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故事(37)_高阳

三七

　　更在五十一年二月的“畅流”杂志上，读到陈作鉴先生写的“香妃与容妃之辨”，陈先生广征博引，肯定证实了“香妃”与“容妃”，绝对是两个人。

　　此外，我更找到了三项铁证，为前人所未发现的。

　　第一，我在日本昭和四十四年（民国五十八年）出版的铃木勤所编之“中华帝国之崩坏”（日文）一书中，看到一张彩色图片，是一片象牙的钥匙牌子，共有四块。第一块牌子上写“皇上钥匙”，第二块牌子写“皇后钥匙”，第三块牌子写满文“皇太后钥匙”，第四块牌子写“香妃钥匙”。若果真“容妃”即“香妃”，何以不写“容妃钥匙”？这些牌子，现存日本，不可能是伪造。

　　第二，我找到一张容妃陵寝挂在墓前飨殿的一帧遗像，这是民国三年徐相国之女，亲至皇贵妃陵寝拍摄，与香妃戎装像上的相貌，并不相同，证明二人绝非一人。容妃葬在皇贵妃陵寝，香妃因被赐死，葬在北京南城下之陶然亭东的“香冢”，后又被移葬至新疆喀什噶尔，香妃之故乡。此处回人称之为“香娘娘庙”，如今被中共修筑成一观光古迹名胜。

　　第三，我看到收藏家李鸿球先生拥有的一幅郎世宁所绘的“武列行围图”，上有“高宗纯皇帝偕香妃山庄行围”之文字，系用金线绣在包裹该图之龙缎上，绝非偕“容妃”山庄行围。

　　为了证实“香妃”确有其人，我花了三年再继续多方搜罗资料，于六十九年元月在“幼狮文艺”发表了“香妃之画像”一文，据我所获之资料，证实郎世宁身前曾为香妃画了十一幅画像，香妃单人的有五幅。一幅“戎装像”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一幅“汉装像”，为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所收藏，一幅“采花图”，为日本人收藏，一幅“宴居图”，为香港张姓收藏家所有，一幅“种花图”为台北某一收藏家所有，闻现已迁往美国居住。

　　香妃与乾隆及其他侍从人员画在一起的画像共有六幅，其一为李鸿球先生所收藏，二幅为日本收藏家所有，一幅“木兰获鹿图”为法国巴黎居美博物馆收藏，一幅流落在海外，一幅下落不明，可能为国外博物馆所藏。

　　高阳先生说，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那幅“香妃戎装像”大有疑问，他说：“明显的破绽是，所着戎装，是欧洲古代武士的甲冑。”而我看到的那幅画像，乾隆与香妃并辔出猎，香妃穿的也是那套服装，当时回疆因有“丝路”，穿欧洲式甲冑去打猎，并非是不可能的事。

　　“香妃的真面目”一文中，特别提到“臣永瑢恭画”的“威弧获鹿”的手卷，高阳先生认为发现了“容妃”的真面目，文中对于该画之装裱，以及图章印记，及大小均有详细之记述，并引述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先生的研判：“这是乾隆木兰秋狝，一次获鹿的真实记录，宫内所藏乾隆获鹿之图尚多，但由妃嫔陪同射猎，尤其是回装的妃嫔，仅此一件。”

　　可惜的是，未有任何文字记载，说图上回装之妃嫔是“容妃”或是“香妃”。

　　我所获得的有关“木兰获鹿图”画像的资料，是郎世宁所绘，并非永瑢所绘，其全名是“秋狝木兰御妃扈跸获鹿图”，与“春搜大阅爱乌罕恭进四骏图”，同装裱为一卷，统名之曰：“西鄙归化图”。

　　秋弥，是秋天打猎之意；木兰是满州文Muran一字音译，汉文意译为“哨鹿”，即以哨声仿鹿鸣，以引来雄鹿的一种猎法。此处之木兰，系指木兰园场，该园场成立较避暑山庄为早，康熙皇帝时造，每年阴历七八月间，均由汉蒙王公随侍到木兰园场去打猎，乾隆时，此一位于热河省之木兰园场，是他最喜爱的猎场。

　　此图中，香妃全副戎装，一人骑马疾驶，伏身张弓，追射小鹿，其奔追之状，跃然纸上。此图后有乾隆亲题之七言律诗一首，后有东阁大学士三等诚毅伯伍弥泰题诗，诗中提及画中之女子为“圣妃”，及绘此画者为郎世宁。

