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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

——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写之四 　　在马来西亚联邦首都吉隆坡，柏杨先生碰到了“安乐死”——可不是我恶贯满盈，要御驾崩殂啦，而是参加一项由《新生活报》主办的“安乐死座谈会”。座谈会由该报主编韩爱璇女士主持，所到各路人马，除了本地各层面人士外，还有来自香港的科幻小说家倪匡先生。这至少说明，马来西亚中华人社会，已受到这个问题的压力。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提起“死”，就丑态毕露，认为不吉祥不吉利，既跺脚而又吐唾沫。如今忽然要“安乐死”啦，简直五雷轰顶，老套出笼，曰：“丧心病狂，道德沦亡。” 　　倪匡先生是强烈支持安乐死的，他认为人有权利求生，就有权利求死，求生和求死的权利，都不可剥夺，不管你是宗教大师，或是马路旁修摩托车的，都没有资格插嘴。如果法律剥夺，就应修改法律。《马来亚通报》专栏作家游枝先生，也强烈支持安乐死，他认为有些病人家属承担不了沉重的医生药，病人本身也愿意放弃医治，同时医生又没有办法起死回生，就应该结束这个绝望的生命。 　　柏杨先生更强烈支持安乐死，除了照单全收，完全同意他们的见解外，另外还有一项理由，那就是安乐死是一种人道，是一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还有五代十一国时代，闽帝国皇帝王延均先生，一病不起，眼看结帐。首都（福建省福州市）防卫司令官（皇城使）李仿先生，知道机不可失，就把王延均先生最宠信的尾巴之一李可殷先生杀掉。 　　闽帝国宫廷，是中国最最使人作呕的宫廷，集脏乱之大成——不是东西脏乱，而是人物脏乱。王延均先生的老婆，身为皇后的陈金凤女士，跟李可殷先生通奸，而这位奸夫又拼命打李仿先生的小报告，李仿先生恨惧交加，就来一个先发制人。 　　杀了皇后的姘头兼皇帝的幸臣，问题可大啦，至少比杀一头猪的问题大。王延均先生一气之下，病竟好了一半（咦，他这时候如果一气而死该多好），坐上金銮宝殿，亲自调查李可殷先生的死因。李仿先生一瞧，大事不好，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集结他的部下，进攻皇宫。王延均先生挡抵不住，急忙躲到床底下。叛军教他爬出来，他不爬出来，乱枪齐下，他陛下只好爬出来，浑身鲜血，满布创洞，头不成头，脸不成脸，在地上翻滚衰号，要求超生。宫女们不忍他这般翻滚哀号，就照他脖子上一刀，人头落地。 　　我们介绍这故事，只是介绍他的结局，史书上曰：“闽主（王延均）闻变，匿于九龙帐下，乱兵刺之而出，闽主（王延均）宛转未绝，宫人不忍其苦，为绝之。”人生最大的痛苦是绝望的痛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杀了皇帝，是灭九族的罪名，可是宫女们却“绝之”，只不过“不忍其苦”的一念之慈。反对安乐死的朋友，如果处于宫女之境，不知道有啥反应，是也“绝之”乎？抑像剥皮的刽子手一样，眼睁睁地看着他陛下“宛转”到死乎？人性善恶，在此分野。 　　三年之前，台北一位美国籍青年鲁塞尔先生，在一场严重的车祸后，身负重伤，他的家属要求荣民总医生拔掉氧气管。于是社会上圣崽嘴脸像雨后狗屎苔一样，纷纷出笼，龇牙说，人不应杀人，即令受本人和家属委托，也是犯法，犯法就要入狱，没啥可客气的。荣民总医院医生老爷大吃一惊，赶快解释说，鲁塞尔先生送到医院时已经死啦。鲁塞尔先生送到医院时是否真的已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拔掉氧气管措施。柏老认为，拔掉氧气管时，他阁下恐怕是还没有死，如果已经断了尊气，医生老爷自会拔掉，何用亲属要求乎也。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他已回生乏术，如果不拔掉氧气管，他可能继续活，但只是植物性地活，肉体虽然继续成长，精神却人事不知。 　　王延均先生如果是古代安乐死的例证，鲁塞尔先生则是近代安乐死的例证，说明安乐死是必要的，而且充满了高度爱心。 　　去年（一九八〇）美国雕刻家乔罗曼女士，因害了砍杀尔，决定采取行动，先为自己的死亡写了一篇报道，寄给《纽约时报》，然后择定日期，和家人及少数知交，共进晚餐，餐桌上不完全是啜泣，还有爽朗的欢笑。