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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

　　溥仪这才明白，日本的宗教是“神道教”祭奉天照大神，“满洲国”的宗教与“日本一致”，亦就是以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作他爱新觉罗子孙的祖先。这件事让溥仪啼笑皆非，不知所措了。

　　不久，溥仪听人说起，这件事在日本军部已经酝酿了很久，但有些人表示反对，因而未作成决定。这些人都是久居中国的日本军官，可以“九一八事变”时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为代表；他们在中国住得久了，深知中国人慎终追远的思想，决不可丝毫轻视；“满洲国皇帝”虽是傀儡，到底是他们名义上的元首，如果硬派天照大神为溥仪的祖先，将会引起强烈的反应。

　　如今植田谦吉，为了要冲淡他在张鼓峰事件中处置失当的过失，毫不愧作地出卖溥仪的祖宗，来作为平衡他的过失的手段，而又恰逢日本神武天皇纪元二六〇〇年纪念，极右派的理论家大川周明，正在狂热地鼓吹军国主义，对于植田的旧事重提，全力赞成。于是军部不顾本庄繁、土肥原等人的反对，决定给溥仪换祖宗。

　　这个任务交给植田的后任，也就是溥仪成为木偶以后，第五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大使”，梅津美治郎中将。

　　梅津也知道满清皇族，尽管父母在时，不孝顺的也有，但对于死去的祖宗，无不尊敬；怕一提此事，与溥仪会起争执，就懒得跟他面谈，只命吉冈传话说：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的宗教，溥仪应当奉迎天照大神，立为国教。又说：现在正值日本建国二六〇〇年大庆，正是迎奉天照大神极好的时机。溥仪很可以亲自到日本去祝贺，顺便办了这件大事。

　　溥仪生气所受的刺激，据他自己说，还不是被冯玉祥、鹿锤麟“逼宫”；而是民国十七年土匪军长孙殿英盗掘“东陵”，以致乾隆及慈禧的尸骨狼藉。当时他住在天津日租界张彪的花园中，得报痛哭流涕，在张园设了供奉乾隆及慈禧灵位的“几筵”；像“大丧”那样，“朝夕哭临”，而且发誓：“不报此仇，就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现在却真的不能做爱新觉罗的子孙；而是要认“倭奴”为祖先了！这个刺激比得知盗陵事件要深得多。而且当年还有“师傅”陈宝琛、朱益藩，以及其它遗老会出主意；此刻不但郑孝胥已死，其它可供咨询的人，亦都生离死别，风流云散，一个可以商量大事的人都没有。加以吉冈日夕絮聒，逼得他只有关起门来，向列祖列宗的灵牌祈告，只是为了“屈蠖求伸之计”，不能不从权处置。

　　于是一九四〇年五月，溥仪第二次访日；最主要的节目，自然是会见日本天皇裕仁，陈述希望。

　　这篇“台词”是吉冈找了一个日本汉学家佐藤知恭预先拟好的；佐藤知恭在“满洲国”的官衔是“国务院总务厅嘱托”；实际的职司，有如清朝的“南书房翰林”，专门撰拟“布告天下，咸使闻知”的诏令。他替溥仪拟的“台词”，反复强调“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但裕仁的回答，非常简单，只有一句话。

　　“既然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从命。”

　　桌子上早已备好了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气”：一把剑、一面铜镜、一块玉。奉迎了这三件“神气”，即表示奉迎了天照大神；回到长春，在“帝宫”之东，照日本的营建制度，修了一座白木建造，不加髹漆的“建国神庙”，作为“满洲国”的“太庙”。

