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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徐家的经济大权，握在老大手里；老二要用钱，不能不问老大要，可想而知的，一回两回，还则罢了；三番五次，脸色不免难看，于是龃龉日期，心病日深，吵起架来，话也就越说越难听了。

　　在徐老二想，父亲的财产，本有一半可分，此时要用，大不了记一笔帐，将来分家照算。而徐老大早期迟眠孳孳为利，挣来大把银子，自觉一大半是他的功劳；老二不但不想一想创业维艰，也该动动手、帮帮忙，反而拿父兄的血汗钱去挥霍。这样的败家子，要不要气煞？

　　即由于彼此的想法，南辕北辙，终于同胞手足之间，有一天发生了大冲突。哥哥骂弟弟没出息，是讨饭的命；弟弟指哥哥把持财产，思量独吞。徐老大暴怒之下，出手教训弟弟，一个要打，一个要逃；一个要逃，一个要追，由三楼追到二楼，看看要追上了，徐老二不免情急。恰好楼梯转角处，有一把开进口药品木箱用的小斧头，徐老二抄到手里，当头一下。德国货的斧头虽小，锋利非凡，这一斧砍在徐老大的天灵盖上，顿时倒地不起，等家人赶来劝解，血流满面的徐老大，已经魂归地府了。

　　徐翔荪得知凶讯，几乎昏厥，惊痛稍定，想到善后。这一想又几乎魂灵出窍，弒兄是逆伦大罪，不必查六法全书，就可以断定是遇赦不赦的死罪。大儿子死在小儿子手里，小儿子又要为大儿子偿命，剎那间不可思议地变成绝后，真正叫惨不可言！

　　怎么办呢？死了一个，不能再死一个！徐翔荪知道，这件事的关键在媳妇手里。于是走到哀痛欲绝的“大少奶奶”面前；叫得一声，弯倒双膝，直挺挺地跪在儿媳妇面前。

　　他开出来一个请“大少奶奶”饶恕老二的条件，财产先提一半归长房，其余将来按股另分。此外，只要“大少奶奶”提出要求，能办得到的，无不照办。事已如此，“大少奶奶”就是心中万分不愿，也只好应允，不加追究。

　　虽然安抚了长房媳妇，但要瞒住这件事，问题还是很多。首先尸首一送殡仪馆，伤痕显著，殡仪馆依照规定要报告巡捕房；那里耳目众多，就算殡馆肯马虎，亦必会有消息泄漏出去。所以尸首决不能送殡仪馆。

　　不送殡仪馆送何处？上海租界上，从无买棺材抬到家来盛殓之事；经至亲密友商量，决定先送到同仁辅元堂验尸所去验尸；当然，这要费很大一番周折，好得钱多，居然买通了那里的职员，弄来一具病死的丐尸，冒充徐老大，经过检验，顺利过关，法医在尸格上所填的死因是：“委系因病致死，并无别情。”然后就在同仁辅元堂棺殓，再移送殡仪馆去办丧事。

　　当时，有几个记者在场，总觉得耳目难瞒；徐家便又分别致送红包，都是来者不拒。

　　其实，驻在的记者，并不知道有此偷天换日，尸首调包的情形。收到了红包，反而觉得奇怪，倒要问一问，何以如此“客气”？

　　这一问起来，方知真相；而且知道事主是殷实出名的徐翔荪，想想替他瞒这样一件逆伦重案，而红包只是戋戋之数，太划不来。但“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不便翻悔；中间也有少数人表示不满，无奈这件事摆不到杠面上去谈，也就只好认吃哑巴亏，闷声不响。所以各报只字未登；除了徐家极少的关系人以外，外界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件骇人听闻的凶杀案。当然，华美药房上上下下的职工，每人都收到了“老老板”的一个厚甸甸的红包，是不消说得的。

　　《平报》的记者巫煦仁，穷数日之力，将真相细节，摸得清清楚楚；他的笔下本也来得，加以为了要洗刷自己，所以行文语气之间，毫无隐讳。这篇特稿写成以后，送到金雄白那里，认为不论从新闻、法律、是非上任何一个观点去看，都不能不发表，于是批了个“照发”；总编辑关照本埠社会新闻版编辑，列为头条。

