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堂(91)_高阳

九一

　　变化之起，是由于阿罗出发现河套是个好地方——黄河自青海流入甘肃境，至兰州附近，折而往北，经宁夏入绥远，复又东流，至接近山西处，屈曲向南，直下潼关，成为陕西与山西的界河。西起兰州、东至山西偏头关，这个由东、北、西三面黄河所包围的区域，名为“河套”，土地肥沃，水草丰盛，但自唐朝在黄河以北筑东、中、西三受降城后，河套虽有蒙古部落，仍视作内地。明朝初年，阻河为守，沿长城筑高台碉堡，防范甚密。永乐初年，看鞑靼渐渐北移，守将始撤至长城以内的榆林堡。

　　及至阿罗出潜入河套，发现可以久居，便盘踞不去了。接着毛里孩、孛罗忽也来了，但三部互争水草，无法大举入寇，一面遣使通贡，一面相机骚扰，朝廷以安抚为主，边将则玩忽不戒，以致河套日渐多事。

　　到得成化二年，鞑靼各部取得协议，入延绥联合南侵，朝廷拜抚宁侯朱永为靖虏将军，而以大同巡抚王越参赞军务，虽然打了两个胜仗，但并不能将毛里孩等部落逐出河套，因为官军能作战的只得万把人，而鞑靼人数则有数倍之多，而且备多力分，更觉不敌。

　　于是朱永与王越会衔上奏，条陈战、守两策，战则须调兵十五万，兵部尚书白圭无从调遣，只好采取守势，朱永召回，王越亦奉命回京议事。

　　但廷议仍主进剿，先前之不能成功，是因为将权不一，宜专遣大将调度。于是拜武靖侯赵辅为平虏将军，陕西、宁夏、延绥三镇总兵，皆归节制。王越其时已加了总督衔，仍旧参赞军务。不久，赵辅因病召回，改由宁晋伯刘聚代替，参赞则仍是王越。

　　王越在榆林堡前后七年，经常亲自领兵出击。鞑靼部落又是一番沧桑，毛里孩势力渐衰，最强的两个酋长是满都鲁、孛罗忽。成化九年九月，满、孛二人将老弱妇孺安置在灵武以东、靠近宁夏、出盐的花马池地方，然后长驱南下，一直蹂躏到秦州、安定，快接近渭水了。

　　在榆林堡的王越得报，率领延绥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各领五千骑，由榆林往西，过红儿山、白盐池，两昼夜行了八百里路，打算抄鞑靼的后路，直捣花马池。其时秋风大起，黄尘迷目，向西北前进的官兵颇以为苦，王越只好暂时驻马，等风势过去再说。

　　不道有个头发已白的老兵，在他马前拜了下去。“恭喜王大人，”他说，“这一去一定大胜。”

　　“何以见得？”

　　“去的时候有风，黄沙把我们的影子都遮没了，鞑子不会发现。”老兵又说，“等我们捣了他的老巢，鞑子掳掠回来，是在下风，趁风势之助，迎头痛揍。哪有个不胜的？”

　　王越大喜，下马扶着老兵的手臂问道：“你叫甚么名字？”

　　“沐恩叫马成功。”

　　“好个马到成功。”王越说道，“我升你为千户。”

　　于是王越重新部署，将一万人分为十队。自率中路，许宁、周玉为左右翼，偃旗息鼓，十道并进，大破鞑靼的老营，杀的杀、降的降，俘获驼马器械无算。所有的蒙古包，当然烧得光光。

　　不过，王越并未守候在上风迎击满都鲁、孛鲁忽，因为已经够了。

　　果然满、孛二人饱掠而还，只见血流遍野，一片灰烬，妻儿都不知道哪里去了。相顾痛哭，出长城北去，不敢再住河套了。

　　论功行赏，王越只得了一个“太子少保”的虚衔，增俸一级。不过官位权柄倒是加重了，廷议设“三边总制”府——明朝的边防，东起山海关、西迄玉门关，沿长城共有九处重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称为“九边”。而西面自延绥至甘肃，则称为“三边”，其实连固原共有四镇。三边的延绥、宁夏、甘肃，文至巡抚、武至总兵，悉听提督军务、三边总制的王越指挥。

　　不道言官弹劾宁晋伯刘聚滥杀冒功，而且牵连到王越，说满都鲁、孛罗忽不战自退，王越亦不无冒功之嫌。朝廷以鞑靼绝迹于河套确是事实，所以置而不问。但王越自以为功大而赏薄，一直怏怏不快，复有言官此一弹，心里更不舒服，所以称疾还朝，内调为左都御史、兼督京营。