　　从此以后，溥仪及“满洲国”的百姓，在生活上多了一件大事。原来奉迎天照大神“回国”，不光是建一座神庙的事，首先是发布由佐藤知恭执笔的“国本奠定诏书”，接着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名为“祭祀府”，设总裁、副总裁各一员，总裁是曾做过日本近卫师团长、宪兵司令官，以及关东军参谋长的桥本虎之助。同时各地亦都依照规定，建立神庙，派定“神宫”管理；无论甚么人经过神庙，都须作九十度的鞠躬礼，否则处罚。东北的百姓为了不愿行这个礼，出门宁愿多走三五公里路，绕道避开神庙；因此；一经选定了建立神庙的地点，商店门可罗雀，非闭歇不可；住户亦是迁地为良，否则不但早晚进出，行礼麻烦，而且亲朋友绝迹，孤立寂寞，人所不堪。

　　不过，百姓可以避免给天照大神行礼，溥仪却是避不了的，每逢朔、望，由他领头，连同关东军司令及“满洲国”的文武大员，祭祀一次，祭祀要穿“礼服”，怪模怪样，十分滑稽；溥仪是最讲究服饰漂亮的，穿过一次，为弟妹姬妾在暗中窃笑后，就怎样也不肯再穿，找到一个借口，说现值战争期间，理应戎服，以示支持日本盟邦的决心。关东军听他言之有理，也就同意了。

　　当然，这是溥仪精神上最痛苦的一件事，所以常常祭祀完了，遇有感触，便会流泪；有一天有个人跟他说了句话，他算是想开了。

　　这个人是溥仪的侍婢，封号是“贵人”。由于“皇后”已死，别无妃姘，所以这个“贵人”，等于溥仪的妻子。她本来也是满洲旗人，姓他他拉氏，与光绪的瑾妃、珍妃同姓却非同族；所以入民国后，瑾妃的娘家人，改汉姓为唐；她家改的汉姓为谭。

　　这谭“贵人”芳名玉龄；被选入宫时，正是抗战爆发那年，才十七岁，还是初中学生。谭玉龄在北平上学时，正在“九一八”以后，听见看见许多日本兵及浪人横行霸道的事，心怀不平，常跟溥仪谈起。

　　到了“满洲国”，对关东军及吉冈自更无好感，在溥仪面前，对他们有时冷嘲，有时热讽，有时索性破口大骂，倒能稍解溥仪心头的积郁。所以他前后四个妻子，比较起来对谭“贵人”还有点感情；也常能接受她的劝告。

　　“我劝皇上，别想不开了！”她说：“反正就现在不把日本人当祖宗，将来溥杰的儿子继了位，还不是照样有那么一天。”

　　这是句很透澈的话，原来溥仪的胞弟溥杰，从日本士官毕业，回到长春，当了“禁卫军中尉”以后，关东军就不断有人向他谈婚姻问题，鼓吹日本女人的温柔能干，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妻子。以后，看溥杰并无表示，便由吉冈向溥仪透露了关东军的意思，为了促进“日满亲善”，希望溥杰能与日本女人结婚。

　　溥仪大为紧张，将他最信任的二妹韫和找了来商量大计。兄妹俩的看法是一致的，由于溥仪没有儿子，所以日本人笼络溥杰；必要时可以仿照光绪入承大统的成例，取溥仪而代之；而溥杰的儿子既有日本的血统，那么“满洲国”跟日本根本就是一体了。

　　明白了关东军的阴谋，唯一的对策，就是抢先给溥杰找一个妻子。溥仪把他找了来，起先是训诫，说他如果娶了老婆，将来一切都会在日本人监视之下，后患无穷。

　　接着溥仪许下一个诺言，一定会替他找个好妻子；他应该听“皇上”的话，不要想甚么日本女人。溥杰自然恭恭敬敬地连声称是。

　　于是溥杰派韫和为他的“钦差”，专程入关，到“北府”向他的父亲载沣说明其事。不久由溥仪的岳父荣源做媒，找到一位很理想的小姐——这位小姐出身于满洲“八大贵族”之一，才貌双全；她家上代也出过好几个王妃，所以算是亲上加亲，格外觉得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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