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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


  “这里面就有疑问,”包仁杰说,“既是不认识的人,那他是怎么知道吴明的手机号码的?他们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更关键的人?胡连升是有意隐瞒,还是真不知道?下一步都得好好查查。”

  “是的,”刘默闻说,“我也这么考虑的。”

  “关于那个暗通消息的人,你的怀疑有道理。我也一再观察过,桂允中是有可疑的迹象,但他给我的印象并不坏,工作还算认真,表面看起来较本分,他会是那种人吗?如果我们纪委里真有这种人,那太叫人痛心了!”

  “桂允中原在市委宣传部工作,”刘默闻说,“与外界联系不多,活动面较窄,领导认为他老实本分。他到纪委工作有些年头了,我对他的印象是性格较内向,工作认真,但活动能力有限,远不及林达、葛修明他们活跃。从一贯表现看,他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刚才说的那些迹象又令人怀疑。如果他真是那个向外暗通消息的人,那一定是他意志薄弱,被什么人拉下水的。那就正如你说的太叫人痛心了。”

  “但愿他不是那种人,”包仁杰说,“但我们不能麻痹大意。一方面我们提高警惕,注意观察,时刻防备着;另一方面可通知王仲平,暗中派人监视桂允中工作之外的活动,看他和一些什么人接触。但不要惊动他,有情况及时向你报告。唉!为了纯洁我们这个队伍,避免工作上的损失,不得不这么办呀!你看呢?”

  “行,”刘默闻说,“就这么办。”

  “有机会我也跟王仲平谈谈,”包仁杰说,“给他鼓鼓劲,希望他把工作好好抓起来。哎,吴大昌、仝全的情况怎样?双规工作有进展吧?还有,清宁大道上那电线杆移了没有?那座小楼现在怎样了?”

  “我正要向你汇报这方面的情况,”刘默闻说,“对仝全、吴大昌的工作有些进展,你听了会高兴的,但清宁大道上的电线杆和那座小楼的问题没什么动静。你莫急,这也好,暴露了这个县领导班子的疲软无力,也令人生疑,怎么就那么害怕那钉子户,甚至任由它恣意妄为?一个有责任心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县委、县政府是绝对不会这样的!所以,我们调查组,在清宁县的工作任务还很重啊!”

  “是的,”包仁杰心情沉重,“对待沉疴,必下猛药,我们都有这个思想准备。现在,我给谭礼打个电话。”

  “你看你那么急干什么,听我汇报之后再说嘛。”刘默闻说。

  “我知道,”包仁杰说,“我有另外的事情。”

  电话通了。包仁杰说:“谭书记吧?我是包仁杰。我想问问,泉山乡小岩村崔万立家的房子盖得怎样了?嗯,还没有盖起来?你催催那个盘世力嘛!什么?他病了?这么巧?不管怎样,崔万立家的房子一定要尽快建好,我们定下的期限是十五天,到时候你和我一起去检查落实情况,盘世力不按期限完成任务,就地免职!”

  包仁杰刚放下话筒,门外来了一群人,吵着要找调查组,要见包书记,被鲍威挡住。包仁杰和刘默闻一听,便立即到门口看看,见好几位衣着朴素、憨厚的农民站在门外。包仁杰问:“你们是……”

  “我们是杜仲坪乡的,来找调查组,找包书记的。”

  “哦,”包仁杰说,“那快请进!小鲍,招呼他们进来吧。”

  刘默闻也说:“请进吧。”

  他们一共七八个人,一齐走进屋里。包仁杰、刘默闻、小鲍都动手拿椅、凳,请他们坐,接着鲍威给他们倒水喝。包仁杰说:“我就是包仁杰,这位是调查组组长刘书记,他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小鲍。乡亲们这么远来了,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我们欢迎你们来反映情况。但别急,有话慢慢说,今天说不完就住这儿,明天接着说。好吧?”刘默闻则给林达、葛修明打电话,要他们立即到这边来。

  忽然,一位大娘扑通跪在包仁杰面前哭着说:“请包书记一定为我做主呀!呜呜……”

  包仁杰赶紧蹲下将大娘扶起,说:“大娘,您有什么话尽管说,我们一定好好听。该办的一定认真办,您可千万别跪了。您如果有屈冤,那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该受罚该下跪的是我们。”扶她坐在椅子上,又端起鲍威倒的水递给她,“来,喝点水,慢慢说。”

  大娘抹抹眼泪,喝些水,激愤地讲了她家的遭遇,同来的乡亲们帮她补充。于是包仁杰、刘默闻和匆匆赶来的林达、葛修明等听到了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和无比气愤的村霸恶行。

