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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场弊案知多少？(2)

　　李振邺到堂后，坦承受贿不讳，又攀出张我朴及国子监博士蔡元曦等人。王永吉为了讨好北派，蓄意要兴大狱，将冯元唤了来，用好言骗出那张名单，不道所中的五人之中，第二名就是他的胞侄王树德。于是王永吉上疏自劾；世祖批的是：“王树德审明处分，不必先期陈知。”

　　由任克溥指名参劾，经审问属实者，官员有李振邺等五人；行贿的举人二人，“俱着处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着流徙尚阳堡（在吉林省）。”此为前朝所未有的严厉惩罚。

　　此外冯元名单中人，以及在第一次审问口供中牵涉到的人，尽皆拿问。其中大部分已回家乡，刑部行文各省督抚，逐一逮捕进京，同时世祖降旨，所有顺天乡试取中的举人，加以覆试；日期是顺治十五年正月十五，地点在太和门，由世祖亲自命题，结果有八个人文理欠通，革去举人，其余皆准会试。

　　但各省举人，虽已云集京师，只以南闱的弊案，正在办理，而御史上官铉又奏请江南新榜举人，照北闱成例，请皇帝钦定试期，亲加覆试。这一来会试便无法按期举行；因而礼部上奏，说“直省士子云集，闱务不便欠稽，其江南新科举人，恳停止会试。”批谕照准。江南新科举人无辜者，遭受了池鱼之殃。

　　三月十三日，在西苑瀛台覆试，江南新科举人，除八股文两篇以外，另考一篇赋，一首试帖诗，赋题即为“瀛台赋”。每一名举人，有护军二人，持刀监视；堂下复罗列各种刑具，气氛极其恐怖。江苏吴江名士吴兆骞、字汉槎，与两兄并称“江左三凤凰”，赴试时战栗不止，竟缴了白卷，命运可想而知了。

　　江南覆试结果，最幸运的一个叫吴阿呜；其时会试已过，特准参加殿试，亦就是未参加会试而取得了进士的资格。另外，有七十四人准仍作举人，但已耽误了本科的会试；有二十四人，虽仍准作举人，但罚停会试二科，按会试的年分为辰戊、丑未，本年顺治十五年为戊戌不算，下一科辛丑，再下一科甲辰，停科须至丁未年方得参加会试；至于文理不通，革去举人者，亦有十四人之多。

　　这是丁酉科场案风波的第一波；第二波则为问罪判刑，而北闱轻，南闱重，此为“南北之争”，北派占了上风之故。兹分述如下：

　　一、四月二十二日突传上谕，北闱系案诸人，皇帝要亲自处分。生死决于一言，如果问成死罪，照例“立决”，所以刑部预备了绑索四十副、“口衔”——一块长方形小横木，两头系索，自嘴部横过，系于脑后，小横木恰好衔在口中，目的是禁止犯人在临刑以前，口出悖逆之言；刽子手四十名。这表示，预计有四十个人将被处死；而事实上系狱的犯人，总计还不到四十人，因此这样从宽预备，意味着全体犯人，都有骈首就戮的可能，因此起解入太和门之时，犯人都吓破了胆，胆汁绿色，因此“便溺皆青”。

　　那知雷声大，雨点小，上谕：“多犯一时处死，于心不忍；即于长安街重责四十板，候旨。”

　　于是刑部遵旨，在长安街行杖；下杖极重，彷佛打算拿他们“立毙杖下”似地。刑部左侍郎杜立德虽是北方人，但极富正义感，喝住隶役骂道：“皇上天恩，特赐宽宥，你们是必欲置之于死地，辜负皇上的恩典吗？我告诉你们，止可示辱，不准重责，有甚么责任，我一个人担当；你们如果不听我的话，我一脚踢死你们！”幸亏有这番仗义执言，才没有发生惨剧。

　　第二天，刑部拟定诸犯罪名，计分“斩立决”、“绞立决”、“绞监候”三等，上谕“俱从宽免死，各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王树德本在“斩立决”之判，此时可以不死。北闱弊案，至此告一结束。

　　二、南闱案结于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刑部原拟至考拟绞，同考充军尚阳堡，举人方章钺等革去举人。向来刑部拟罪，都比较重一点，留下为皇帝减刑的余地，以示恩出自上。不意刑部拟轻，皇帝改重，正副主考方犹、钱开宗“俱着正法”。所谓“正法”即明正典刑、公开处决；绞刑只在监狱中执行并不公开，因此“正法”便是由绞刑改为斩决。

　　房考共十七员，除一员已死亡，其余十六员均处绞；举人方章钺、吴北骞等八员，责四十板，充军宁古塔。至于所有人犯“家产籍没入官”，亦就是所谓“抄家”，不消说得。

　　凡定罪，刑部拟轻，皇帝改重，必有特殊原因，乾隆最喜为此，每有长篇大论的上谕，说明理由。但通常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恰好遇到皇帝情绪不好，罪犯便成了他的发泄迁怒的对象。

