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负苍天(74)_李锦林

七四

　　保镖问他们的地址和姓名。她说：“我们只有见了丁老板才说，不做生意就不用说了。”保镖便让他们等等。丁时武一听便认为没什么问题，就带着两个保镖去了。在离村委会办公楼上百公尺的地方，他们见到一辆破旧的面包车，便放心地径直上楼去。沿着楼梯从一楼到三楼没见到一个人影。

　　到了村主任办公室门口，丁时武站住，掏出钥匙打开门说：“咦，他们人呢？去把他们找来。”话音刚落，四五个蒙面的彪形大汉从左右两边一拥而上，将他们推进办公室，并给他们每人重重的一击，致使他们跌倒在地，丁时武当时就不能动弹了。接着一个操东北口音的人讯问他们，要丁时武交代私藏了多少件文物，多少张珍贵毛皮，侵占了集体和别人的多少钱财、物品和多少土地，欺侮了多少村民、霸占了多少妇女等。起初他不肯说，那些人便将他们三人的外衣全部脱掉，只穿一件衬衣和裤衩，用皮鞭抽打，一鞭抽下便是一道血印，而且不准叫喊，叫就重打。

　　丁时武先避重就轻交代了一些小事，那伙人便用匕首在他身上、脸上划着，寒冷和疼痛使丁时武痛苦得龇牙咧嘴，不得不说出他的种种罪行。他的保镖也瑟瑟发抖地劝他：“丁主任都说了吧，保命要紧啊。”然后他们又讯问了保镖，要他们交代充当黑打手的种种罪行，他们的全部交代都被录了音。然后那伙人一齐动手将他们打成重伤，躺在地下奄奄一息。最后才开灯在墙上写字，写完关灯离去。

　　天亮后，最早来到村委会办公室的是财务会计。他见主任办公室的门虚掩着，便推门看看，一看吓一跳，主任和保镖都向内模糊地倒在地下，以为他们被人杀了，便立即打110报警，同时也打了120急救电话，接着给丁时武家里打了电话。

　　当时110指挥中心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令当地派出所到现场处置。派出所只做了一般性的勘察，什么线索也没发现，120急救车来了后，便将丁时武他们拉走了。同时村里派车将又哭又闹的丁时武家属也送到县医院。据抢救的医生说：“丁时武他们被送到医院时，各项体征异常，自主意识丧失，只有微弱的气息，差一点抢救不过来。不过他们受的都是外伤，内脏问题不大，一旦抢救过来，体征恢复较快。所以几个小时后，他们能讲出一些当时的情形。他们所受的伤是触目惊心的。

　　“他们全身满是利器划割的伤口，三人的胳膊、腿、脊柱都被打断，而且胳膊的上臂和前臂都断了。更残忍的是三人的面颊都被割削了，都割掉了一只耳朵，砍去了一只手，挖掉了一只眼睛，丁时武还被割去阴茎。他们能保住性命真是万幸，不过，要彻底治好，恢复健康恐怕很难，很可能高位截瘫，下半身将永远失去知觉。

　　“我看，”末后王仲平说，“这个案子和泉山的案子作案手段相似，很可能是同一伙人干的。这次他们还落了款，标了个什么‘正义公司’，那显然是虚构的，那种公司是没有的，不过表明他们主持正义而已。还注明‘谁不服气可到公司找我’，既然没有这个公司，上哪儿找去？我看他们这是为了保护村里那些一贯受丁家兄弟欺侮、打击的弱势村民，防止有人借机报复再去整他们，特别是最近被抢去儿媳和闺女的耿长根家。这倒真像是古代主持正义的侠客，但手段太残忍了，是违法的。

　　“我们在离开石坳村回来之前去耿长根家看了看，他的儿媳和闺女是在天亮后，丁家的人都不在时自己回家的。她们在丁家两天没吃没喝，儿媳桂香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女儿小珍被绑着；桂香砸开房门出来后，解开被绑着的小珍一起回家了。

　　她们的身心都受到严重的伤害。我们到她们家时，耿长根大爷刚从县医院回去，胳膊上还绑着绷带，伤还没治好，他说没钱住院就回来了。他既气愤又悲痛，要求我们为他做主，讨回公道和损失。当得知丁时武还抢了他的助动车时，我让旺生去把车给推回来了。”

　　“嗯，办得好。”包仁杰说，“那丁时武他们说没说他们见到的是些什么样的人？”

