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墨春秋(85)_高阳

八五

　　关系终于找到了，是重庆派在香港一位颇具权威的秘密代表。他当然深知最高当局决不移易的决心，与日本决无谈和的可能；但正不妨利用此一机会，打击汪精卫的“组府”；因此打电报回重庆，认为与今井武夫接触，有利无害，除了打击汪精卫以外，还可以从日本开出来的条件中，研判出日本军部的意向。

　　重庆的复电，批准了他的计划。于是经过细心的安排，由中间人与今井派来的心腹铃木卓尔中佐，取得了联系。这是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日本阿部内阁尚未垮台时的事。

　　当时铃木表示，初步谈判的代表是今井；日本可以首先提出和平的条件。今井的对手，不必一定要在国民政府中负重要责任的人士；但必须是能够直接跟蒋委员长说得上话的人。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军部对谈和是采取了很实际的态度；不愿通过外交的途径，作令人难耐的折冲，而希望领导中国全民抗战的最高领袖，作一个旋乾转坤的决定。

　　这是妄想！但日本军部有一个观念始终扭不过来，从前清甲午年开始，中日间所有的武装冲突，都是在中国委屈求全的原则下，和平结束的；日本军部认为中国这一次所遭遇到的困难，过于往昔，而他们所开的条件，又较之过去已宽大得多，所以必定能为中国所接受。何况还有汪精卫这张牌可打。

　　除此以外，还有板垣个人迫切期待能结束中国战局的渴望——日本陆军本为极端封建性与地方性的组织，从山县有朋以来，一直以幕府时代的长州阀为主流，所以有“长州陆军”之称；陆军大臣一直由长州系所把持，以后由于人才不济，又重用大分阀的南次郎等人，结成长州、大分集团。

　　与长州、大分系对立的萨摩、佐贺、土佐三阀的联合势力，由萨摩系的荒木贞夫领导。“二二六”事变，恢复陆军大臣现役制，使得陆军干政，达到内阁不能不俯首听命的地步；因为陆军如果拒绝推荐现役将官出任陆军大臣，内阁即无法组成；或者陆军不满内阁的政策，由陆军大臣提出辞呈，亦立即可倒阁，这一来，陆军的态度，自然而然地决定了日本的外交政策。

　　但是陆军的态度并不一致，即由于长州，大分系与萨摩、佐贺、土佐系的国防思想不同，前者主张积极侵华，称为“统制派”；后者则积极警戒日本的赤化，保持纯粹的日本精神，称为“皇道派”，这一派除了一意对苏俄以外，反对进兵中国或者其他东南亚地区。

　　“二二六事变”，皇道派全部垮台；统制派大为得势，因而逐渐形成“七七事变”，演变为大规模的入侵中国。但在“八一三”以后，大藏省首先表示，军费负担极重；其他阁员亦深感不安。因而统制派中，对于中国战局，分裂为“扩大派”与“不扩大派”。扩大派以陆相杉山元为首，其他巨头包括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等，大致皆为陆军省方面的要员。

　　不扩大派集中在参谋本部。策动“九一八事变”的两要角，板垣征四郎与石原莞尔，根本就反对在中国发动事变；这因为板垣与石原，对中国的了解，毕竟比较深刻的缘故。

　　还有一件事非常不利于板垣的是，昭和天皇对板垣的印象很坏，在“帷幄上奏”时，常常给他软钉子碰；而平沼内阁垮台，提出总辞时，昭和更面责陆相板垣不合作。因此，当阿部受命继平沼组阁，面降敕命所作的训辞、竟一反常例，直接指定陆相的人选。

　　从“二二六”事件以来，昭和在历任首相受命之顷，照例有三点指示：第一、尊重宪法；第二、对国际联盟不得过分引起无谓的摩擦；第三、对财政、经济方面，力求稳定。这一次对阿部的训辞，除去这照例的三条以外，另有很具体的三条：第一、对英、美必须协调；第二、指定陆军大臣，无论“三长官”如何决定，在梅津美治郎及畑俊六等两人中，选定一人；第三，内务与司法，有关国内治安，人选须特别注意。

　　原来陆军大臣现役制，本是明治时代确定的；到了大正十二年山本权兵卫内阁，才扩大为预备役的将官，亦可担任；等于许可非军人出任陆军大臣，为一种倾向于民主政治的有力表现，所以是极可珍贵的改革。虽然，从山本权兵卫以后，从未出现过预备役的陆军大臣，但陆军大臣的选择，首相自保有全权。及至“二二六”事变以后，陆军大臣现役制复活；陆军大臣即非内阁现役“三长官”推荐不可。所谓现役“三长官”是陆军大臣、教育总监、参谋总长。

