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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场弊案知多少？(1)

　　中国自唐初开科取士以来，直至清末废科举，历时一千两百余年的考试制度，构成了文官制度的骨干；因此考试制之是否公平合理，科场风气纪律之是否良好，影响于政治之是否清明，至深且巨。

　　清朝的一切制度，皆沿袭明朝已有的规模，加以改良，尤以考试制度，更为周密完备。对于科场纪律之整饬，远较明朝为注重；考官及士子舞弊，罪至大辟，乾隆以后，执法更严。因为非弊绝风清，真材不出；亦非弊绝风清，不能使寒士奋发向上，扬眉吐气。考试的公平，人人机会平等，为政治上极重要的安定力量。中国历代的变乱，其起因不外乎贪官污吏搞得民不聊生，农民不得不起而反抗；但如此种反抗出于知识分子的领导，亦即农民与知识分子结合的变乱，往往就会威胁到一个政权的生存。清朝的变乱，大致都是农民与邪教的结合，从无知识分子参预，故皆能危而复安；不能不归功于考试制度的公平，及考官的不敢轻易以身试法。

　　清朝的科场弊案，以顺治十四年丁酉科场案，及咸丰八年戊午科场案，为最骇人听闻。此两案虽皆具有政治因素在内，但对端正科场风气，确实是有重要的正面作用。尤其是戊午科场案，大学士柏葰毕命西市，更具吓阻作用；同光得有短暂的中兴，人材辈出，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即为戊午科场案所显示的，至少在考试制度方面，法治的权威未堕，从而产生的激励作用使然。

　　清朝的科举制度，分为三级，第一级每年举行，童生经过考试及格，“入学”者为“生员”，俗称“秀才”；第二级每三年举行，即逢子午卯酉之年，在各省行“乡试”，生员或在国子监肄业的监生，报考取中者即成“举人”，乡试多在秋天，故称“秋闱”者，即指乡试；第三级亦每三年举行，逢辰戌丑未之年春天，召集各省举人集中京师“会试”，是为“春闱”，取中者即为“进士”，复经“殿试”，方始评定正式名次。

　　在这三级考试中，都可舞弊，但通常以乡试的弊端为多。最基层的童生入学为生员，比较无足轻重，故所谓科场案，皆指乡会试舞弊事件而言；在谈这些科场案以前，应先介绍考官的职称、任务以及产生的经过。

　　乡试主考除顺天为一正两副以外，其他各省，均为一正一副。顺天乡试在北京举行，称为“北闱”，主考特简翰林出身的一、二品大员充任；江南乡试称为“南闱”，包括江苏、安徽两省，正主考往往特简侍郎充任，文风较盛的浙江、江西等省有时亦派侍郎或内阁学士为正主考，此外则皆自三品以下，七品以上，正途出身的京官中点放。这些具备乡试主考资格的京官，如果希望担任主考，须先经一次考试，名为“应考差”，考差及格，记名点放。

　　除顺天乡试以外，各省主考，在乡试之年的四月初起，按照途程远近，陆续点放，点放先后，大致以恰能于试期前数日到达为准，顺天乡试则于八月初六日点放，命下之日，立即入闱，使得考官与士子之间，没有时间来勾结舞弊。

　　主考在途，关防极严，出京照例由兵部颁发准许使用驿站交通工具的“勘合”，按站而行，名为“驰驿”。经过之处，由地方官供应夫马、招待食宿，皆有一定的程序；不准携眷，理所当然。沿途亦不准游山玩水、接见亲朋。一入主试省分的边境，由总督或巡抚派文武巡捕（文巡捕等于副官；武巡捕等于卫士）来迎接；并在轿门加封条。将入省城时，派新舆迎接，以主考官的衔牌（高脚牌）执事（鼓乐）前导，迎至张灯结彩的接官厅；督抚司道，迎候于此，照例有“请圣安”的仪节。行礼如仪后，将考官送至行辕，随即封门；每天开门进一次食物什用后，复封如故，直至八月初六日入闱。

　　考试地点，名为“贡院”，各省皆有，规制大致相同，大门两旁为鼓楼；大门之后为仪门、为龙门。龙门之后为甬道，中有高楼，名为“明远楼”，楼凡三层，一登顶层，全闱皆在目中；甬道两旁，即为士子应试的“号舍”，人各一间。

　　号舍最后，东面各有一座“望楼”，供警戒之用。自望楼开始，为另一部分，是外帘官办公之处。办理乡试的官员，分考官、闱官两类，闱官即办理行政工作的官员，又分外帘官、内帘官两种；内帘官随考官入内帘门；此门与外帘门相对，如有紧急事故，监临（总摄闱场事务，例由巡抚充任）须与主考会商时，开内帘门，隔门相语。

　　外帘的大堂，号为“至公堂”，各省一律，内帘的大堂，则题名各异，或称“鉴衡堂”；或称“文明堂”；或称“聚奎堂”。

　　乡试舞弊的方法，大致分为三种：一种是雇人代考，俗称“枪手”：枪手除了八股文做得好以外，还要能揣摩风气及主考的好恶。所谓风气是文风，有时颓靡，有时刚健，随世运而转移；主考欣赏文章的口味，亦各不相同，有的喜欢华丽，有的喜欢简朴，如能投其所好，高中的希望就会大增。

