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堂(99)_高阳

九九

　　这王恕是陕西三原人，由进士外放后，一直做外官。自永乐以来，凡是能干而有作为的豪杰之士，为了避免掣肘而能畅行其志，多少都会敷衍有权势的太监，而唯一的例外是王恕，遇到镇守太监肯为地方做事的，他倾诚相待；否则不管势力多大，他都有办法加以制裁。

　　成化十二年，王恕以南京户部侍郎，调为云南巡抚。大学士商辂的用意是，云南西控诸夷，南接交址，而云南镇守太监钱能贪恣横暴，激出变故，将成不可收拾之势，用王恕就是要他去对付钱能。

　　果然，王恕一到，明查暗访，得知钱能重用一个指挥同知郭景，承钱能之命，勾结安南国王黎灏，颇有引狼入室之危。因而突然发兵，逮捕郭景，将治以重罪。郭景畏罪自杀，王恕后严劾钱能，私通外国，其罪当死。朝廷派刑部郎中潘蕃到云南查办，钱能大惧，急急派人携巨资到京师，走万贵妃娘家的路子，而又正逢商辂、项忠为汪直排挤而落职，因而得以取中旨调王恕为南京都察院掌院，参赞守备机务。

　　正是冤家路狭，不久钱能调为南京镇守太监。不过钱能领教过王恕，居然一改素行。“王公是天人，”他说，“我唯有敬重。”王恕亦不存丝毫成见，乐与为善，颇能感化钱能。

　　听怀恩讲了王恕的生平，太子大为倾倒，不由得问说：“他现在还在南京吗？不知甚么时候北上述职，我要见一见此公。”

　　“唉！”怀恩叹口气，“如今回家吃老米饭去了。”

　　“怎么？”太子惊间，“他得了甚么罪？”

　　原来王恕好直言，皇帝有失德，朝廷有秕政，他毫无例外地会上奏谏阻。有时一件事闹得不成话了，便有很多人会问：“王公怎么不说话？”没有几天，王恕的奏章递到了，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的口号便是由此而来的。

　　为此，皇帝颇为厌苦，而一直隐忍未发。有一回南京兵部侍郎马显辞官，皇帝心血来潮，加批了一句：“该部尚书王恕，着一并解任。”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丢了官。

　　太子听完这段经过，嗟叹不绝，接下来又向怀恩访贤。他提了两个人，一个是接替王恕为南京兵部尚书的马文升，山西人，深谙韬略，代替王越总制三边时，战功卓着，但为汪直所抑制，功大而赏薄，马文升恬然自甘。他只要做事，不望有功，曾经三次巡抚辽东，那里的百姓及守卒，一听说他来了，民心士气立刻都会鼓舞。

　　另一个叫刘大夏，陕西华容人，天顺八年中进士后，点了庶吉士，三年散馆，考列上等，照例得以留馆任编修，明朝的宰相十九为翰林出身，这个职位，清华之选，前程远大。但刘大夏亦是想做事的人，自请改为部曹，分到兵部职方司当主事，不久升为郎中。兵部的职方司掌管用兵的方略，是个很重要的职位。刘大夏在任时，剔除积弊，深为尚书余子俊所倚重。

　　有一年安南国王黎灏称兵内犯，为英国公张辅、黔国公沐晟败于老挝。汪直又起了建边功的侈心，已经奏准皇帝准备颁兵讨略安南，行文向兵部索取永乐年间讨伐安南的一切档案，刘大夏答复他说：“年深月久，找不到了。”（校者注：据《明史·安南列传》，张辅、沐晟讨安南，事在永乐年间，其时安南国王为黎季牦。黎灏继位于明天顺四年，在位期间与明朝屡有边境摩擦，但未称兵内犯。张辅殁于土木堡之役，沐晟殁于正统四年，不可能与黎灏交兵，明矣。《明史·刘大夏传》：“汪直好边功，以安南黎灏败于老挝，欲乘间取之。言于帝，索永乐间讨安南故牍”，言安南与老挝交兵败绩，无明朝无关也。）

　　不是找不到，是不宜轻易开衅，刘大夏将利害关系为余子俊分析得非常透彻。他引述宣德初年，西南罢兵的往事，说太祖皇帝曾有遗训：“四方诸夷及南蛮小国，限山隔海，僻处一隅，得其力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使全，胜亦无谓，我子孙不得自恃富强，贪取边功。”而况如今国力，远不及永乐、宣德之时，所以汪直的狂妄计画，决不可行。余子俊恍然大悟，多方阻挠，始得打消其事。

　　“现在呢？”太子问说，“刘大夏在哪里？”

　　“亦在家乡，他是丁忧回籍守制。”

　　“年纪还轻吧？”

　　“正在壮年。”

　　“他应该好好替国家做一番事。”

　　太子等怀恩辞去后，将王恕、马文升、刘大夏这三个名字，用张纸写了下来贴在屏风上。

　　哪知道这么一个动作，又惹起一场风波。万贵妃冷言冷语地说：“太子已经在作接位的打算了。”

　　“我还没有死，他接甚么位？”

　　“哼！”万贵妃冷笑一声，“你自己小心点儿好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是怕你有一天会搬到南宫去住。”

　　皇帝先是愕然，继而意会“搬到南宫去住”，便是退位为太上皇。万贵妃的意思是，太子会逼他逊位。这是绝不会有的事，皇帝觉得她这种攻击，对太子来说，太不公平，当下沉着脸说：“你也太过分了！”

　　说完，一摔袍袖，气冲冲地坐上软轿回乾清宫。一路上在想，万贵妃的话，莫非有因而发？自唐朝至今，出过三位太上皇帝，唐玄宗幸蜀，中途有马嵬之变；肃宗即位于灵武，不免篡窃之嫌，但亦是为了平乱，后世史家，多有恕词。

　　宋高宗无子，立太祖裔孙孝宗为后。高年逊位，退居德寿宫，颐养天年，亦是人情之常。再就是先帝的遭遇，景泰帝奉太后懿旨，登极御侮，使得社稷苍生，转危为安，即令有过失，亦有安邦定国之功可抵。

　　但不论是唐、是宋、是本朝。出现太上皇都由于有人拥立嗣君，太子尚未与闻国政，与大臣从不接近，或者东宫官属中有人在策动异谋。

　　转到这个念头，中途吩咐，不回乾清宫，驾临文华殿，随即宣召三个人进见，都是东宫讲官。

　　皇帝不大过问太子的学业，因此这三名讲官，都是初次召见。不过明朝的皇帝守着太祖马皇后尊礼“西席”宋濂的家法，对东宫的师傅，皆以礼相待，而且照马皇后对宋濂的称呼，谓之“先生”。

　　这三位“先生”同时奉召，是个颇不寻常的举动，因而都很紧张，猜测着废立一事，将见诸事实，所以私下作了一番商议，如果皇帝是宣布废立，必当据理力争，但他们没有想到，皇帝在赐座赐茶以后，居然先说了一番客气话。

　　“早想约三位先生好好谈一谈，老没有机会。今天我下了决心，恰好三位也都在，机会很好。我想三位不妨先各叙生平。”皇帝又说，“按科名先后，顺序发言。”

　　于是河南洛阳人，天顺四年进士，官居詹事府少詹事的刘健站起身来，捧着牙笏陈奏：“臣刘健，臣父亮，曾任三原教谕，从河东薛瑄受业——”

　　“喔，”皇帝打断他的话问，“你父亲是河东‘薛夫子’的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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