了那五万大洋,事情就好办了。

  谢米诺夫的残部一共四千多人;再招上一批山东老乡,总共七千,号称一万,军饷是自己发行的“军用品”,用白纸填上一个数字,或是五元,或是十元,盖上绥宁镇守使的大印,在当地使用,谁敢说它不是钱,至于那五万现大洋,是要带到沈阳作交际应酬用的。

  果然,在沈阳窑子里,一场牌九推下来,便有人替他在张作霖面前说好话:“张效坤替老帅把白俄勇将谢米诺夫拉过来了。他的部下,个个能征惯战,而且‘家伙’都是最新的。有这么一支红眉毛绿眼睛的队伍,摆出去都能唬人。”

  张作霖被说动了心,许了张宗昌一个旅的番号。“老帅”的命令,郭松龄不敢不遵;但心里却始终轻视张宗昌,于是通过张学良提出意见,说张宗昌的部队,须先经过一番考验,要确实证明能够打仗,才可给给予番号,编入序列。否则不符“整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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