  大娘名叫郭大香,六十岁,是杜仲坪乡石坳村的村民。两个儿子和大儿媳都在外打工,十九岁的女儿小珍卫校毕业后在县城当护士。小儿媳桂香原也在外打工,后来本村小学缺教师,初中毕业的她被学校请去代课,便没出去了。郭大娘和老伴耿长根原都身板硬朗,在山村里辛勤劳作,照顾上学的孙子,虽不宽裕,倒也过得去。

  石坳村离县城不过二十来里地,且有一条重要的公路经过,所以与县城之间来往方便,村民们常到县城卖些农副产品,换点零用钱。大娘家土地不多,便千方百计搞点副业,除了养鸡养猪,还养过长毛兔和宠物猫、狗,生产过山药、竹笋、食用菌等。耿大爷除了起早贪黑地耕作外,还不时到县城去卖点什么。起初去县城是步行背、挑或拉上小架子车,后来骑自行车,再后来,也就是前年,已独立成家的两个儿子见老爸年纪大了,骑自行车费劲,便共同用打工挣的钱给他买了一辆助动自行车,只需少量的汽油便可轻松地来往于城乡之间。耿大爷觉得那东西好使,轻快舒适,着实高兴了一阵子。可是好景不长,自从丁时文、丁时武兄弟先后当了村主任,灾难便一次又一次降临他们家!

  先是前任村主任丁时文强占他们家的耕地作宅基,把房子建在他家的耕地上。这个村的耕地越来越少,现在人均不到半亩,村里、乡里不断用各种借口占用,耕地就更紧张了。郭大娘家承包的土地有一块在村头的山林边,面积两三分,属塝上坡地,易旱,又难防家禽家畜,一般村民都不愿要。当初,经村委会做工作后,郭大娘家才承包了。老两口将那块地整平,并尽力改良土质,逐渐成为熟地,产出也逐渐多一点。

  不久,名为在外打工,实际不知在哪儿鬼混了几年的丁时文回来了,投靠上乡长郑光才,用非法手段当上村委会主任,并且还入了党。他在村里耀武扬威,逞凶斗狠,胡作非为,一点正事也不干。村民们怨声载道,敢怒不敢言。也有人向上面反映过,谁反映谁倒霉,轻则要钱要东西毁庄稼,重则捆绑吊打致伤致残。特别是搞了那个荒废没用的开发区,矛盾更尖锐了,土地问题更严重了。失去土地无法生存的农民不得不上访,其中有的被丁时文他们一伙人抓住,私设公堂殴打致伤。之后又送到乡派出所,派出所所长胡大署是丁时文的铁哥们,又将上访村民关押、体罚,并勒索钱财。

  郭大娘一家也遭受了损失,但他们老实胆小,怕招来更大的麻烦,便忍气吞声,不说什么。没想到有一天,丁时文招集一伙人,将郭大娘家承包的那块地里长势兴旺的黄豆全部毁掉,挖基建房子。

  郭大娘老两面口跑去讲理,说:“这是我们家承包了的,签了合同,三十年不变,你们怎么能随便占去呢?”

  丁时文冷笑说:“什么合同不合同,老子的话就是合同,说给你就给你,说收回就收回。土地又不是你私人的,你跑来急什么?这块地向阳,风水好,我要在这儿建楼,今天就算收回了,以后这块地跟你们不相干了,别再来打岔了!”

  老两口眼睁睁地看着那长势喜人的黄豆苗被毁掉,心疼得掉泪。这块本没人要的地,他们几年来花费了心血、劳力,有了很大的投入才成今天这样子的,多不容易啊!可那伙人说占就占去!耿大爷想再跟丁时文讲讲理,郭大娘拉住他说:“回吧,说也没用,反倒要吃亏,何必去吃那眼前亏呢?不管多么心疼多么可恨,忍忍吧,我不信这共产党的天下就由这样的人糟蹋下去!”结果耿大爷气得大病一场,从此体质大不如前,郭大娘满头青丝变得灰白了,人也衰老了许多。

  儿女们知道这事后要找丁时文算账,要将那块地上新建的别墅式小洋楼炸掉,被老两口拦住。郭大娘说:“你跟那种人讲不清理,算不明账,炸了他的楼你背不是,反倒要输给他。何苦呢?亏你们是在外面打工的人,没见到全国各地的形势?他那种人抖得了一时,还能抖一世?”

  儿女们说:“他上面有人,一时倒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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