　　“他们说不清。”王仲平说，“当时黑灯瞎火的，那些人全身黑衣、蒙面，只知道他们厉害，身手不凡，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哦，他们还说那个保镖先见到的年长妇女后来根本没见着，怀疑是男性化装的假女人。如果真是那样，那伙人的准备是很充分的、周密的，而且对丁时武那样的恶人了如指掌，什么情况都知道。我怀疑他们是不是有个情报网络，信息怎么那么灵通？”

　　“那伙人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包仁杰说，“我们调查组也分析过，但眼下还顾不上他们。你的看法有道理，他们自我标榜是主持正义、惩治恶人，但手段是非法的，况且他们无权处置任何人。你刚才说，他们对丁时武的口供录了音，没见那录音带吧？”

　　“没有。”王仲平说，“我也想过，他们录音干什么呢？未必是用来揭发丁时武？或者是用来证明他们惩治丁时武是对的？那录音带又交给谁呢？”

　　“我想说点肤浅的看法。”葛修明说。

　　“你说吧，”包仁杰说，“在座的各位有什么想法或意见都可以说说。”

　　“那我就班门弄斧了。”葛修明说，“那伙人惩治的对象正是百姓们所痛恨的，有些举报无门或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人可能把情况反映给了他们，所以他们的信息灵通。至于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他们一定有巧妙的办法，包括保护弱势的举报人。古人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尽管他们手段非法、残忍，但处置了那些为非作歹的人，百姓们觉得痛快、解恨，当然就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而绝不会去帮助那些贪官、恶霸。这就令我们侦查他们非常困难，我看不会有人举报他们的。如果当地的党委、政府多干些安民、富民的事，让老百姓过上舒心的日子，就不会出现那么多以暴制暴的恶性事件。解铃还需系铃人，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当地的党组织和政府。

　　其次，从表面看那伙人打击的对象和我们的倡廉肃贪、打黑除恶是一致的，但目的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是为了报复、图痛快而不择手段，我们则是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帮助人、挽救人，化解矛盾，建设和谐社会。因此他们只要看准了对象，便行动迅速、坚决果断、毫不留情。所以，我们也得加快步伐，该管该抓的尽快办理，这也是一种保护措施。我看胡连升要不是被王局长及时抓获，他如果继续在清宁县待下去，就很可能成为那伙人的惩治目标，怕也活不成的。”

　　“听你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一个人，”王仲平说，“就是杜仲坪乡派出所所长胡大暑，据说他是大暑那天出生的。他自称是胡连升的本家侄子，便狗仗人势胡作非为，当地老百姓都称他为大鼠。他欺压百姓，在公路上设卡收费，还把唐书记关了一天一夜。他曾被双开、判刑，唐书记走了后，他立即被放了出来，恢复了原职，便更加大胆起来。可在‘5·9’枪杀案后他收敛了，当地老百姓故意散布舆论说杜仲坪乡下一个该杀的是胡大暑，他便经常待在家里或办公室里不出门，或者邀几个人打麻将不敢单独行动，什么事也不管了。他以前经常嫖娼，自那以后每天晚上不敢出门，有时还要民警给他守卫，他老婆讥讽说，要感谢那吓住他的人，弄得他尴尬难受。这说明那些人的作为对胡大暑那样的人有震慑作用。”

　　“对。”葛修明接着说，“我要说的另一点是，那伙人标榜自己是主持正义的，署了个什么正义公司，那么他们会不会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跟他们认为是主持正义的党、政机关联系？比如说这次他们对丁时武的录音，录下了村霸和黑打手的罪行，可能用来证明他们的惩治是对的，也就是正义的；也可能把录音带提供给主持正义的单位和领导，作为办案的依据或参考，说不定会送给我们调查组的。他们虽然有侠义行为，但终究是不法之徒。唉，对他们可真是一言难尽呀！”

　　葛修明的话音刚落，门外传来一个孩子和鲍威的谈话声。鲍威警惕性高，不离包仁杰左右。刚才他见一个小孩在门口晃悠，便到门外看看。这是一幢三层的筒子楼，调查组包住二楼，门外是走道。那孩子见了鲍威便问：“叔叔，这儿是调查组吗？”

　　鲍威没有直接回答，蹲下说：“啊，小朋友，你想找谁呀？”

　　“我找调查组，这儿是不是调查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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