　　做一回枪手，时价不一，大致可得三千到五千银子；这三年的生活过得很优裕，但他必须有所牺牲，即是自己本可中举而必须放弃，因为倘非秀才的身份，即无法报考入闱。在闱中枪手与雇主先互换试卷，枪手亲笔所写的履历，自然是雇主的履历；同样的，雇主所写的履历，实为枪手的履历。

　　第二种是在场外找枪手，这需要先勾通闱中的执事人员，题纸发下后，包一块石子，丢出墙外；接应的人连夜找枪手起草，用同样的方法，将草稿传入闱中，送入号舍。这个枪手，当然没有身份的限制。至于致送枪手酬劳，大致先送一笔定金；余数写一张借据，具名是“新科举人”某某，下署发榜以后的年月日，如果不中，即非“新科举人”，这张借据，自然无效。

　　第三种便是主考“卖关节”。所谓“关节”，是约定几个常用的字，分嵌在某一篇文章的某几个地位；试卷虽然弥封，但主考仍知是某人所作。有些主考爱才，故意暗示题目范围，说起来亦是关节，不过不“卖”而“送”而已。

　　送关节常有趣闻，有个“眉寿鼎进士”的故事，可以一谈。光绪十五年己丑科会试，工部尚书潘祖荫已内定为会试“四总裁”之一，由于科名、地位最高，得以主持全局。试期将近时，他在家宴客，客人一共八位，除了吴大澄以外，其余都是即将入闱的举人，其中之一是南京人许鹤巢，由举人捐了个内阁中书，文名甚盛，而会试屡次不利，爱才的潘祖荫，每每为他惋惜。

　　及至开宴时，鹤巢派人送了一封信来，说他临时腹痛甚剧，不能应邀，特意致歉。潘祖荫只好开席；酒至半酣，他开口说道：“我最近得了一座战国时代的鼎，细加考证，是鲁国的眉寿鼎；特此做了一篇图说，大家不妨细读鼎上的铭文，很有趣的。”说完，每人获赠图说一份；吴大激将它拿回家，正好有个江西的举人王同愈来访，他亦是爱好金石的，将这篇图说借回家，很下了一番研究的工夫。

　　到得会试第二场，照例考五经，诗经的题目是“以介眉寿”；获赠图说的人，恍然大悟，无不引用眉寿鼎的铭文入试卷，王同愈亦复如此。果然潘祖荫已经交代十八房的房官，凡有引用眉寿鼎铭文的卷子，一律呈荐——取中与否，是主考之权；房考初阅，建议录取，称为“荐卷”。结果，许鹤巢坐失良机，而王同愈则捡了一个大便宜。

　　不过，科场弊案，在会试中很少发现。因为会试取中，接下来是殿试；殿试只有一天，特派王公大臣监视，决无作弊的可能，如果殿试卷子文理荒谬，再调出会试卷子来一看，原形毕露，那时会有身家性命之祸。

　　清朝的科场案，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顺治十四年丁酉，即是所谓“丁酉大狱”。

　　丁酉科场案，共有三闱出了问题：顺天、江南、河南。顺天闱通称“北闱”；江南闱包括江苏、安徽两省，通称“南闱”，是最大的两闱。且从南闱谈起。

　　这一科江南的正主考为翰林院侍讲方猷；副主考为翰林院检讨钱开宗。发榜以后，舆论哗然，好事之徒，作诗文嘲骂；这本是落第举子，为了泄愤，常有之事，但这回有人作了一部杂剧，名为“万金记”，方字去一点为“万”，钱字留边旁为“金”，其中描写两主考纳贿情状，至为不堪。又有老名士尤侗，亦作了一部传奇，名为“钧天乐”，主考名叫“胡图”，为“胡涂”的谐音，其内容可想而知。这两个剧本，不幸传入禁中，顺治皇帝便有了先入之见。

　　到十一月给事中阴应节，具奏参劾两主考，说弊窦多端，物议沸腾，如取中的方章钺，是少詹事方拱干第五子，与方猷相知有素，乘机滋弊，请立赐提究严讯。得旨：据奏南闱情弊多端，方猷、钱开宗并同考官，俱皆革职，并连同中式举人方章钺，着刑部差员役速拿来京，严加详审。其他情弊，着江南总督郎廷佐严查明白，将人犯拿解刑部。

　　在此以前，北闱的弊案已闹得满城风雨，这一科顺天乡试，共有十四名房考官，大理寺左右评事李振邺、张我朴亦皆入选，李振邺胆大妄为，经他的手而通关节者，达二十五人之多。这二十五人的卷子，不可能都分到他那一房，因而用房考专用的蓝笔，开了一张名单，命他的书僮灵秀，到各房去搜觅，结果查出能中的只有五个人。事后，李振邺忘了将名单索回，灵秀以示他的同事冯元。李振邺待冯元刻薄寡恩，所以，冯元将这张名单密密搜藏，准备必要时作为挟制勒索之用。

　　榜发以后，人言籍籍。其时汉人有“南北之争”，这一科顺天的主考曹本荣、宋之绳的籍贯，一个是湖北黄冈；一个是江苏涞阳，都是所谓“南士”。而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王永吉，虽是江苏高鄞人，却依附北派，为了打击曹宋二人，唆使山东籍的刑科给事中任克溥，于十月十六日疏劾科场大弊，列举舞弊之人，包括李振邺在内。世祖震怒，降旨将疏中有名的人犯，拿交吏部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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