　　昭和指示阿部、不顾“三长官”的决定；这在现役陆军大将的阿部信行，是件很难的事。迫不得已跟板垣去商量；板垣心里明白，这是昭和天皇对他及陆军非常不满的表示；如果仍旧高唱“为国家而违背圣意为不得已之举”的论调，势必与皇室及重臣发生极严重的冲突。因此，他表示谅解，打消原想推荐矶谷廉介的决定，同意以畑俊六为陆军大臣。

　　转任参谋总长的板垣，直接掌握陆军，在行动上获得更多的方便；同时由于汪精卫组府的工作，在周佛海积极推动之下，雏形已具，一旦成立，势必成为“桐工作”的一个障碍，所以今井武夫受命应克服一切困难，建立与重庆谈判和平的直接通路。“桐工作”的成员，心情焦灼，对“敌情”不能出以冷静理智的判断，自不免受愚了。

　　当铃木卓尔提出对方人选的要求时，戴笠的代表特别按照铃木的条件，开了一张名单；今井选中的一个是在西南运输工作方面，负部分重要责任的舒先生；此人年纪还轻，家世显赫。今井选中他的原因是，他的家族在国民政府中极有地位，而且颇为蒋委员长所重视；纯粹作为一个“密使”来看，舒先生是很理想的人选。

　　可是，舒先生从未跟日本人交往过，所以没有一个日本人认识舒先生。即使在中国，由于舒先生交游的圈子不广，也从没有照片在报上发表过；所以也绝少有人识得他的真面目。这一来，跟铃木卓尔及今井武夫见面的，就不一定非舒先生不可。

　　但是，舒先生与日本军部代表秘密接触的消息，如果为西方的情报人员所知，对国家将有不利的影响。因为美国和英国是支持中国抗战的；而且日德意已缔结了军事同盟，德苏又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方始进攻波兰，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与日本虽都宣布，对欧战采取中立的立场，但谁都知道，日本倾向德国、美国支持英法。如果日本能自中国战场这个泥淖中拔出腿去，等于德国增加了极大的援助，直接对英法，间接对美国，都将形成严重的威胁。这一来国民政府与美国、英国合作的诚意，受到怀疑，在谈判中的贷款，能否成功，大成问题。

　　因此，舒先生还是以不出面为宜；但已经允许了日本方面，未便出尔反尔。经过周密的研判，决定运用孙子兵法中“兵不厌诈”的原则，走一步是一步。

　　原来是说明白的，舒先生出面是使用化名。所以找了一个姓郑的工作同志，使用郑士杰的化名，跟铃木卓尔见面；这是一个试探，要看日本方面认不认识舒先生，如果不认识，那末对舒先生的一切又了解多少？

　　在特定的地点见了面，透过翻译的介绍，铃木卓尔很热烈地跟郑士杰握了手，也很客气地道了仰慕，然后谈入正题。

　　“今井武夫大佐，因为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今天不能跟郑先生见面；我还没有资格跟郑先生谈到停战的实质问题，只是第一、希望了解贵方的意愿；第二、约定郑先生跟今井武夫大佐见面的日期。”

　　“今井大佐甚么时候可以到香港来？”郑士杰用广东话说；同时很注意铃木所带来的翻译，一个懂粤语的姓杨的上海人。

　　杨翻译没有任何怀疑的表情，郑士杰心里有数了，对方对舒先生一无所知。舒先生长在上海，除了上海话和英语外，一句广东话都不懂。杨翻译连一点都不知道；铃木的语气，亦很显然地，还认他就是舒先生，这样，自然应该照预定的步骤进行。

　　预定的步骤是，如果对方觉察到他并非舒先生；郑士杰便即声明他是舒先生的代表；倘或毫无所觉，不妨冒充舒先生到底。

　　“今天是一月六日，一个月以后如何？”铃木问说。

　　“那就是二月六日。我想，原则可以同意。但如贵方并无谈判的诚意，二月六日见面亦是无益的。”

　　“舒先生误会了！如果我们没有谋取和平的诚意，根本就不必跟舒先生见面。”

　　“话是这么说，但贵方的行动，告诉我们必须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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