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4)

前言(4)

　　其次，此书有助于准确分析罗贯中的思路，澄清某些误解。

　　如上所述，清代以来由于毛纶父子修改过的《三国演义》的流行，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反而较少受人注意，有少数研究工作者甚至把毛本《三国演义》作为研究罗贯中思想的依据，从而造成了某些误解。例如，有一种看法，认为罗贯中从尊刘抑曹的封建正统观念出发，一味丑诋曹操，极意美化刘备。但在实际上，这恐怕是把《三国演义》中所体现出来的毛纶、毛宗岗的思想，与罗贯中的思想混淆起来了的缘故。

　　在毛本《三国演义》中，曹操确实被骂得一塌糊涂。而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对曹操虽有许多批判，却也不乏赞美之词。例如，曹操在作品中第一次出现时，作者是这样介绍的：“为首闪出一个好英族，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刘玄德斩寇立功》）对他的热情赞扬大大超过对他的批判。因此毛氏父子很看不惯，就把这一段文字缩为冷冰冰的三句话：“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又如，罗贯中在《关云长千里独行》一节中，不仅引了裴松之的评语和“宋贤”的诗来赞美曹操，而且还进一步加以阐发：“此言曹公平生好处，为不杀玄德，不追关公也，因此可见得曹操有宽仁大德之心，可作中原之主。”而这一切，又都被毛本删去了。再如，《曹操乌巢烧粮草》写曹操把其部下私通袁绍的书信统统烧毁，并引“史官”之诗加以赞美：“史官有诗曰：‘尽把私书火内焚，宽洪大度播恩深，曹公原有高光志，赢得山河付子孙。’此言曹公能捞笼天下之人，因而得天下也。”“史官”以下，也都被毛本删掉了。

　　从以上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罗贯中并不想掩盖曹操的“好处”，对这些“好处”也并不吝惜赞美之词。在塑造曹操的形象时，同样贯彻了这一原则。凡是史料上所有的、能够显示出曹操“好处”的事迹，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基本上都加以描写，有些并作了艺术夸张；同时，他还以一些虚构的情节来赞扬曹操。试以曹操破下邳、杀陈宫事为例。据罗贯中描写，下邳一破，曹操就“差人入城，不许劫掠良民”。及见到被擒的陈宫，曹操并不想杀他，陈宫却说：“为臣不忠，为子不孝，死自甘心也。”尽管“操有留恋之心”，陈宫却决意一死，于是，“操与从者曰：‘即送公台老母妻子回许都吾府中思养，怠慢者斩’后曹公养其母，嫁其女，待之甚厚，此乃曹公之德也。”（《白门曹操斩吕布》）这里所写的“差人入城，不许劫掠良民”，在史料上没有依据，是作者的虚构。对待陈官及其家属一节，虽本于《三国志·魏志·吕布传》及《注》所引《典略》，但作了艺术夸张：史料上并无曹操把陈宫家属送回他自己府中“恩养”的记载，也并无“怠慢者斩”的那个命令。而在毛本中，“操差人入城，不许劫掠良民”两句，被删掉了；“后曹公养其母”等句也被删掉了；“即送公台老母妻子回许都吾府中恩养”，改为“即送公台老母妻子回许都养老”，不但事情本身与原来所写的颇有区别，连下句“怠慢者斩”的意思也定了样（原意是说，他不仅要把陈宫家属留在自己家中“恩养”，而且不许家中人对他们稍有“怠慢”）。很显然，经过毛本这样一改，罗贯中原来所要表现的曹操的“好处”，有的被根本抹煞，有的被大大削弱了。

　　至于对刘备，罗贯中虽然颇多赞美之词，但其实也还是把他当作“枭雄”来写的。不但史料中当时人指斥刘备为“枭雄”一类的话，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基本上保留着，有时作者甚至自己出面来加以评述，如《云长延津诛文丑》中，写关羽斩文丑后，袁绍欲杀刘备，备以言自解，作者评云：“此是玄德极枭雄处。”可见他认为刘备还不是一般的“枭雄”，而是“极枭雄”。在《刘玄德败走夏口》中，关羽提起昔日欲杀曹操而为刘备所阻之事，说：当时“若从吾意，可无今日”。刘备回答道：“此时亦为国家惜耳，若天道辅正，安知不为福也！”接着，罗贯中就引用裴松之之论，指出刘备的回答并非真话，实际上也就显示了：即使对所谓义同生死、情如骨肉的关羽，刘备也没有忘记耍弄权术，和“极枭雄”之类的评语可以互参。但此类描述，在毛本中都被删改了。

　　再就《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刘备在一些重大事件上的表现来看：例如，他在荆州被曹操打败后，派诸葛亮去联合东吴，共拒曹操，诸葛亮提出：倘曹操失败，就乘势夺回荆州；倘曹操胜利，就乘机夺取东吴。刘备对此大为赞同，说是：“此论甚高。”又如，刘备在入蜀之前，已在荆州与张松深相结纳，并以言语相挑，使张松献出了蜀中地理图，然后与张松立下誓约：“他日事成，必当厚报。”明白地表示了他欲图刘璋、取西川的决心。他这种蓄意结纳张松以图刘璋的行为，跟他一面与孙权同盟抗曹、一面却想乘机夺取东吴的筹画一样，都不是所谓“忠厚长者”做的事，而是“枭雄”本色。而且，正因作者在事前就淋漓尽致地写了他与张松的这一番勾结，所以，后来法正、庞统劝刘备图蜀时，刘备的几次推托，就都显得是故意做作。还应补充指出：这里所述及的两件事，前一件纯系虚构，后一件也基本是虚构。

　　因此，就毛本而论，固然可说是从尊刘抑曹的封建正统观念出发，一味丑诋曹操，极意美化刘备，但这能不能概括罗贯中写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时的指导思想，却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当然，即使从《三国志通俗演义》来看，作者在总的方面也是对曹操的否定远过于对他的赞许，而对刘备则作了许多肯定甚至有所美化。但是，书中的称赞刘备，主要在于他的“仁德”，而如上所述，作者对曹操的“仁德”之处也是同样称赞的，并不因为一个是“正统”、一个非“正统”而有所轩轾。那么，书中之所以对刘备着重于褒而对曹操偏重于贬，恐怕是现有史料中刘备事迹可与“仁德”挂起钩来的比较多，而曹操则此类事迹较少、与之相反的事迹却比较多的缘故。换言之，作者对曹、刘态度的不同，主要似还不在于封建正统思想，而在于追慕“仁德”的政治观念。自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塑造这两个形象时没有体现出封建正统思想，而只是想说明他在这方面与毛氏父子的区别。

　　总之，《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思想上与毛本《三国演义》是很有些不同之处，值得认真研究的。也正因此，本书的重印不仅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文艺读物，而且也符合小说史研究工作者的需要。

　　章培恒　马美信
　　一九七九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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