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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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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觉我比古龙好一点,起码“发禁”还会再出现于小说中。 偶尔我会想,我头发已经变长了一些,她还会认得我吗? 但随即哑然失笑,我们从未见面,何来认不认得的道理。 既然不曾记得,那就无法忘记。 即使已进入联考前一个月的最后冲刺阶段,我还是会想起她。 她借我的录音带,我来不及还她,每当夜晚在书桌前念书时,我总喜欢听她的录音带。 有时脑海中会幻想她抱着吉他自弹自唱《Diamonds and Rust》。 “好听吗?” 我几乎可以听见她这么问。 联考放榜了,我考上成功大学,不仅跟母校在同一座城市,而且就在母校旁边。 我因而常经过母校,偶尔会遥望高二时上课的那栋楼。 那栋楼似乎是我对母校仅有的记忆。 念大一时,班上还有两位女同学;大二时,她们都转系了。 我此后的青春就像武侠小说,在身边走来走去的,几乎都是男生。 日子久了,我开始对跟我不同性别的人类产生疑惑。 每当在校园中看见女孩,心里总会依序浮现:“这是美女吗?”、“这应该是美女吧?”、“这该不会是美女吧?” 这三种层次的问题。 幸好我们会想尽办法认识女孩子,比方交笔友或是办联谊。 我一共交过三个笔友,每次都无疾而终,也都没见过面。 交第一个笔友时,我很兴奋,因为这让我联想起她。 只可惜写信跟写纸条的差异颇大,信几乎算是一种文章,像作文。 不像纸条上的天马行空,甚至是随手涂鸦。 第一个笔友是个有点严肃的女孩,信里常说些人生哲学之类的。 “如果希望西瓜吃起来更甜,却要加盐。人生就是如此。” 太深奥了,也非常虚无缥缈。 我的人生哲学简单多了,就是天天没事做,永远有钱花。 第二个笔友是个活泼得过了头的女孩,通常会在信的开头写:“干柴兄你好,我是烈火妹。” 我毕竟算是忠厚老实那型,打死也说不出:“让我们燃烧吧!” 第三个笔友应该很小气,总会在信封的邮票涂上一层透明胶水,这样盖邮戳时,只会盖在干了的胶水上。 把邮票从信封剪下,在水里浸泡一会,可以撕下邮票表面的胶水。 我们通了几次信,每次都用同一张邮票。 记得我跟她通纸条时,见面这种话题都会被巧妙回避。 但不管我跟哪个笔友通信,我们都会大方谈论“见面”这话题。 只可惜她们跟我都不在同一座城市,可能是因为懒或是少了点冲动,最终都没能见面。 久而久之,写信的兴致淡了,就断了来往。 她们写来的信,我没留着,连怎么不见的都不晓得。 大学时的联谊活动去过好几次,每当认识很不错的女孩,联谊结束后便想采取行动。 有人说最好的男人让女人冲动;次一等的让她们心动;一般的男人让女人感动。 但无论我怎么做,女孩们却都不为所动。 我曾在联谊完后鼓起勇气打电话约一个女孩子吃饭或看电影,对方回答:“真不好意思,我已经答应别人了。” 也曾经写信给一个在联谊中跟我还算谈得来的女孩子,对方回信说:“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换句话说,联谊完后,故事就结束了,连名字也没留在记忆中。 大学毕业时,已是1990年代初期。 我继续念研究所,虽然课业较重,但还是有跟女孩的联谊活动。 可能是年纪稍长,比较懂得跟异性相处;也可能是运气变好了,在研究所的联谊活动中,我先后认识了两位女孩。 她们还差点成了我的女朋友。 第一个女孩话不多,外表很文静,但似乎有些多愁善感。 有次我们在街上散步时,文静女突然停下脚步,眼眶泛红。 “你怎么了?”我问。 “你不觉得今天太阳的颜色,很令人伤感吗?”文静女回答。 另一次则是在郊外踏青,空气清新,凉风徐徐,景色优美。 文静女却突然流下眼泪。 “你又怎么了?”我问。 “是春天!”文静女回答,“是春天让我流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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