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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五

“你请说。” 　　刘子川点点头，拍了两下手，等驹井入内；他用韩语跟她交谈，两人商量了好一会工夫，驹井方始退出。 　　“今天可以试她一试。回头她到了旅馆，你跟她说，有一个机会，可以让她立刻坐外国的货船，先到欧洲，再转上海。马上就得走，看她的反应如何？” 　　金雄白想了一下问说：“是不是连回家——” 　　“当然不能回家。”刘子川截断他的话说。 　　“如果她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你说，不必回家了。她有甚么话，可以留下来，我会替她转；至于她的家族，当然也由我来照应。” 　　“嗯、嗯！”金雄白领悟了，“这是试她的决心。” 　　“不止如此！试验她是不是跟那方面有无法割断的关系。” 　　“我懂了。”金雄白又问：“如果她说要打电话呢？” 　　“那还用说，自然要想法子阻拦。” 　　谈到只待金雄白一言而决时，他却煞费踌躇了！说得正确些，还不是左右为难，委决不下，而是根本不想这样去试荣子。 　　“实在是件煞风景的事！”他苦笑着说。 　　看他有打退堂鼓的模样了。刘子川一笑说道：“算了，算了。原是说说笑话的。” 　　怎么会说笑话？明明他跟驹井大费斟酌的，都安排好了。如果自己真是就此作罢，他跟敖占春对他的看法，一定会生觉轻视，如此大事，出以轻率不负责的态度，还能交得到一个有用的朋友吗？ 　　意会到此，他觉得应该把话说明白，“何以谓之煞风景呢？”他自问自答：“试验出来不是这么回事，把她在我心目中的美好印象，粉碎无余，情所难堪。不过，这究竟还是一时感情上的事，倘或试验出来，果然如此，这个风景就煞得太大了。” 　　“喔，”刘子川问说：“雄白兄，请你说明一点儿；说实话，我觉得你的话很费解。” 　　“你想，倘或是真的，她就此上了船，远去欧洲，再转上海，这一去跟她的母亲是生离，也跟死别相去无几，因为不知道甚么时候才能见面。”金雄白息了口气又说：“在她，既已以身许国，移孝作忠，自应硬得下这个心来；但谁无父母，我们替她们母女设想，今天下午荣子高高兴兴出门， 哪知一去就不回头了！一个人得病而死，病中还可以交代交代后事，如今一句话没有，说不见人，就不见人，简直跟横死一样。不说局中人情何以堪；就是我们局外人，亦会恻然黯然，耿耿于怀。” 　　说到一半，刘子川已经动容；敖占春更是不断深深点头，等说完，接口答道：“雄白兄真是性情中人。不过，这也注定了你决不能干这一行。这样吧，我相信雄白兄的眼光是不会错的；关于荣子的事，于公于私，都要争取她，不妨从长计议。” 　　“从长计议、从长计议。” 　　刘子川连声附和，“好在只要试试她的本心，我想总有办法好想。” 　　“我认为，子川兄，你不妨跟她作一次深谈。” 　　“是的。我看情形。” 　　他不肯作愿意“深谈”的承诺，证明他跟敖占春的看法是有距离的；仍旧不太相信荣子。这使得金雄白的心又热了，急于想找一个能够证明荣子爱国的方法出来。 　　“我倒有个办法，”敖占春说：“你不妨跟她说，愿意把她送到上海；她的家属，由子川兄替她照料；不过日本人方面所发的通行证，要她自己想办法。看她怎么说？” 　　金雄白同意这个办法，算是获得了结论。饭罢仍回旅馆，首先去看黄敬斋向他表示歉意；然后就在阳台上喝咖啡闲谈，等荣子来了，再作出游之计。 　　“令友来过了？”金雄白问。 　　“来过了。”黄敬斋说：“他是我们‘廉大使’的秘书；在这里才一年，听了‘康德皇帝’的许多笑话。” 　　所谓“廉大使”，是汪政府派在“满洲国”的“大使”，名叫廉隅。溥仪视之为“自己人”，常常召见；但每次都有“御用挂”吉冈安直陪着，所以不能说甚么私话；有一天召见时，吉冈安直有事离开了片刻，溥仪总算找到机会说了一句私话。 　　“你们知道那句私话是甚么？谁要猜到了，我请客。” 　　“既然如此，就不必猜了。”刘子川说：“请你自己说吧！” 　　“他跟廉隅说：‘日本的纸烟坏透了，简直不能抽。廉大使，你能不能替我弄一箱大炮台来？’” 　　“果然是怎么样都猜不到的一句私话！”刘子川问：“后来呢？” 　　“自然照办不误。南京用‘外交邮袋’送来一箱大炮台；作为‘政府’的礼物，日本人也不好说甚么？” 　　“这，我可就不大明白了。”金雄白问敖占春，“何以不请你们驻南京的‘大使’代办？” 　　“不行！”敖占春答说：“从南京寄来的东西，一样也要检查；违禁岂不管寄给谁，都得没收。宫里要的外国货，只有一样例外，那就是药。” 　　“日本药不是也很好吗？”金雄白问。 　　“他不大相信日本药。”敖占春答说：“由于庄士敦的关系，溥仪是很西洋化的；对英国货更有好感。” 　　“日本人倒不提抗议，为甚么相信西洋药，不相信日本药？” 　　“这有个道理，成药不能乱服，不然无病反而致病；日本人故意这样纵容他，自是居心叵测。” 　　“你的意思是，巴不得他自己乱服成药，弄出致命的病来？” 　　“对了，让他慢性自杀。”刘子川证实了敖占春的话，“他最怕死；疑心病最重，所以左右有医药常识的人，明知不妥当，也不敢劝他；也不能说那一种药不好。有一次，他嫡亲的一个小侄子，无意中说错了一句话，挨了他一顿好打——” 　　原来溥仪有痔疮，须用坐药；他的一个小侄子从未见过，觉得很稀奇；无意中说了一句：“倒很像一颗子弹。”这下触犯了溥仪的忌讳；他的忌讳是由疑心病而来的，认为这种说法就是在咒他“吃子弹”。于是授意其它晚辈，给了这个小侄子一顿板子。 　　溥仪的侄子很多，除他的胞弟溥杰、溥任的儿子，以及他的胞叔载洵、载涛的孙子，以及道光一系长房曾孙贝子溥伦的儿子毓崇；小恭王溥伟的儿子毓詹，亦都在长春。 　　“他那些侄子，实在都不愿意跟他；身为‘王子’没有荣华富贵可享，受罪倒有份。”刘子川说：“他那些侄子，大概都在二十岁左右，可是一个个都在‘修道’，每天要‘入定’；结了婚不准回家；还有的在床头挂一张‘白骨图’，一天到晚，捏诀念咒，活见鬼！” 　　“这真是闻所未闻了！”金雄白诧异，“又何致于如此？” 　　“那都是因为‘康德皇帝’内心空虚，又怕死，每天问卜算卦，看那些怪力乱神的书入了迷，所以教他的侄子也跟着他修道。他自己每天都要‘打坐’，那时不准有一点声音。可是人听话，禽兽可不懂人言；有一支大白鹤，高气兴来就要叫一下子。鹤唳空庭，那声音之高而且锐，可想而知；每每把这位‘皇上’吓得跳了气来；于是他‘传旨’：如果鹤叫一声，管鹤的听差就得罚一毛钱。果然，鹤就不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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