　　第二天一早，整个上海都轰动了！平报馆门口挤满了人，因为报摊上的《平报》一抢而光，有些读者亲自到报馆来买报；也有些人是看了报来打听消息的。报馆电话不断，更是件可想而知的事。

　　再下一天，各大报急起直追，连篇累牍都是徐家有弟弒兄的报导。这一来，徐翔荪又要急得昏厥，托出人来四处打招呼；解铃系铃，第一个要找金雄白。

　　徐翔荪托的是他的一个同行，中法药房经理许晓初；由许晓初托一个金雄白的同乡，而且有私交的章正范来疏通。

　　“徐家的要求是，希望不再登这条新闻。”章正范说：“我知道你办报，从来不拿人家的钱；所以徐翔荪跟我说：条子要多少，请金先生开口。我回复他说：金先生虽姓金；金条是打不倒的。而且他自己有丬银行，金条也不少。不过，我希望你卖一个交情。”

　　金雄白早就知道，必有人来说情；答复是早就想好了的，此时不慌不忙地答说：“此事我本无成见，不过，别家报纸已经登了。我们亦不便中断；否则岂不是自己招供：此地无银三百两。如果能保证其它各报都不登，我也一定不登。”

　　这个保证，章正范如何办得到。事实上，不登也来不及了，因为法租界警务当局，已经采取行动，由捕房律师向上海第二特区法院提起公诉；提到徐老大的棺材，开棺相验，脑袋上斧痕极深，确系伤中要害致死。

　　接下来，便是徐老二被捕；徐翔荪已下了决心，为了能留下一条根，不惜倾家荡产要买次子的一条命。

　　徐翔荪的银弹攻势。起先不够强烈；后来又忒嫌过火，从法院到报馆，钞票处处送到，哪知越送越坏，送得越多，消息的标题做得越大。事实上审判的过程，亦很戏剧化，更增加了新闻性；各报为了本身的销路，对此大好题材，亦不容记者轻轻放过，无不加枝添叶，尽力渲染，因而连谣言都登了上去；不过最后加一句：风闻如此，真相不明。

　　当然，徐家所请的律师，酬劳是出乎一般想象地高；律师挖空心思，想出一个办法，教徐老二装傻，到得堂上，不管法官如何盘诘，死不开口，为的是可以让法官援用刑法

　　“刑事责任”中，“心神丧失人之行为、不罚”的条文，宣判无罪。

　　这是如意算盘，第二特区地方法院院长孙绍康，以及承办推事，尽管传言凿凿有据地说他们受了徐家重贿，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判徐老二无罪；可是毕竟未判死刑、有期徒刑不多不少十年整。

　　牢狱之灾不免，绝后之忧可解，徐翔荪也就不打算替儿子上诉了。哪知检察官说好不上诉的，竟然上诉了！徐翔荪得知其事，吓得魂灵出窍，细细打听。更觉大事不妙，原来检察官是奉部长之命上诉。

　　司法行政部长本来是张一鹏；他的老兄叫张一麟，是袁世凯最亲密的幕僚，但非洪宪劝进的“功臣”。等到袁世凯八十三天的春梦一醒，大限亦到，他亦就回到苏州，息影林泉，不问世事。

　　抗战爆发，张一麟想起日本人逼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狰狞面目，新仇旧恨，交感于心；上书请缨，要组织一支“老子军”。还做了一首诗，就现成的吴宫旧事作品句：“娘子何如老子军？”传诵一时，当然，只是佳话而已；蒋委员长命陈布雷写了一封情文周挚的覆信，谢慰劝阻，打消其事。虽有人传以为笑谈，毕竟对士气是有鼓励的。

　　这张一鹏与汪精卫是在日本学法政的同学，北洋政府时代，做过司法行政部次长；罢官以后，在上海挂牌做律师，以他的资历声望，自然而然地被选为上海律师公会的会长，而且一做做了许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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