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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观汉先生归去来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台北国际机场人口处的门敞开了，一个瘦小的身躯，踽踽地走出来。迎接他的朋友中，从没有一个人见过他，然而，只凭着照片上的印象，我们飞奔上去，拥抱在一起，悲喜交集地呼唤，热泪，在肩头倾泻，我们不敢相信这不是梦寐。 　　三年的信件往还，九年零二十六天对我的苦苦营救，他——孙观汉先生，第一句虽然是千方百计含笑说的，但也含着咽噎：“想不到我们今生还能相见。” 　　他是想不到，过去的日子里，每隔一段时间，海外报纸都刊出我被枪决的消息。每次消息，都使他心如刀割，打越洋电话向台北的梁上元、陈丽真，探询真相。当传言最厉害的时候，他甚至疑心她们在骗他。我更是想不到，因为我虽然幸逃一死，却已被决定葬身绿岛。 　　然而，一切都不是梦寐，我是去年（一九七七）四月一日突然被释的。又是一年，在他发现我终于无法出国后，他决心自己从美国来台北，看看我和我的一些传奇性的朋友。在他动身前，曾一再嘱咐：“因为时间太短，不要打扰任何人，包括我的阿哥。”所以，没有一个过去相识的老朋友知道他的归来。 　　——名和利，那些芸芸众生所追求的，观汉先生早已视如浮云（这种情操，有人无法理解）。在台北期间，观汉先生只跟行政院院长孙运璇见了一次面，再跟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秘书长郑振华见了两次面。那是因为下飞机时，郑振华恰恰也在飞机场接人，和观汉先生蓦然相遇。 　　我们把观汉先生安排在中美招待所，后来因冷气不够冷，难耐台北的炎热，我们再把他搬到华华饭店。在他逗留台北的十七天中，他的房间一直是我们的聚会所。我们这些人包围着他，无所不谈。从匹兹堡天气太冷，谈到台北交通紊乱。从小说创作，谈到身在德国的虞和芳跟正在排印中的选集。从我自称有美妙的歌喉，谈到身在美国的薛俊枝；看她的剧照，听她在加州演唱《武家坡》的录音带。 　　分别地，现汉先生跟包围着他的每一个人谈话——跟梁上元谈以后应不应继续写作；跟刘秀一、张香华谈她们的诗，结论是任凭她们怎么解释，他仍是故意表示不懂；跟寒爵谈他的杂文；跟罗祖光谈他如何带我的女儿到绿岛看我；跟陈丽真谈她十年来为我受到的惊恐；跟姚安莉谈她的果蝇，她是病虫害专家；跟杨秀治谈她的梅花绣，又跟她去淡水海滨；又跟谈开元去看了一场京戏。 　　此外，观汉先生到梁寒操夫人家，吃一顿在国内外都属罕见的烤乳猪。又到吴觉真家吃要自烧的菜。又到医院探望卧病在床的史紫忱。史紫忱握住他的手，重复地只说一句：“你是我们心目中的神，你是我们心目中的神。” 　　我们像一群顽童，有一种无法控制的骄傲。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时刻，每一个群聚的地方，都有千万人杯盘交错，互相以知己自许。更有千万人若兄着弟，互相誓言是道义之交。然而，有谁能像我们这群男女老幼，孩子般地无猜，孩子般地热情，孩子般地傻气。 　　大家跟观汉先生之间，辩论、争执、大声吵闹、大声喧哗，也低声啜泣、互相慰藉，说些孩子们的话。女孩子为他唱歌，录了好几匣录音带。又为他去市场和电台，搜集古老的歌曲唱片。 　　我和观汉先生，更有太多的回顾，太多的千言万语，但他却闭口不谈他对我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的帮助。当我忍不住词不达意地表示我的感激，和朋友们忍不住对他的义薄云天流露敬慕时，他只是淡淡地说： 　　“如果值得纪念的话，那就是，我为柏杨流过太多的眼泪。” 　　