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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章　迷途未远】 　　两个多月以后，汪精卫终于由上海飞到了东京。他们由河内回上海，是日本派出一条“北光丸”秘密护送的；不去欧洲而回到上海，表示汪精卫决定要“组府”了。汪系的人说：汪精卫本无此打算；只为河内事件所刺激，改变了初衷。 　　随同汪精卫一起飞日的，有周佛海、梅思平、汪精卫的日语翻译员周隆庠，以及另一要角，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大家都被招待在东京北郊古河男爵的别墅居住；连高宗武手下的科长董道宁都不例外，唯独高宗武被指定住在隅田川西岸桥场町大谷米太郎家。表面的理由是，高宗武有肺病；但是，大谷米太郎跟他的家属，并没有可以免于受肺病传染的机能。 　　对于这样一份特殊的待遇，高宗武确很伤心。“和平运动”是他发起的，如今不但成了局外人，而且据他的同学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透露，他还有生命的危险。 　　于是高宗武自然而然地想起一个人，此人姓黄，名群，字初溯，后来改为溯初；他是浙江温州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出身，民国初年与梁启超、张君劢在一起，属于所谓“研究系”；近十几年来不甚得意，隐居在长期的晓滨村。高宗武不但是他的同乡后辈，而且自留学至从政，一直受他的提携；如今身处危疑，唯一可以为他祛疑解惑，指点迷津的，便只有此人了。 　　“我之从事和平运动，原来是要为蒋先生效劳；后来日本两度发表声明，不以蒋先生为和谈对手，那我就只好找汪先生了。汪先生也说过。要和要战，都该由蒋先生出面；所以我之请汪先生出面，实际是过个渡。哪知道，现在情况不对了！汪先生内有陈璧君，外有周佛海，日夜煽动，预备要自己来干了。” 　　“于是，你就受排挤了！”黄溯初说：“我听说影佐祯昭视你如眼中钉；那是必然之理。你想，影佐祯昭是参谋本部的中国课课长，奉派到上海组织‘梅机关’，他代表的是日本军阀的利益；日本军阀自然希望中国分裂，有个傀儡政权在手里，作为工具。至于影佐个人，当然亦希望一手炮制一个伪政权出来，像溥仪的‘御用挂’吉冈安直那样，可以做太上皇。如今你想拿和平运动由汪先生过个渡；要战要和最后由蒋先生去决定，无论从那一点看，都跟影佐的希望相反，自然非去之而后快不可。” 　　这番分析鞭辟入里，高宗武心悦诚服；随即问说：“黄先生，那末你看，我以后应该怎么办？” 　　“那要看你自己。”黄溯初是策士型的人物，先要探明高宗武的意向，才能替他出主意；他试探着问说：“汪政权成立，外交一席，自然非你莫属？” 　　“那里！汪先生不会给我的。” 　　“他预备如何安置你？” 　　“‘老太婆’跟我来说：你才三十出头，年纪还轻；大器晚成，需要磨练，不妨先当次长，只要工作有表现，不怕不会更上层楼。” 　　“‘老太婆’是谁？”黄溯初问：“是指陈璧君？” 　　“是的。没有一个人不讨厌她；也没有一个人不怕她，所以背后都是这么叫她。” 　　“喔，”黄溯初又问：“你是不是想当部长呢？如果你当他的外交部长，我来替你画一条路出来。” 　　“不！”高宗武说：“我想跳出去。” 　　“此话当真？”黄溯初念了一句《武家坡》的白口。 　　“真的。” 　　“好！”黄溯初又念“归去来辞”了：“‘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你既有此大彻大悟的决心，我少不得又要到软红十丈中走一遭。” 　　一夕深谈，决定了高宗武的出处；等他跟着汪精卫回到上海，黄溯初也买舟西航，悄然到了纸醉金迷，畸形繁荣的“软红十丈”之中。 　　一到上海，黄溯初便去看他的一个同乡徐寄庼；他是浙江兴业银行的董事长，“江浙财阀”的巨头之一。此外，他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头衔——国民政府在上海设有一个“统一工作委员会”，徐寄庼是委员之一，负责金融方面的工作。 　　“宗武想要跳出来，”黄溯初问道：“你看要怎么走一条路子，才能通到委员长官邸？” 　　“自然是戴、杜之间挑一位。”徐寄庼说：“我看托月笙比较好；联络比较方便。” 　　“月笙不是在香港？” 　　“他有代表在这里；这两天从香港回来。”徐寄庼说：“我去看一看。请你在这里等回音。不过，溯老，最好请你写几个字，让我带去。” 　　“你们办银行的，讲究手续清楚。”黄溯初笑着问道：“你要我怎么写？” 　　“月笙识字不多；要托他甚么事，要言不烦写两句。” 　　黄溯初点点头，就现成的笔砚，写了一张便条，只得九个大字：“高决反正，请向渝速洽。”无上款，亦无下款。 　　带着这张便条，坐上汽车，徐寄庼径自去访杜月笙的代表。此人名叫徐采丞，本是《申报》老板史量才的干部，在一．二八以后所组织，由史量才担任会长的上海地方协会做事；及至史量才被刺，上海地方协会由副会长杜月笙“扶正”，他才列入杜氏门墙，成为“恒社”的中坚分子。到得上海地方协会的秘书长黄炎培去职，徐采丞接掌了这个职位，无形中成为杜月笙向地方各机关打交道的代表；他处事稳重，头脑清楚，善于利用各方面的关系，而且有功不伐，宠辱不惊，杜月笙最欣赏这种个性的人，所以抗战一起，远走香港，指定徐采丞做他在上海的代表；“恒社”弟子，以及杜家下人，包括管家万墨林在内，他都有权指挥的。 　　巧得很，徐寄庼去访他这位同宗时，徐采丞刚从“胡佛总统号”下船回家。两人闭门密谈；徐寄庼扼要说了经过，随手取出黄溯初的亲笔便条，要求徐采丞原船回香港，跟杜月笙去报告。 　　＊ ＊ ＊ 　　杜月笙在香港的场面，自然不如在上海；但好客依然，除了九龙柯士甸道的私寓以外，特地在香港告罗士打饭店七楼，辟了个长房间，作为每天下午会客之处。更上层楼，便是咖啡座，无形中成了杜月笙的大客厅；海外流人，只要跟杜门中略有渊源的，尽不妨到那里去泡，咖啡蛋糕，喝足吃饭，抹抹嘴走路，账单自有人付。 　　至于七百零五号的座上客，不是密友，便是特客；或是片刻不可离的亲信智囊。徐采丞一到香港，下了船正是杜月笙每天会客的时候；自然驱车直奔告罗士打。 　　“咦！采丞，”林康侯说：“乡下人勿识走马灯，又来哉！” 　　徐采丞若无其事地一一招呼；杜月笙见他四日之隔，去而复回，料知必有函电中所不便说的紧急事故，当即向在座的林康侯、王晓籁，以及受戴笠委托，在香港担任特别代表的王新衡说道：“唐老、晓籁哥、新衡兄，你们坐一坐，我跟采丞去说一句话。” 　　七百零五号类似总统套房；外间客厅很大，里间卧室也不小，两张双人席梦思以外，还绰有余裕，可以摆一张小圆桌、四把靠椅、一张书桌、一个活动酒柜。徐采丞跟着杜月笙到了里面，随手将房门关上；然后打开随身携带的手提箱，将那张便条交到杜月笙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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