　　丁酉科场案所以闹得如此之大，是因为适逢顺治最拂逆抑郁之时，为顺治封为皇贵妃的董小宛，生了一个儿子，尚未命名，即封为“荣亲王”，显然就是将来的皇太子，那知此子福薄，十五年正月就夭折了。自此以后，案情就一步一步升高了。

　　更不幸的是，董小宛不仅痛子，而且顺治已经跟他不同床，今后再无生育之望，后顾危危，生趣索然，以致抑郁成病。顺治跟她不同床，并非失宠，而是觉得“夫妇之谊，义同老友”，看她怀孕时仍旧强自挣扎，执行“代理皇后”——“摄中宫”的繁重任务，非常辛苦，所以决定分床。事实上宠信更甚，看她久病不愈，心里烦得不得了，以致多杀了十七个人。

　　自顺治十四年丁酉以后，康熙五十年江南辛卯科场案，也闹得很大。这一科乡试，南闱的主考是副都御史左必蕃，广东顺经人；副主考编修赵晋，福建闽县人。重阳日榜发，士论大哗，因为其中文理不通者，颇不乏人。

　　于是江宁、苏州、提州都有人闹事。江宁“贡院”匾额，为人蒙上一层纸，大书“卖完”二字；苏州则秀才千余人集会玄妙观，叫人将五路财神像抬入苏州府学，学官劝导不听，将财神像锁在明伦堂，象征财神贪赃要受孔圣人之罚。至于嘲笑的歌谣联语，不计其数，流传最广的一副是：“左丘明有眼无珠；赵子龙浑身是胆。”由此可知左必蕃失察，而赵晋是卖举人的主角。

　　清朝的江苏，督抚分治，两江总督噶礼驻江宁；江苏巡抚张伯行驻苏州。噶礼是旗人，能干而贪；张伯行河南人，家境很不错，而又是讲道学的人，办事的才具有限，而且性情有些刚愎，但极廉，为康熙誉为“天下清官第一。”这样两个人在一起做官，不能和睦相处，是可想而知的。

　　张伯行看秀才闹事，不能不管，一打听下来，这一科南闱的监临是藩司；但卖举人的丑闻，噶礼亦脱不得干系。不过他在奏折中并未指出噶礼的名字，只报告有此闹事的情形而已。

　　紧接着正主考左必蕃的奏折也到了，说“臣典试江南，撤闱后，闻舆论喧传，有台客县知县王曰俞所荐之吴泌；山阳县知县方名所荐之程光奎，皆不通文理之人。臣不胜骇愕，或系传递代作文字、或与房官打通关节，亦未可定，祈将新中举人吴泌、程光奎或提至京覆试，或发督抚严讯，以正国法。”同时自请处分。得旨：交部议。

　　乡试的房官，定制在本省举人以上出身的知县充任。王曰俞、方名所荐的卷子，既有问题，便不无纳贿的嫌疑。礼部议奏，先将吴泌、程光奎解京覆试，果然文理不通，再进一步严究。但康熙的批示，交由在江南出差的户部尚书张鹏翮，会同西江总督、及江苏、安徽两省巡抚，在扬州地方“澈底详察，严加审明是奏。左必蕃、赵晋但着解任，发往质审。”

　　为甚么指定在扬州审问呢？这个疑团我最近才在偶然之间打破。原来江宁织造曹寅兼巡盐乡史曹寅，是康熙的心腹，其时正在扬州刻书，《全唐诗》刻成后，正在筹备开雕“佩文韵”，常驻扬州，可资以为耳目。

　　这件科场案，噶礼确有嫌疑，但张鹏翮因为他的儿子现在安徽当知县，是噶礼的属下，因而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张伯行主张严审，因而与噶礼发生冲突。五十一年正月，张伯行便上了一道折子说：“乡试前风闻总督通同监临提调，揽卖举人。迨后取中不公，正考官左泌蕃疏中有或发督臣严审语；又风闻总督欲索银五十万两，保全无事。及扬州会审，既得副考官赵晋与程光奎交通关节实情，旋得安徽布政使马逸姿当役家人，为吴泌行贿供证，督臣震怒。辄令夹胫箝口。尚书张鹏翮因其子张懋诚现任安徽怀宁县知县，恐遭陷害，亦瞻顾掣肘。总缘督臣权势赫蛮，莫敢撄其锋，臣不敢顾及身家，虽言出祸随，亦所不惜。况逢圣明在上，督臣虽甚浅险，未必能加害无辜，亦何惮而不言？仰祈敕令解任，一并发审，俾舞弊之人，失所凭借，承审之官，亦无赡顾，庆真情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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