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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看到这里,景泰帝怒不可遏,将章纶的奏章,使劲摔在地上。“这章纶,”他拍桌吼道,“欺人太甚!他眼中还有我吗?”

  兴安拾起原奏,略略一看,随即取一张纸,提笔写道:“司礼监奉上谕:章纶目无君上,谋为不轨,着即拿交锦衣卫审明覆奏。”写完重看一遍,又添上钟同的名字,然后盖用司礼监的银印。其时宫门已闭,由门缝中将上谕传了出去,当天晚上,章纶与钟同就被捕了。

  这两个真是铁铮铮的硬汉。锦衣卫官员经司礼监授意,用各种苛刑逼迫,想他们诬供,如何交通南宫?但他们只有一句话:心所谓善,不敢不言,没有任何人指使。

  当然,除了钟同、章纶以外,还有气节之士,或者步钟、章的后尘;或者为钟、章不平,但直言虽一,遭遇不同。有个进士叫杨集,写了一封信给于谦,谓奸人黄〈王厷〉献议易储,不过为了逃死。诸公居然在仓促之间,促成其事。他人不论,你于公是国家柱石,就不想想应该如何善其后?如今钟同、章纶又下狱了,如果死在杖下,诸公固可高坐堂皇,安享俸禄,就当没有这回事,无奈清议不会宽容。

  于谦认为他责备得有理。其时王文已自江淮公毕回京,而且进位少保,于谦便将杨集的信拿给他看,意思是想跟他筹画出一条能救钟同、章纶的路子。哪知王文另有看法:“书生不识忌讳,不过总算有胆,”他说,“可以提拔。”随即将他放出去当知州。

  再有一个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也是江西吉安人。他上奏说他从前在京时,见上皇遣使册封陛下,每遇庆节,必令群臣朝谒王府,恩礼甚隆,群臣感叹,都说上皇兄弟,友爱如此。如今陛下奉天下以事上皇,愿时时朝见南宫,或者讲明家法,或者讨论治道;岁时令节,准群臣朝见,以慰上皇之心。至于太子,为天下之本,上皇之子是陛下的“犹子”,宜加教育,“以待皇嗣之生”。

  就为了有“以待皇嗣之生”六字,景泰帝心虽不悦,暂时还是放过他了。不幸的是,第二年——景泰六年八月,廖庄的母亲在南京病殁,盘运灵柩回乡,照规定,准用驿运;但须先至兵部请领“给驿”的“勘合”,方可至驿站申请船马夫役,并在驿馆住宿。外官到京,例应赴宫门请安。景泰帝一见廖庄的名牌,想起上年他的奏疏,时隔一年有余,“皇嗣”未生,一时懊恼,合该廖庄倒楣,命廷杖八十,谪为兰州附近的定羌驿丞。

  连带蒙祸的是钟同、章纶。有个亦为景泰帝宠信的太监舒良说了一句:“都是钟同惹出来的是非。”景泰帝便又迁怒到钟、章二人头上,命锦衣卫在狱中各杖一百。行杖的大板,有轻有重,分为好几等,杖责钟、章是宫中封交的头号大板。钟同毙于杖下,得年三十有二;章纶长系如故。

  ***

  钟同之死,在都察院中引起两种不同的反应。胆小的固然噤若寒蝉,但也激起了另一些人的义愤之心,有个早钟同一科的进士,浙江道监察御史倪敬对他的同事说:“今上失德甚多,易储之外,其他可言之事甚多,譬如兴建大隆福寺,就太过分了。”

  大隆福寺是佞佛的兴安,奏请景泰帝所兴建的“朝廷香火院”,地址在崇文门内东大市街西北,特派内官监掌印太监尚义以及与杨善一起奉迎上皇回京的工部侍郎赵荣主持其事,工程浩大,花费了数十万银子。正殿称为“大法堂”,由于规模宏伟,殿前石栏没有那么高大的石材来相配,竟撤用了南宫翔凤殿的石栏,倪敬之所谓“太过分”,即指此而言。

  但有些人认为兴建大隆福寺以后,又增建御花园。最近还在造龙舟,以及用库帑斋僧,糜费无度,这才是太过分。倪敬也同意了这个看法,于是会合同官盛昶、杜宥、黄让、罗俊、汪法等五人上言:“府库之财,不宜无故而予;游观之事,不宜非时而行。前以斋僧,屡出帑金易米,不知栉风沐雨之边卒,趋事急公之贫民,又何以济之?近闻造龙舟、作燕室,营缮日增,嬉游不少,非所以养廉躬也。”

  景泰帝看到这道奏疏,很不高兴,交礼部议奏。胡濙说是出于忠爱之言,无可厚非。景泰帝便另想了一个惩罚的办法,降旨给左都御史萧维祯考察部属,同时派兴安授意,将倪敬等人,考列下等,逐出都察院。

  萧维祯长于断狱,但不是有骨气的人,当时便拟了一张名单,共计十六名御史,包括倪敬等人在,皆贬谪为未入流的典史。但是左副都御史徐有贞有意见。

  徐有贞便是徐珵,他自从创议南迁,为于谦所呵斥以后,好久未得升迁,因而走首辅陈循的门路,送了他一条玉带。陈循这时的本职是户部尚书,正二品只能束犀带,收到徐珵所赠的玉带不久,进官从一品的少保,玉带用得上了,因而屡次保荐徐珵。

  其时景泰帝用人,都取决于于谦。他有个门生与徐珵友善,受徐珵之托,向老师说情,希望保荐他由翰林院编修,升为国子监祭酒。于谦答应了,但一经面奏,景泰帝问说:“是建议南迁的徐珵吗?”

  “是。”

  “这个人怎么能当国子监祭酒?他的心术不正,把国子监的太学生都教坏了。”

  荐而不成,于谦认为心意已尽到了,不必向徐珵说明原因。陈循知道了这件事,便劝徐珵改名,否则永无升迁之望。这就是徐珵改名徐有贞的由来。

  果然,改名不久,便升了官。景泰三年,黄河在山东决口,廷议时,大家认为应派徐有贞去料理,于是又升为左佥都御史,专责治河。徐有贞到了山东,在黄河交会的张秋,相度水势,奏陈三策:第一置水门,亦就是建闸,调节水量;第二开支河,亦就是开引河,容纳洪流;第三疏濬运河,使水道畅通。朝廷准如所议。

  其时督运漕船的御史,要求先堵决口,以便通漕。景泰帝命徐有贞照办,而徐有贞不从,他说:“山东临清运河水浅,由来已久,并非因为决口未曾堵塞之故。如今堵塞了,明年春天还是会决口,徒劳无益。臣不敢邀近功。”景泰帝问于谦,于谦认为他的话有理,准如所言办理。

  于是徐有贞大集民夫,费了五百五十天的工夫,开了一道渠,名为“广济渠”;建了一道闸,名为“通源闸”;另外修治了九处堤堰,矫正了旁出不顺的支流。景泰帝对徐有贞的印象,丕然一新,升任右副都御史。

  他平时跟萧维祯议事便不甚相合,这回考察部属,认为有失公平,至少像倪敬这样的人,当过山西、福建两省的巡按御史,手握尚方宝剑,曾保有先斩后奏的权威,而居然贬为佐杂微员,实在有失体统,因而争得很厉害。无奈萧维祯是承旨办理,争亦是白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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