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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误会、致歉、祝福

——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写之五 　　新马港之行的时间虽短，却再一次证明人生温暖，尤其对于铁窗十载的“历尽沧桑一老头”而言，简直恍如隔世。在新马两国，我十分陌生，冒险而往，既没有庙堂作家那样，有官衙或社团周到安排，又没有影星歌星身价，有经理人跟班老爷照应，完全是闭着眼睛猛闯。想不到受到热情款待，使我有一种好像是当了匈牙利亲王的感觉，惊喜交集，无限感谢。 　　当初新加坡《南洋商报》和新加坡著作人协会邀请函来时，只是一份简单的邀请函，啥都没提。夫啥都没提者，就是食宿自理，啥都不管。可是事到临头，总编辑莫理光先生以下，和实业家蔡民泉先生，在机场候至深夜相迎，又派专人专车。日夜相陪，并且立刻亮了底牌，全部都包，使我老人家天良发现，脸红脖粗。盖这趟观光上国，同行的除了老妻外，还带着两位无法无天、正在大学堂念书的女儿，以及一位外柔内刚、颇不好惹的义妹。这不能怪我，他们若早讲明全包就好啦，绝不敢像蝗虫一样，倾巢而出。在吉隆坡下机时，马来亚《通报》、《南洋商报》和大马作协诸友，在酷热下已枯侯良久，互相自我介绍，如遇故人。之后《通报》各单位主持人老爷，同样车轮相陪，包括乘直升机往返云顶，乘班机往返槟城等等，也都全包。《通报》发行人周宝梅女士，为了敬老尊贤，还打开一瓶存了二百年之久的名酒，而我偏偏是个旱鳖，点滴不入，临时急练既来不及，只好便宜了倪匡先生的尊肚，痛哉。到了香港，我的学生陈玉仪女士，也包了个彻底。 　　我是一直进了跑马场她的包厢，经过名人指点，才发现她竟是香港的巨富，有钱得要命。她那没有英文字母的两字车牌的车子，往酒店门口一停，上上下下就对我老人家瞪眼起敬，好不过瘾。新马朋友曾警告曰：“香港人情可跟新马相差五千里，比纸还薄。你可别一厢情愿，认为会对你跟这里一样好。”事实证明那是一篙子打落一船人的说法。临行时，陈玉仪女士送到机场，问曰：“老头，你可记得二十五年前往事？”我紧张曰：“啥往事？”她曰：“那时我正穷困，你把香港稿费单寄来，教我代领，然后送给我。”呜呼，“一饭千金酬漂母”，感人深矣。在港时参观吾友何关根先生的香港烟草公司，他念我十年牢狱，家破人亡，惠赠一笔足以把我吓得跳到桌子上的巨款，老妻吹大气曰：“且听奴家一言，我们在台北过得满阔的呀。”何关根先生曰：“文化人再阔，也阔不到哪里去。”老妻曰：“这么大的数目，不能接受，因为我们将来绝对无力回报。”何关根先生曰：“说这些话，徒浪费时间。”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就赶忙抢过来装进荷包，为此老妻颇有点瞧我不起的趋势。 　　此外，椎心感动的还有从未谋过面的读者老爷和读者老奶，那么热情相待。新加坡《南洋商报》举办的会场上，刘淑真女士为了瞧一眼柏老的长相，特地从海峡彼岸，越过国界赶来，可惜只跟她谈了两三分钟的话，但心头永记。吉隆坡大马作协会场上，有些朋友远从北方的怡保，乘飞机坐火车驾临，会场挤不下，就在门外大叫大闹，使我几乎怀疑是一场幻梦。到槟城，完全为了“不去槟城等于白去马来西亚”一句话，大马作协主席北方北先登门堵住，捉往韩江讲演。 　　香港朋友对我同样温暖，但不纵容。金庸先生、董千里先生、孙淡宁女士、张彻先生，对我有关赢政大帝的见解，就在金庸先生的盛大赐宴上，轰然大怒，群起围剿，直到我回台后，还纷纷在报上撰文跳高。《明报》大将陈非先生凌晨二时，破门而入，像审问囚犯似的采访，也属新闻界一奇。其他，蒋芸女士细心为老妻治疗背伤，孙宝玲女士教黄霑先生把我们老俩口押解到她的摄影社，拍下无数张俨然御照。唐菁先生和李时蓉女士带我千里迢迢去青山道拜访盲读者杨伟枝先生——杨伟枝先生双目失明，但他在点字书上读到敝大作后，靠录音带交往多年。相见拥抱，一时激动，不知说什么才好。赵雅芝女士和野火先生，更追到机场，殷殷惜别。 　　只有倪匡先生，我们是在香港会合，一齐到新马的，这位科幻大师，似乎跟我有仇，一路上他一直咬牙宣传我月入大批银子，说得多啦，连我自己忍不住信以为真，好不高兴，可是回到台北，债主纷纷临门，悲哉。 　　这次南行，除了参观一下云顶和古九龙城，可以说啥都没有看见，只沉湎在欢欣鼓舞的友情之中。老妻虽没有倾国倾城的貌，却有多愁多病的身，竟累得万疾俱发，最后她阁下还索性隆重撞车，百药罔效，轮椅而归。回台北后，躺到地板上哼哼了三个月，差点被她教书的学堂赶出大门。只柏杨先生老当益壮，健步如飞，盖心存感激，为了报答朋友们和读者盛情，万死不辞。 　　可是，一路之上，仍然发生不少跳到黄河都难洗清的误会，如果捂住嘴巴，不嚷嚷出来，就是进了棺材，也不瞑目。 　　第一件事，关于新马华文文学选集。