然后她吻别她的女儿，同丈夫走进寝室，舒舒服服洗了个热水澡，穿上她最喜欢的粉红色睡衣，用香槟酒吞下大量安眠药，与世长辞。我们真羡慕她，她成功地拒绝接受痛苦——癌症末期，那种像服了武侠小说“挫骨散”似的挫骨痛苦。可是，洋大人之国也有道貌岸然之徒，有些医生、宗教家，跟不少的社会大众，因为没有看见她在病床上骨瘦如柴、头发全脱、牙齿掉尽、双目无光、拼命喊“哎哟”的凄惨镜头，而大失所望，在恶毒的意识上，披上学术外衣，反对曰：“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尊严，自戕是对生命的不忠实。”呜呼，正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尊严，所以才用安乐死保持这种尊严，在屈辱的痛苦中，安乐死是唯一对生命忠实的手段。辗转哀号三天三夜，直到力竭惨死，有啥尊严？有啥忠实？僵死一样，一躺就是十年二十年，任凭摆布，有啥尊严？有啥忠实？连累亲人家破人亡，老老少少蹲在街头喊“老爷大奶赏口饭吃吧”，又有啥尊严？又有啥忠实？ 　　记得发生在非洲的一件拓荒故事，一个白人资本家，被叛变他的当地工人捉住，要用人间最残忍的刑罚——“船刑”——对付他，那就是要把他仰面朝天地四肢绑到船上，各种昆虫，包括苍绳、蚊子、蟑螂、壁虎等等，闻到他拉出的屎尿味道，如山如海地爬到他身上细嚼烂咽，大概要两个星期之久，他那声震四野的惨叫，才能停止。白人老板情急智生，宣称他发明了一种奇药，抹到脖子上，刀枪不入，如果饶他不死，他就献出该宝。工头龙心大悦，但用哈方法证明奇药有效乎哉？白人老板自愿用他的脖子做试验，有效开释，无效包退还洋。结果是咯嚓一声，脑袋搬家，害得受骗的工头，在他的部落里，从此抬不起头。这位白人老板一定十分凶恶，才惹起群众的严厉报复，但他这种做法却是极大的智慧，保持了人性的尊严，忠实了他的生命，盖上帝给他生命，不是教他所它糟蹋到“船刑”上的也。 　　柏杨先生曰：“没有受过苦刑拷打的有福啦。”在座谈会上，马来亚大学堂学生老奶叶宁女士，她说不知道苦刑是啥。我老人家正在吸烟，当时就抓住她的玉臂，要烫她一烫，吓得她又蹦又叫，幸亏被人拉开，才算没上演拷掠节目，否则她当场对安乐死就会大彻大悟，顶礼供奉。人生苦到极致，唯一的安慰和盼望就是“绝之”。人类有权利拒绝痛苦，尤其有权利拒绝绝望的痛苦，这权利不容任何人假冒为善地去侵犯。 　　痛苦不仅限于肉体，有时肉体虽没有感觉，但痛苦更深。就在座谈会上，我想到台北的王晓民女士，她在一场车祸后，即昏迷不醒，由动物变成植物，由一个人变成一棵树，而且是一棵倒下来的树，迄今十八年矣，一直像一棵树一样被放到病床上，但她却没有真正地跟一棵树一样的安静，身畔总得有人照顾，照顾她屎尿，照顾她吃饭——也就是喂她吃饭，给她洗澡、擦身、换衣服，还要不时地为她翻身。最近几年来，王植物女士忽然生痰，更要每天二十四小时不断地给他抽痰，稍微一迟，她就发烧，咬牙出声，体温升高，浑身抽筋。兄弟姐妹都先后离去，只剩下被拖累得筋疲力尽的父母，而父母又一年一年衰老，全家只靠老爹退休俸，半年约四万元的微数（黄金不过一两半），来维持早已典尽卖光，告贷无门的全家生计，日夜守养一个只会拉屎撒尿生疾的僵尸，却束手无策。正是“流泪眼对流泪眼，断肠人看断肠人”，而泪已枯，而肠已碎。无数人叹息说，这是一个悲剧。事实上，悲剧还在后面，一旦老爹老娘去世，世间又有谁接班伺候这个苦命的孩子耶？那些对“伟大母爱”的赞美，只是廉价的声音，虽可以信，但不可以靠。不要说去世，就是二老病倒，又有谁为这苦命的孩子换尿布、端屎盆，或不停息地为她抽痰？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拯救她，那就是安乐死。让她去吧，庄严地去吧，平安地去吧，她已忠实地履行了她的生命，责任已尽，她如有知，也不会这么折磨自己，更不会这么折磨她父母。 　　马来西亚中华人社会，已注意到安乐死的价值，中国人却不敢面对，使此一惨绝人寰的现象，继续十八年之久。嗟夫，在文明国家，鸡鸭都不可倒提，而我们却允许对人残忍。古代还有宫女为受苦的人“绝之”，现代人却袖手旁观。我们不需要“画皮人物”咬文嚼字，我们需要的是人道、人性的肃穆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道德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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