有一次，我向大家轻松地报告我如何在绿岛监狱“放风场”上拣烟屁股时，大家都笑着听，观汉先生却哭了。从此我不再多说那些已不能挽回的往事，包括我残废的右膝——薛俊枝托观汉先生带给我一个小电毯，供阴冷天气酸痛时之用。我把小电毯收起，告诉他已经渐痊。 　　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找不出一个可以和观汉先生相比的人。左伯桃、羊角哀庙享血食。管仲、鲍叔牙标榜史册。刘关张的结合成为留传后人最久的佳话。吴汉磋、顾贞观的乌头马角，写下感人肺腑的诗篇。不过，他们原来已都是亲密的朋友。只有在西洋历史上记载一件，那就是法国的左拉。当屈里弗斯被“诬以谋反”，囚入监狱后，跟他素不相识，在行业上也风马牛不相干的文学家左拉，发表千古不朽的《我控诉》一文，最后在权势的迫害下，逃亡海外，但他奋斗不懈。跟观汉先生一样，他们不是为了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为了正义、真正、公道、人权。 　　中国人大概因为酱在酱缸里时间太久的缘故，因而很多人缺少明辨是非的实践能力——也就是，我们的社会缺少道德勇气。以致好话说的太多，好文章写的太多，而做的却太少。结果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受到长期痛苦的报应。凡是认真追求是非，认真实践理想的人，得到的往往不是鼓励，而是劝告：不要多管闲事。甚至还有更大的伤害。观汉先生以一个这么有成就的核物理学家，却没有被酱缸污染。他孩子般地纯真，择善而固执。固执，是的，九年零二十六天，是一个漫长的日子，他受尽了打击，而热情更高，奋斗更昂。 　　然而，九年零二十六天悲痛的和愤怒的，以及绝望的心情，观汉先生显出老态。郑振华送他一张他们十年前在维也纳开会时的合影，那时，观汉先生英姿焕发。我愿用我的生命为观汉先生换取青春，但上天无言。面对着照片，我们有无限欷歔。 　　不过，我们和左拉、屈里弗斯最大的不同是，屈里弗斯始终无缘跟他的思人左拉见面，而我却能和观汉先生相晤。观汉先生仍有他的叹息，在一次谈话中，他忽然说了一句英文： 　　You may be right, but you may be dead right！ 　　这是美国交通部门对驾车人的劝告，我同意这句话，但我不同意前一个may be。观汉先生懂得我的意思，他说： 　　You are right, but you may be dead right！ 　　接着又严肃地说： 　　You are right, but you could be dead right！ 　　是这样的结局吗？我不知道。 　　观汉先生在台北最后一天，朋友们全体再聚在一起，我为他唱《老黑爵》，那是在监狱中，午饭后或晚饭后，我和同囚的难友们，在火烧般斗室所唱的。当我唱到听见一种声音在呼唤时，我又回到过去悲惨的岁月，泣不成声。 　　但，无论将来如何，我死而无恨。 　　十七天，在逐渐增加的离愁中消失。 　　一九七八年八月八日。 　　我们送观汉先生返美，仍是十七天前的国际机场，不过换到二楼。直到服务台小姐第三遍催促乘客登机时，我们才放他跨进出境处那个门。女孩子们流泪，男朋友们忍着泪，强露笑容。当他那瘦弱的背影完全消失在深处之后，我们沉默地走下楼梯。人潮汹涌，人声嘈杂，而我们这些朋友却感到那么寂寞。忽然间，我有一个行动，我要呐喊： 　　我希望我不是柏杨，我希望我是一个旁观的人，我要哭着唱出赞美他的歌——勇者的画像，道德勇气的化身。 　　我们盼望观汉先生明年能再回来，再一次回到他所爱的祖国的国土，再一次看一眼他所爱的朋友——我们只不过一群大孩子。 　　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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