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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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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不便直接跟万安谈，告诉她妹妹转达。万安不敢怠慢，又穷研医书，参以秘笈，拟了两张方子，由万通之妻带入宫内。但这回的方子，不大灵了，转眼三、四个月过去，毫无受孕的迹象。 皇帝知道了这件事，也觉得很扫兴。而扫兴的事还不止这一件，广西巡按御史端宏上了一道奏章，说大藤峡的匪徒，复又进出浔州等地，流毒四播，而赵辅以前妄言，贼已除尽，冒功而得封爵，不治赵辅、韩雍的罪，无以整肃纪纲。 皇帝不愿治赵辅、韩雍的罪，但侯大狗的余孽复起，不能不重视，因而召见兵部尚书王竑垂询其事。王竑回奏：“藤峡之贼，盘踞已久，一时不能完全肃清，皆由于韩雍因为军饷支出浩繁，为了节省军费，裁遣的士兵太多，如今只有再发兵拨饷，责成韩雍，务必克竟全功。” 皇帝准奏，而王竑为了支持韩雍，发兵拨饷，都从宽估计；同时私下又写信给韩雍，勉励他这一回一定要办得彻底，要人要钱，都好商量。 韩雍其时驻节桂林，奉到朝廷的圣旨，看了王竑的私函，下定决心，非永绝后患不可。于是进驻浔州，亲自指挥。总督的权威，非同小可，地方大吏进见，有所陈述，像见皇帝一样，都是跪着讲话；左右侍候供奔走的，亦都是有品级的官员。 其时继侯大狗而起的“残贼”，一共有五个，最奸狡的一个叫侯郑昂，神出鬼没，韩雍竟想不出除他的计策。 这天在吃饭时，想到这件心事，竟为之停箸不食。在旁边伺候的一个广东新会县丞陶鲁，冷眼旁观，似有好笑的神色，使得韩雍心里不大舒服，信口问一句：“你知道我在想甚么？” “莫非侯郑昂？” “不错。”韩雍又问，“你知道他在哪里？” “不管他在那里，要抓他不是甚么难事。” 韩雍大怒。“你们说得容易！”他说，“你只会吃饭！你在新会办不了甚么事，你的长官才把你派到我这里来当差。你再说大话，看我不打你的军棍！” 陶鲁神色自若：“总督说我只会吃饭，在新会办不了甚么事，是总督不知我陶鲁。”他说，“蒋琬、庞统在县里也是办不了甚么事，后来成为蜀中名臣。总督如果能用陶鲁，陶鲁就能把侯郑昂生擒了来。” 蒋琬、庞统当县令时，都很糟糕。但只有诸葛亮、鲁肃等人，知道他们不是百里之才，后来果然成为蜀中名臣。韩雍听陶鲁口气不凡，倒要试一试他。 “你去生擒侯郑昂，要多少人？” “三百。” “三百？”韩雍诧异，“三百人够了吗？” “我还以为太多呢！”陶鲁答说，“兵贵精，不贵多，这三百人当然要千挑万选。” “随你！” 韩雍手下有兵不下十万之多，特为传令各营，任陶鲁随意挑选。 陶鲁持着总督韩雍的令箭，到得各营，会同营官，集合所有士兵，用白纸糊牌大书：“能举二百斤、射二百步者来！”悬在演武台前。 报名的倒是不少，但能举者不能射；能射者不能举，合于两个条件的，一千人中不过一、二人而已。 参将孙震的部下，素以精悍见称，他的三万人中，入选的不到一百人。孙震为此大表不满，面见韩雍，说陶鲁的行径，有伤他营中的士气，言下流露出蔑视陶鲁一无是处之意。 “陶鲁是陶成之子。”韩雍说道，“陶成的谋略，是我当年在江西当巡按御史的时候，亲见亲闻的。陶鲁颇有父风，我信得过他。” 这陶成是广西郁林州人，永乐年间的举人，由典史起家，经长官不断保荐，正统四年由大理事评事超擢浙江提刑按察使司佥事。