我最初的意思是编纂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的，在我这个老脑筋里，“大系”、“选集”，没啥了不起差别，盖“大系”也是选择性的也。却想不到引起轩然大彼，回台北后不久，朋友把一些抨击的报章，陆续寄来，不看尚可，一看之下，犹如五雷轰顶。盖突然发现，我所面对的竟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想象力。其中刊在新加坡《民报》，由新加坡文艺研究会柏节先生写的一篇文章，最杀气腾腾。柏节先生曰：“柏杨是一个台湾人，是一个外国人……竟然从天而降，摆出了名作家姿态，就想君临新马文坛，送你一个秋波。我们绝对不会承恩。”这可真是撞天冤枉，说我“君临”新马文坛，比说我“君临”美利坚白宫，还要骇人听闻。 　　文化和友情的交流，没有人会蠢到要人承恩，恰恰相反，因为引进新马高水准华文作品到中国，如果必须承恩的话，应是中国承恩。柏节先生又曰：“柏杨如果不具有任何特殊的政治目的，那么，他对这件事（对台湾有利的作品才选），将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它呢？”呜呼，我牢狱十载，孤寒一身，迄今仍朝不保夕，却忽然把我提升到“特殊政治目的”层面，实在有点横柴进灶。柏节先生又曰：“我们反对我国的文学大系由外国人编选……最多不过再一次地让一批不了解我们的人，去胡闹一番，强奸一番而已。充其量，让他们有计划、有目的为我们制造出几个倾向台湾，为台湾人的利益努力的作家。”酱缸文化中泛政治思想，又冒出来啦，无论干啥，都千方百计往上猛罩政治大帽。 　　难道天下没有纯友情和纯文化的行动乎哉？但更主要的是，柏节先生恐怕没有想到，一旦新马华文文学作品，在中国及世界发行，“制造”出来的，将是千千万万倾心新马文学的的读者。柏节先生又曰：“咱们不要这些外国人来分散、刺戳我们的作品。不要这些不了解我们的外国人来评鉴我们的心血结晶，有正义感的人一定要反对这项有企图的工作。”连外国人“评鉴”的权利都企图剥夺，似乎已超过范围。任何一国人，包括新加坡人在内，如果要编一部或一万部中国文学大系，或台湾文学大系，我们绝不会认为他们在“分散”、“刺激”我们的作品，我们只会伸出热情的双手。 　　最后，柏节先生祭出秘密武器，煽动政治干预，呼吁新加坡共和国政府，“贤明的执政当局，及早采取行动，以维护国家文化主权不至被外国人所牵制，彻底杜绝黑色的文化毒手再一次伸向我们”。已经发展到借刀杀人矣，我们就无话可说。其他文章，比较缓和，但有一点意见是一致的，那就是，编“大系”不可以，编“选集”可以——现在我们已改为“选集”矣。一心一意“有计划地”想借这部选集，使两国文化界更和谐更亲善，不料会是这样开始，好在柏杨先生在灾难中成长，不会为这些误会而心灰意冷，相信只要有真情，心灵终必融化为一。 　　第二件事是，回到台北之后不久，马来亚《通报》朋友寄来一份槟城的《华商报》，怒笔眉批曰：“老头，你可要说个清楚，莫教我们背黑锅。”盖《华商报》头条特号大字标题，且围上死人讣闻专用的黑框，赫然曰：“柏杨在马被绑架”。身为肉票的我，不禁大骇。好在副题轻松：“《通报》要占为己有”，“文化界大吐苦水”，其中一段曰：“马来亚《通报》安排……柏杨来到吉隆坡，竟然占为己有，当作私人财产。大马电视台原本想安排上电视，作为一项讨论录影，派人去跟《通报》接洽，结果吃了闭门羹，因为《通报》不肯放人。……大马华人文化协会也本来也打算设一个午宴招待柏杨，顺便邀请他举行一项座谈会，也告知难而退。大马作协的一个午餐会……《通报》负责人竟然强拉了柏杨上云顶赌场，弄到诸理事自己招待自己。许多记者或读者到处找柏杨，始终找不到。”自动招认的是，《通报》并没有硬拉我上云顶，而是二位可怕的女儿闹着要上云顶，二老只好奉陪。怪不得云顶回来后，《通报》社长周宝源先生向我怒目而视。当时流言已起，而我固不知也。 　　谨在这里致万分歉意，向《通报》朋友，向电视台朋友，向大马文协作协朋友，向记者和读者老爷老奶，请求原谅，柏老绝非膨胀动物。想不到同样误会，在香港又爆发一次。香港笔会设宴那到，柏老没有光临，群贤大气，立刻再度发生检查尾巴，看看大了没有的危机，诚罪该万死。但责任要由笔会秘书蓝海文先生来负，因当天跟另一项早已约好的聚会冲突，到港前就陈情在案矣，而他比我还要贵人多忘。不过要打屁股的话，还是打我的屁股，由我哎哟，万方有错，错在老头。笔会第二次设宴，我可是狂奔而往的，希望能赎罪于万一。 　　新马港之行，来去匆匆，各地朋友和读者，永不会知道他们的友情和爱护，对我是多么重要，使我认识到一个平凡的作家，竟会受到这么深挚的关切，觉得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情如青山，借此一角，寄上无限的感谢和无限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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