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森林(21)_蔡智恒

二一

　　我右手把伞撑高，左手环抱着她，轻拍她的肩膀。

　　“你该走了。”

　　她停止哭泣，轻轻推开我，然后用手擦了擦脸颊，勉强挤出笑容。

　　上了出租车，隔着紧闭的车窗跟她挥挥手。

　　车子动了，她也往前走，那是她回去的方向。

　　车子在雨中的车阵走走停停，有时甚至比她走路的速度还慢。

　　我望着窗外，有一种说不出的孤单。

　　然后又看见苇庭。

　　她并没有看见我，只是往前走。

　　而我随着车速忽快忽慢，有时看到她的正面，有时看到背影。

　　车子停在一个路口，红灯上的数字为88，雨突然变大了。

　　车窗越来越模糊，苇庭的背影也越来越远，最后她转了弯。

　　绿灯亮起后，她的背影已消失不见。

　　“是女朋友吧？”司机问。

　　“嗯。”我回答。

　　“很快就会再见面的。”他说。

　　“谢谢。”我挤了个微笑。

　　然后我闭上眼睛，回忆脑海里所残留的她的背影。

　　她的背影看来有些陌生，我不由得感到一阵惊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跟她在一起时的甜蜜感觉渐渐减少。

　　或许甜蜜的感觉并未消失，只是离别时感伤的力道实在太强，以致在每次跟她相聚于台北的记忆中，感伤占据了大部分。

　　就以在意大利面餐厅吃饭那次来说，我不记得店名、店的位置；也不记得叫了什么面以及面的味道；聊的话题和气氛只依稀记得一点，但我却清晰地记得，被雨水弄花了的车窗外，她踽踽独行的背影。

　　像加了太多水的水彩颜料，她的背影淡淡地往身体四周晕开。

　　见面既然不容易，我们只好勤打电话，但在没有手机的年代，打电话找到人的几率不到一半。

　　而且这几率越来越低，因为我们的生活作息逐渐有了差异。

　　我仍然过着接近日夜颠倒的研究生生活，而她每天却得早起。

　　如果我们分离的距离够远，像台湾和美国那样远，我们便不必天天打越洋国际电话，而偶尔收到的信件或是接到的电话，都会是一种惊喜。

　　可是我们分离的距离只是台北和台南，不仅天天会想打电话，更会觉得没有天天打电话是奇怪的，而且也不像感情深厚的情侣。

　　可惜我们在电话中很少有共同的话题，只能分别谈彼此。

　　我不懂她所面临的压力，只能试着体会；她对我也是如此。

　　当我们其中一个觉得快乐时，另一个未必能感受到快乐，但只要任何一方心情低落，另一方便完全被感染，而且会再传染回去。

　　换句话说，我们之间的快乐传染力变弱了，而难过的传染力却比以前强得多。

　　常想在电话中多说些什么，但电话费实在贵得没天良，让我颇感压力。

　　每天的生活并没有太多新鲜的事，因此累不累、想不想我之类的话，便成为电话中的逗号、分号、句号、问号、惊叹号和句尾的语助词。

　　日子久了，甚至隐约觉得打电话是种例行公事。

　　我想你、我很想你、我非常想你、我无时无刻不想你……

　　这些已经是我每次跟她讲电话时必说的话。

　　虽然我确实很想她，但每次都说那些让我觉得想念好像是不值钱的东西。

　　苇庭大概也这么认为，所以当她听多了，便觉得麻木。

　　“可以再说些好听的话吗？”苇庭总会在电话那端这么说。

　　刚开始我会很努力地说些浪漫的话，我知道这就是她想听的。

　　或许因为分隔两地，所以她需要更多的浪漫养分来维持爱情生命。

　　可是，说浪漫的话是条不归路，只能持续往前而且要不断推陈出新。

　　渐渐地，我感受到压力。

　　因为我并不是容易想出或是说出浪漫的话的那种人。

　　苇庭对我很重要，当我对她说出：你是我生命中永远的太阳时，虽然有部分原因是想让她开心，但我心里确实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我无法在她迫切需要浪漫的养分时，立即灌溉给她，更无法随时随地从心里掏出各种不同的浪漫给她。

　　我需要思考、酝酿，也需要视当时的心情。

　　而且很多浪漫的话，比方说我愿为你摘下天上的星星，这种话对我而言不是浪漫，而是谎言。

　　我无法很自在随意若无其事理直气壮地说出这种话。

　　会勉强说出口的原因，只是想让她知道她对我有多重要而已。

　　“你好像在敷衍我。”

　　当苇庭开始说出这种话时，我便陷入气馁和沮丧的困境中。

　　苇庭扎扎实实地住在我心里，这点我从不怀疑。

　　我只是无法用语言或文字，具体地形容这种内心被她充满的感觉。

　　具体都已经很难做到，更何况浪漫呢？

　　“为什么你是选孔雀的人，而不是选羊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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