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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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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怎么能当国子监祭酒?他的心术不正,把国子监的太学生都教坏了。” 荐而不成,于谦认为心意已尽到了,不必向徐珵说明原因。陈循知道了这件事,便劝徐珵改名,否则永无升迁之望。这就是徐珵改名徐有贞的由来。 果然,改名不久,便升了官。景泰三年,黄河在山东决口,廷议时,大家认为应派徐有贞去料理,于是又升为左佥都御史,专责治河。徐有贞到了山东,在黄河交会的张秋,相度水势,奏陈三策:第一置水门,亦就是建闸,调节水量;第二开支河,亦就是开引河,容纳洪流;第三疏浚运河,使水道畅通。朝廷准如所议。 其时督运漕船的御史,要求先堵决口,以便通漕。景泰帝命徐有贞照办,而徐有贞不从,他说:“山东临清运河水浅,由来已久,并非因为决口未曾堵塞之故。如今堵塞了,明年春天还是会决口,徒劳无益。臣不敢邀近功。”景泰帝问于谦,于谦认为他的话有理,准如所言办理。 于是徐有贞大集民夫,费了五百五十天的工夫,开了一道渠,名为“广济渠”;建了一道闸,名为“通源闸”;另外修治了九处堤堰,矫正了旁出不顺的支流。景泰帝对徐有贞的印象,丕然一新,升任右副都御史。 他平时跟萧维祯议事便不甚相合,这回考察部属,认为有失公平,至少像倪敬这样的人,当过山西、福建两省的巡按御史,手握尚方宝剑,曾保有先斩后奏的权威,而居然贬为佐杂微员,实在有失体统,因而争得很厉害。无奈萧维祯是承旨办理,争亦是白争。 *** 从二月间杭皇后病殁,景泰帝越发郁郁寡欢,原来就很羸弱的身子,很快地显得形销骨立,未老先衰。这样自春至秋,由秋入冬,便须经常宣召御医入宫了。 于是忧国的老臣王直、胡濙联袂往访于谦于兵部——从土木之变以来,于谦发誓与也先不共戴天,以直庐为家。景泰帝赐第西华门,于谦固辞不受,其他所赐金银袍服,虽不能辞,但亦不用,都包得好好的,上加题识,存贮在他那位于崇文门内裱禙胡同,仅蔽风雨的住宅中,逢年过节偶尔去看一看而已。 “廷益,”王直问道,“你可曾听说,圣躬时有不豫?” “不止于听说。”于谦那双经常仰视的“望刀眼”垂了下来,“我一个月总有两次到三次被召进见,天颜一次比一次瘦削,头发已经花白了,实在是大可忧之事。” “我跟源洁先生,正就因为有此大可忧之事,来跟你商量。自从去年杖毙钟同以来,没有人再敢提建储二字。我想,我辈不言,再无人能言。廷益,你的意思如何?” “我从两公之后。” “不,廷益,”胡濙接口,“你说话最有力量,请你领衔。” “胡公,非是我意在推辞,朝廷礼制有关,自然该王公领衔。” “这样吧,”王直提议,“我们分别单衔上奏。为求于事有济,请你先上,我跟源洁先生紧跟在后。” “是!”于谦慨然承诺,“我今夜草疏,明日就上。” “你预备如何措词?” “两公看呢?” “我看,”胡濙说道,“不必提复储的字样,只请早建东宫好了。” “对!”王直附议,“不必提复储,而其意自见。” “是。我遵从两公的卓见。” 于是,第二天上午,于谦便即出奏,将奏稿抄送王、胡二人,他们接踵上言。但三道奏疏,都如石沉大海,毫无影响。而外间已有传言,说谨身殿大学士王文与太监王诚,已奏明太后,迎立襄王世子。宣召亲王所用的“金符”,已由尚宝司送交仁寿宫了。 但亦仅是有此传闻,禁中事秘,无从证实;甚至景泰帝是否已病得不可视朝,亦是传说不一。不过到了十二月廿八,明发上谕,停止景泰八年元旦朝贺,终于证实圣躬不豫,而且病势似乎不轻。 第三天便是景泰八年元旦,虽停朝贺,不过百官都到左顺门去问安。如是十天之久,都由兴安出来答一句:“皇上安好。”到了第十一天,兴安的答复不同了:“你们都是朝廷的大臣,不能为社稷定大计,光是来问问安吗?” 这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左都御史萧维祯回到都察院,召集十三道御史会议。“今天兴安的话,”他问,“你们听出来甚么弦外之音没有?” “怎么听不出?无非储位国之大本,社稷大计,莫要于建储。” “对,诸君皆有言责,请各自回去具疏。我知会内阁,明天在朝房集议。” 于是正月十二那天,内阁与都察院在朝房会议。萧维祯将预备好的一个奏稿,交大学士陈循、高谷、王文以及户部尚书萧镃、太常寺卿商辂等五阁臣传阅。 “各位阁老,朝廷柱石,请发抒谠论。” “光说‘早建元良’,不够明显。”高谷首先发言,“应该明白奏请,复沂王的储位。” 没有人响应高谷的主张,萧维祯便逐一请问:“陈阁老意下为何?” 陈循知道王文有异见,沉默不答。在他旁边的萧镃正要开口,发现太监舒良出现,便停了下来。 “诸公都在此,很好!”舒良说道,“皇上命我传旨:今年南郊大典,躬亲行礼,自今日起宿于斋宫。” 这个讯息,颇出人意外。原以为南郊合祀天地,礼仪繁重,卧疾在床的景泰帝,会特遣重臣代为行礼,不道竟亲自举行,而且照定制,大祀斋戒三日,景泰帝宿于南郊“大祀殿”的斋宫,医药照料不便,是不是意味着病情根本不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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