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3)

前言(3)

　　三

　　对于小说史研究工作来说，这部书还有一些值得重视之处。

　　首先，它可能有助于确定罗贯中的时代及其写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时间。

　　罗贯中到底是什么时代人，明朝人本就众说纷纭，有说南宋的，有说元的，也有说明的。一般认为《续录鬼簿》之说较为可信：“罗贯中，……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后又六十年，竟不知其所终。”但即使依据此条，也只能知道他于元末至正二十四年（一三六四）还活着，至于他在那一年是几岁，仍然无从知道。一般说来，一个人能括到八九十岁就很不容易了，《续录鬼簿》的作者在至正甲辰后至少又活了六十年，则他在甲辰年最多三十左右；同时，一个人到能够成为比自己年岁大得多的人的“忘年交”，一般总要在成年之时，也即二十左右，而从“甲辰复会”语来看，两人在这之前已经是朋友，并且已经分别过一段时期，则甲辰年《续录鬼簿》作者至少要二十几岁了。换言之，他在该年应是二十以上、三十以下，他跟罗贯中既是“忘年交”，至少应相差十几岁，多则可相差三四十岁甚至四五十岁。年龄相差越大，越说明两人相交之“忘年”。因此罗贯中在一三六四年少则四十左右，多亦可至六七十岁。一般假定其生卒为一三三〇——一四〇〇年，实是一个跟他的实际生卒年也许会相差几十年的假定。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到底写于元末还是写于明初，更是一个尚未弄清楚的问题。一般文学史著作都把它作为“明代文学”来叙述，其实也只是一个尚无证据的假定。

　　但是，此书中的“今地名”，也许会对上述问题提供一些线索。

　　原来，书中在提到地名时，有时在其下注有小字，说明三国时的这些地方为“今时”何地。已经有同志注意到了这一情况，认为从“今地名”中可以知道此书断限“不会晚于元末明初”。我们感到：从“今地名”来研究其成书时代是很有见解的，但所得结论似过于谨慎。因为这些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如卷十一《诸葛亮傍略四郡》提到武陵郡，注云：“今属鼎州。”鼎州系宋地名），都系元代地名。其尤重要者，如卷二《曹操兴兵报父仇》提到琅琊郡，注云：“琅琊，今益都路沂州。”卷十一《谙葛亮傍略四郡》提到桂阳郡，注云：“今属郴州，尚有桂阳路之名。”同卷《孙仲谋合淝大战》提到荆州，注云：“古之荆州，即今峡州是也，后以江陵为荆州郡。”

　　据《元史·地理志》：“益都路：沂州，唐初改为琅琊郡，后仍为沂州，……”至明代则将益都路改为青州府，而以沂州改属兖州府，见《明史·地理志》。故《三国志通俗演义》所说“今益都路沂州’正是元代情况，而非明代情况。

　　《元史·地理志》：“郴州路，唐改桂阳郡为郴州，至元十四年改郴州路总管府。”又云：“桂阳路，唐郴州，宋升桂阳军，元至元十三年置安抚司，十四年升桂阳路总管府。”桂阳郡至唐改为郴州，至元代又把它分为郴州路和桂阳路。故《三国志通俗演义》所云桂阳郡“今届郴州，尚有桂阳路之名”，正指元代这种情况。

　　《元史·地理志》又云：“峡州路，…领县四：夷陵、宜都、长阳、远安。”明废峡州，此四县皆归荆州府，见《明史·地理志》。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所说的“即今峡州”，显指元代峡州路。

　　为什么这三条特别值得注意呢？因为某一个小地方改用新地名时，非当他的人未必立即知道，有时也会发生误以故地名为“今地名”的情况。然而，“路”是元代普遍使用的一种行政区划，至明代“路”这个行政区划全都被废除了，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大事件，生活在当时的人不可能不如道。所以，在明代所写的作品绝不可能再把某某路作为“今地名”。而《三国志通俗演义》还在把益都路、桂阳路作为“今地名”，其写作当至迟在元末而非明代建国以后。至于“今属郴州”、“今峡州”，也显然是郴州路、峡州路的简称，同样可证其至迟写于元末（至于“古之荆州，即今峡州是也”云云是不确的。这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无关，此不赘论）。

　　假如上述推断能够成立，那么，还有以下几条也值得注意：一、卷十一《诸葛亮傍略四郡》提到长沙郡，注：“今属潭州。”二、卷十一《孙仲谋合淝大战》提到公安，注：“今届江陵管下县治。”三、卷十三《曹操兴兵下江南》提到建业，注云：“今时建康，古名秣陵，孙权时名建业。”据《元史·文宗纪二》：天历二年（一三二九），“改潜邸所幸诸路，名建康曰集庆，江陵曰中兴，琼州曰建宁，漳州曰天临。”原来在一三二八年元皇室内部发生了一次争夺帝位的、规模很大的内乱，兵祸波及于四行省，征调所及者尚不在内；其后文宗战胜，为了庆贺，遂有此更改地名之举。虽然所改的地名只是四个路，但这次事件却是一个全国性的大事件，当时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又，《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十一《诸葛亮二气周瑜》提到拖蓬船，有云：“此船极快，两浙人呼刳子船，淮南呼艇船。”知罗贯中曾活动于两浙及淮南一带，故对于当地的舟船及方言颇为熟悉，则对于该地附近的建康改名为集庆，更不容不知。然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为“今地名”，而不把集庆、中兴、天临作为“今地名”，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该书写作时还没有集庆、中兴、天临这样的“今地名”呢？倘若可以这样理解，则《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文宗天历二年（一三二九）之前；假如他其时为三十岁以上，则于至正甲辰（一三六四）与《续录鬼簿》作者复会时当在六十五岁以上。这样的假定，跟《续录鬼簿》的记述倒也似乎并无矛盾，若在一三六四年时，一个二十几岁，一个六十五岁以上，那自然是“忘年交”了。同时，罗贯中当时既已如此高龄，当然不可能再话六十年，所以《续录鬼簿》说：“至正甲辰复会。别后又六十年，竟不知其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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