按察使名为掌一省刑名，其实职掌甚多，可以说凡是文武官员失职，不能保障地方、护卫百姓的事，都可以管。所以按察使司佥事并无一定的额数，随事增减，分巡各道，一道管两至三个府，又因任务而区别为提督学务、清军、驿传、水利等等。陶成一到浙江，被派到浙东台州、处州一带去当清军道。 清军道或称兵备道，无事整肃军纪，便是清军；有事备战，指挥军务，职任甚重，所以这是个考验人才的职位。陶成到任不过一个多月，便遭遇了严重的考验：倭人入侵。 原来自唐宋以来，日本跟中国的关系，一向不错。及至蒙古铁木真崛起，被尊为成吉思汗，父子祖孙三代经营，灭西夏、灭金以后，元世祖至元十六年灭宋而统一中原。在此以前，高丽已臣服于元；至元十一年，忽必烈遣将与高丽合兵两万余人，分乘战船九百艘东征，前锋已在九州的分津海岸登陆，占领了博多、箱崎等地，但以大队战船在海面遇风受阻，不得已班师西返。 蒙古自成吉思汗起，纵横九万里，三次西征，威名远播，及于罗剎、西洋。忽必烈对至元十一年东征之役无功，耿耿于怀，因而灭宋以后，紧接着派大将范文虎，率兵十余万，分乘战船两千余艘，再度东征。日本朝野得报大惊，斋戒沐浴，祈求天照大神庇佑。元兵先头部队已抵达九州，在肥前、筑前登陆，不意海面突起大台风，元兵主力皆葬身鱼腹。日本称这一阵台风为“神风”，称元朝为“元寇”，就此断绝往来。忽必烈亦于至元二十三年明诏罢征日本。 当元朝两次入侵后，镰仓幕府由北条家“执权”，虽能化险为夷，但日本亦大伤元气，因为要防备元军第三次重来，沿海加强戒备，军费支出浩繁；又两次“恩赏”守御将士，需费甚巨，财政日渐困难，竟导致镰仓幕府的没落。足利家的室町幕府，继之而起。 到明太祖起兵时，日本正分裂为南北朝，洪武三年遣使谕日本朝贡，在九州遇见南朝的怀良亲王，话不投机，不欢而散。但幕府则很想与明朝修好，因为早在镰仓幕府末期，就发现对中国的贸易，有大利可图，得以挹注困窘的财政。所以在元朝第二次东征的四十年以后，北条家曾为了筹募建筑建长寺的经费，派了一条贸易船到中国海口。足利家亦以同样的理由，派过一条“天龙寺船”。但这都是私下贸易，就中国而言，是犯禁之事；倘能修好，以朝贡为名，大大方方做生意，岂不比偷偷摸摸好得多。 哪知正当幕府在筹画时，遇到了一个意外的挫折。事起于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谋反，此人是安徽定远人，从政以后，以小吏起家，曲谨有才，宠遇日甚，洪武三年便入参机务，六年拜相。 胡惟庸既贵以后，本性渐露，蒙蔽太祖，专擅跋扈。开国名臣徐达、刘基都曾在太祖面前揭露他的奸险，而太祖不悟。恰好刘基有病，太祖竟遣胡惟庸带医生去为刘基诊视，结果毒死了刘基。 这一来，胡惟庸的势焰更高涨了。于是有一班小人，伪造灵异祥瑞，先是说他定远老家井中长出来一支石笋，出水数尺；又说他家三代祖坟，入夜火光烛天，凡此都是大发之兆。 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再大发自然是做皇帝，胡惟庸由此蓄心谋反。 要谋反，当然要多方面布置联络，内则结纳太师李善长、右丞相汪广洋；外则广收羽翼，而且还联络蒙古与日本——宁波的卫所，叫明州卫，指挥林贤，是胡惟庸的心腹，他伪造了一个罪名，将林贤流放到化外，其实就是日本。等林贤联络好了，复又上奏，说林贤被诬，事已大白，召还复职。其时林贤已与日本建立了通信的途径；胡惟庸亲笔作书给足利，借兵相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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