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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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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岸波想出来的话，特为请犬养健以第三者的立场来说，比较易于见听；周佛海略一考虑，点点头说：“那也可以。不过这有法律上的问题；三月三十日以前，财政部尚未成立，在此以前签署的借约，我可以不承认。这一点请对方要考虑。” “那不要紧。中国的公文原有倒填年月的办法；我们不妨预填年月，写明三月三十日好了。” 周佛海没有想到，人家是早就研究透澈了的；不容他耍花枪。新政府成立之前，有许多迫切的支出，不能没有大笔款子；迫于现实，只好暗中叹口气，接受了岸波的条件。 于是拟定了借款合约，经岸波同意，定在第二天上午签署；周佛海随即派人连夜赶到南京，将尚未起用的财政部印信取了来备用。 签约的地点是在预定的财政部驻沪办事处。事先约定，岸波带一张正金银行的本票来，签署完成，交换合约，致送本票，都要拍摄照片，作为纪录。 到了预定的时间，岸波与周佛海先后到达，略作寒暄，随即并坐在一张铺了雪白桌布的长桌后面，各执毛笔签署；不过十分钟的工夫，便已完成。接下来便是盖用印信；钱大櫆将红绸子里扎的印盒打开一看，不由得楞住了。 原来印铸局照前清的规矩，铸成的铜印，四角带四只脚；因为唯有如此，才能确实保证在这方铜印出炉到递送的过程中，未为人所盗印。这个规矩不但钱大櫆不懂；连周佛海也是第一次见识带脚的印信，一时不知作何处置。 “要把脚锯掉才能用印。”从林柏生那里找来的摄影记者，自告奋勇，“我去找工具。”说完，掉头就走。 “签署已经完成了。”钱大櫆懂了印信带脚的道理，便有了应付的办法，“请部长跟岸波先生，还有贵宾们，先到客厅进用香槟。” “好，好。”窘境暂告解消，周佛海举手肃客：“请！” 于是岸波将装了正金银行本票的信封，揣入口袋；随着周佛海到了客厅，开香槟碰杯，坐下来随意闲谈。 不一会只听见外面“嘎嘎、吱吱”的声音；听得岸波齿根发酸。周佛海则是心都酸了；那种用钢剉在锯印脚的声音，在他听来，就如同跟他私奔到日本过苦日子的杨淑慧，在刮米缸一样。 财政部的大印，第一次起用，就拿来盖借款合约；他在心中自语：大非吉兆！ 钱大櫆当然也听到了；同时，周佛海与岸波的表情也看到了，赶紧奔了出来，只见一堆人围着那方铜印，还很起劲地在工作。 “算了，算了！”他摇手阻止，“声音太难听。回头再说吧。” 摄影记者住了手，揩一揩额上的汗问道：“换约的仪式不举行了？” “只好作罢。谢谢你。”钱大櫆看他有怏怏之色；急忙又说：“你不妨到客厅里去找两个镜头。” “对！”一句话提醒了那记者，冲进会客室。站定脚说道：“请周部长跟岸波碰一碰杯！” 周佛海对新闻记者一向很尊重的；便将他的意思，用日本话告诉了岸波，征询他的意见。 “可以，可以！”岸波欣然同意。摆好了碰杯的姿势；摄影记者一面对光，一面说道：“请周部长面露笑容。” 周佛海实在笑不出来；只好唇角牵动了几下，勉强装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第五章 优孟衣冠】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南京城里城外，店铺住户挂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不过上面还有一面三角形狭长的黄布小旗，旗上有六个字：“和平、反共、建国”。有人说，这面小旗，犹如梁山泊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于是有人就把这面“杏黄旗”扯掉了。 这一扯坏了，有个“皇军”经过，一望之下，神色大变；楞了一下，奔上去拿皮鞋脚猛踢大门，一面踢，一面大骂“马鹿！” 这一下，吓坏了街坊，惊动了警察；消息一直传到“市长”高冠吾耳中。 这个矮矮胖胖、满脸浊气的市长，穿一件蓝色宁绸夹袍，上套一件黑丝绒马褂。正在“国民政府”以地主的身份，周旋在“各部会首长”之间；听到这个消息，脸上因为得以留任而显露的笑容，顿时消失；走到正跟陈公博在交谈的周佛海面前，低声说道：“市区有一点中日纠纷，我想跟院长，部长报告，请示处理办法。” “喔，”周佛海问：“何谓中日纠纷？” “有些老百姓把国旗上的飘带拿掉了；日本兵见了大为不满，说他们打了三年的仗，死伤累累，目标就是青天白日期，不想今天会在他们占领的地区发现，自然不能甘心。”高冠吾又说：“类似情形，不止一处；此刻新街口集中了成千上万的日本兵。倘或没有善策，或许会有暴动的危险。” “我早知道，”陈公博脱口答说：“一定两面不讨好。” 周佛海没工夫发牢骚，只问高冠吾：“你倒说，有甚么善策？” “是不是下令——，”他也有些说不出口；而终于很吃力地说了出来，下令暂不悬起。 周佛海几乎要破口大骂“放弃！”高冠吾看他脸色难看，赶紧又提第二个办法。 “或者，请部长打一个电话给西尾寿造大将，请他想办法安抚。” 西尾寿造大将是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提到他，周佛海的气又来了。 “我们政府还都，日本不派大使；连驻华派遣军司令都不来观礼，真岂有此理！”周佛海说：“我不跟他打电话，我找影佐。” 于是将影佐祯昭找了来，匆匆交谈，定了两个步骤，一方面由他分别打电话给西尾寿造及日本宪兵司令，劝导“皇军”散去；一面由高冠吾派警察劝告百姓，挂国旗务必须有那面小黄旗。 部署初定，只听得军乐大作，原来“代理主席”汪精卫到了。“文武百官”不是蓝袍黑褂，就是黄呢戎装；唯有他穿了一套长礼服，不过头有点抬不起来，全靠浆洗得雪白的硬领撑住。当然，脸上不会有一丝笑容。 行礼如仪到了“代主席致词”，只是汪精卫手撑着讲坛，茫然地望着台下；久久不发一语。 汪精卫的演讲，在党国要人中考第一，往往一上来就探骊得珠，几句话便能吸引全场的注意力；但这天却语音低微，有气无力，往日演讲时那种飞扬的神采、清晰的声音、优雅的手势，都不知道那里去了？后排的人只见他嘴唇翕动，不时有一两句“大亚洲主义”、“无百年不和之战”之类的话，飘到耳边。最后一声“完了”，倒很清楚；令人想起宣统登基，在太和殿的宝座上大哭特哭；他的生父摄政王载沣为了哄他，不断大声地说：“一会儿就完，一会儿就完！”果然二年工夫便断送了天下；如今汪精卫是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完了！” “开锣戏”草草终场；汪精卫随即到“行政院”院长办公室“判红”——就职贴红纸布告，稿上要画“行”。办了这件开手第一件的例行公事；他拿起第二个卷夹，里面是一迭电讯；头一条就是暂迁重庆的国民政府明令“通缉卖国降敌汉奸陈公博”等七十七人；这是汪精卫决定组府后，中央第六次发布通缉令：第一次只有汪精卫一个人；第二次也只有两个人：周佛海、陈璧君；第三次有褚民谊、梅思平、丁默更、林柏生之流，一共九个人。这三次通缉令，层次分明，谁是首、谁是从；谁是汪记政府最重要的人物与次要人物，从名单先后，一望而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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