　　我曾于英文之“郎世宁宫廷画专集”一书中，见过此画，下注明现为法国居美博物馆Musee Guinet所收藏。

　　六十五年十二月，此间“雄狮美术”月刊，曾派记者赴法国该博物馆采访，并拍摄该馆珍藏此图之照片在月刊上刊出，据该馆表示，此珍藏之画像是法国胡雷将军逝世前，立下遗嘱赠给法国政府的。最初收藏于罗浮宫博物馆，一九四五年，始移交给该馆，我猜想，当年一定是英法联军之役时，被法人所夺去之战利品，此图当较高阳先生所看到的那幅“威弧获鹿图”珍贵多矣，二图不同的是打猎的均是“回妃”，一着回装，一着戎装，一未见文字注明，为容妃，一种见文字题诗为“圣妃”，前者为永瑢所绘，后者为郎世宁所绘，而戎装与香妃个人打猎之戎装像相同，显见二人非同一人也。

　　我希望“香妃”“容妃”的说法，不再继续错误的“传播”下去，因为是非，总要有弄清楚的一天。

　　七、对容妃不是香妃一文的回应

　　姜先生的大作，我用他的‘三项铁证’就可以将它全盘推翻，无须再看他的著作。”下面谈他的“三项铁证”：

　　第一项，四枚象牙钥匙的问题（原文恕不照引）这是一项不明宫禁规制者所造的假骨董。所谓‘皇上钥匙’，试问此钥匙是皇帝自己掌握，还是指皇帝所居宫殿的钥匙？若是前者，皇帝莫非跟齐白石老先生那样，亲自将家中所有的钥匙悬在腰间？宫殿钥匙，例由各宫的总管太监掌管，帝后妃嫔是不管的；其重要宫门的钥匙，则由“敬事房”掌管。如是后者，皇帝的寝宫不止一处，这把“皇上钥匙”，到底是乾清宫呢？还是养心殿？

　　又，姜文中说“清史没有文字记载，是因她未从乾隆，且被赐死，故没有册封。”既未册封，何来“香妃”的封号？此种自己打自己嘴巴的矛盾，不知姜先生何词以解？再者明清妃嫔封号，从无用“香”字这种不庄重的字眼者。

　　第二项，香妃“葬在北京南城下之陶然亭东的‘香冢’（高阳按：应作“南下洼”，亦曰“下洼子”，其地在先农坛以西）。在乾隆年间，只有陶然亭，并无香冢，而所谓“香冢”者，不过出土二尺的一方小石碣；相距尺许另有同样的一方，题曰“鹦鹉冢”。“骨董琐记”引“越缦堂日记”谓：“丹阳张春陔御史盛藻所作”。而“天咫偶闻”则进一步谓：“相传香冢为张春陔侍御瘗文稿处；鹦鹉冢则谏草也”。（高阳按：张盛藻字春陔，湖北枝江人，拔贡出身，同治二年补江南道御史。见“清朝御史题名录”，李莼客所记微误。）

　　关于香冢的传说甚多，或曰葬八大胡同名妓蒨云；或曰葬湖北女子李窈娘。谓葬“香妃”亦是其中一说，但此说最不可信。珍妃之死，时人以诗词悼志者，不计其数；是故倘真有“香妃”之如姜先生所说的“忠贞爱国殉节”事迹，如此大好题材，岂有不付诸吟咏之理。但我读过同光年间咏陶然亭的诗，有李慈铭、张之洞、梁鼎芬、郑孝胥、黄节等五家，诗皆七律，但没有一个字提到所谓“香妃”。岂非是“香妃”子虚乌有的反证？

　　第三项，说郎世宁为“香妃”画过十一幅像，其中有一幅为台北李鸿球先生所收藏，我曾为李先生题过他的藏品，原想把他手中的“香妃”像，借来一观，但看到姜文后面一段，心想不看也罢。

　　十一幅“香妃”画像中，以有乾隆御题七言律诗，及“东阁大学士三等诚毅伯伍弥泰题诗”这一幅最值得注意，但翻一翻“清史稿”伍弥泰传，不禁哑然失笑，这幅伪画就历史来说，荒唐得岂有此理；但相信在艺术上，一定具有相当的水准，不然骗不过“雄狮美术”月刊的编辑。

　　现在指出荒唐之处如下：

　　㈠郎世宁殁于乾隆三十一年，而如有“香妃”打围获鹿之事，应在回部初平以后的二十五六年，至迟不会超过乾隆三十年，而伍弥泰授东阁大学士是在乾隆四十九年，这年分上的差异怎么说？

　　㈡或谓画在乾隆三十年以前，题在乾隆四十九年以后，则试问乾隆何以找出二十年前被赐死的“香妃”画像，命大臣题诗？有甚么明确的证据及理由？就算一时高兴，不必找理由，但亦绝不会命伍弥泰题，因为伍弥泰认不认识汉文都是疑问。遑论题诗；更遑论为诗虽做得不好，但眼界极高的乾隆题诗？

　　伍弥泰何许人？蒙古正黄旗人、雍正二年袭伯爵，方在幼年，他从当佐领起，一直都是在军旅中服务，一任理藩院尚书，只要懂蒙古文即可；乾隆四十八年，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充上书房总谙达，更为不通汉文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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