　　但他依旧很热中，想寻求奥援，再立边功，庶几封侯有望。打听到汪直的心腹韦瑛，正是他在延绥所提拔过的小校，于是折节下交，由韦瑛引见给汪直，谈得颇为投机。汪直在朝中，部院大臣都敬鬼神而远之，除了吏部尚书尹旻以外，几乎没有人愿意理他。难得王越有心趋附，自然一拍即合。

　　汪直的西厂虽已撤销，但仍旧受皇帝密命侦查外事。有一个说来不可思议的原因是，皇帝爱听汪直来谈市井之间，离奇古怪的新闻。因为宠眷未衰，便有人想投机，能使汪直复掌西厂，则以此拥护之功，自不愁无进身之阶。

　　有个御史叫戴缙，九年不调，未进一阶，看准了这一点，上奏说道：“近年灾变颇仍，未闻国家大臣进何贤，退何不肖。惟太监汪直，厘奸剔弊，允合公论，而只以校尉韦瑛，张皇行事，遂革西厂。伏望推贤任人，命两京大臣，自陈去留，断自圣衷。”

　　“命两京大臣，自陈去留”这一着很厉害。因为凡是正人君子，都怕招致尸位素餐、驽马恋栈之讥，“自陈去留”时，总以求去者多。果然，第一个是首辅商辂，早先汪直就说他曾纳杨晔之贿，事出有因，商辂是杨荣的“小门生”，杨晔至京见老世叔，以福建土产馈赠，亦是人情之常，不道成了话柄。商辂内心原有些不安，如今戴缙称颂汪直，而皇帝并无表示，无异默认戴缙之言为是。这一来，商辂还有甚么脸面立于朝班？因而上奏“乞骸骨”，语气非常坚决。皇帝准了他的奏请，不过特加恩遇，进位少保，赐敕称功，赏赐珍物，派兵部官员护送，驰驿荣归。

　　此外左都御史李宾、刑部尚书董方、南京吏部尚书薛远这一班正色立朝的大臣，亦都不安于位，纷纷求去。皇帝估量不会再有人反对汪直，遂即降旨，复设西厂，距诏罢西厂只得两个月。

　　汪直恢复势力后，第一个受益的就是戴缙，由九年不迁的七品御史，一跃而为从五品的尚宝司少卿。有些不识廉耻为何物的言官，惊喜地发现戴缙为他们开了一条终南捷径，专挑注直看不顺眼的九卿，摘举细故，严词弹劾，一时京官落职的，不下四、五十人之多。其中最倒楣的是兵部尚书项忠。

　　此人籍隶浙江嘉兴，与韩雍同年，都是正统七年的进士，才干政绩亦与韩雍相仿。土木之变，他以刑部员外郎随扈，被俘后派他养马，找个机会盗走两匹好马，骑一匹、牵一匹，交替着向南疾驰，得以脱险。后来派到陕西当按察使，吏治军务，两皆出色。成化八年由湖广总督内调，历都察院、刑部而调为兵部尚书。他是最看不起汪直的，所以西厂复开，汪直必欲去之而后快。

　　真是冤家路窄，汪直复起后，由于韦瑛不在身边，另外重用了一个锦衣百户吴绶。这个人诡计多端，但颇工文笔，原先就为汪直掌密奏，此时自然而然地成了汪直的心腹。

　　吴绶与项忠结怨，是因为吴绶在陕西从军时，唆使他的长官养寇自重，为项忠严劾，以致降官为副百户。项忠一看吴绶得意，见机而作，上奏告病辞官，已经奉准，但吴绶仍旧放不过他，唆使东厂校尉找出一件项忠服官江西，偶尔失察，事过境迁的旧案，诬控他受贿。复有附汪直的给事中郭镗、御史冯瓘交章论劾，以致下狱。问官知道冤屈，但畏惧汪直的势力，不敢为他昭雪，只能从轻发落，削籍为民。

　　项忠留下来的兵部尚书职位，本来该由王越调补，但皇帝很欣赏陕西巡抚余子俊对三边的防务，处置得法而且节省了大笔军费，所以特旨升调为兵部尚书。王越大感不平，请解除督练京营的职务。皇帝不许，温旨慰谕，并加了太子太保的官衔，但王越仍旧怏怏不乐。

　　“王公，”汪直安慰他说，“我同你总有机会立边功的，你先忍耐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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