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步为局(16)_魏剑美

一六

　　“狗屁港商！还不是在内地混发了移民过去的？再回来就是他妈的港商，可以享受这样那样投资优惠了。”耿达愤愤地骂道，“还有人在海外甚至根本就没什么资产，办了移民回来就摇身成了地方官员的座上宾，骗吃骗喝不算还尽办假企业坑害老百姓。”

　　“你做记者不是不收人家红包的吗？怎么也不能免俗了？”汪大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他记得耿达刚做晚报新闻部主任那会儿，曾经组织本部记者发表过“自律宣言”，宣称“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有偿新闻”。结果没几天他手下的一名记者就被人举报收了红包，让他尴尬不已。更尴尬的还在后头，此后，接二连三有人写信、打电话、发邮件给报社老总，举报耿达本人在某时某地收了某某的红包、“好处费”、“了难费”，让他百口莫辩。本地网站的“快意江湖”论坛上还有人发帖评选他为“十大有偿新闻记者”。后来他才明白，这是本报的同行们在坑害他，原因是他破坏了“江湖规矩”。从那以后，他绝口不提什么“自律”、“有偿新闻”之类的话了。但汪大明知道，性情愚直的耿达一向都洁身自好，给人感觉老是有点不合时宜。

　　耿达呵呵地大笑，说：“现在有三类红包我是照收不误，一是贪官的，二是奸商的，三是各类庆典、开业、发布会的。贪官和奸商你不收白不收，他们钱多了反而对国家对人民更有害。第三种情况不收的话就会得罪同行们，好像只有你一个人是屈原似的，举世皆浊而我独清，那就更混不下去。除此之外的红包，我还是坚持原则的。”

　　汪大明便开玩笑说：“除了这三种情况，哪里还会有别的什么红包！”

　　耿达摇摇头，说：“在中国，记者确实成了一种非官非民亦官亦民的四不像职业，很多记者出去哪里是采访啊，分明是采购。”

　　“还采花哩！”汪大明打趣道。

　　两人一顿闲扯，汪大明便提到官场中的世态炎凉，感叹因为一个高官秘书的一句话居然可以改变他身边的生态环境。对此，耿达也是深有感触，告诉汪大明一件趣事：当初他写的一篇批评报道引起了纠纷，邬总编一怒之下把他叫去痛骂了一顿，并宣布扣他的工资奖金。谁知第二天不但没有扣，反而在会上表扬了他，说报社缺少的就是他这种敢于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的热血记者。不久后还提拔他当了都市新闻部主任。弄得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直到很久以后他才听说，原来邬总编痛骂他的当天下午去省委宣传部开会，在楼梯间迎面碰上省委康秘书长，邬总编热情地上前打招呼，谁知康秘书长只鼻子里冒出一丝冷气，看也没看他一眼就扬长而去。害得邬总编坐在宣传部的会议室里一下午都没理清头绪，心想到底哪里得罪了这位省委大院的总管大人。临散会时他偷偷问身边晨报的颜总康秘书长是哪里人，颜总回答南州人，邬总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耿达是康秘书长的老乡啊！一定是耿达这小子告了我一状。

　　汪大明听了哈哈大笑，问他：“他还怕你是秘书长的什么亲戚吧，只恐怕康秘书长其实未必认识你这个小老乡。”

　　“八竿子都打不着，”耿达说，“虽说同是一个南州，但他是乌沙镇的，我家在大屋嘴，少说也相距两百里路。再说，人家这么大一个领导，我一个小记者，别说攀不上，就算攀得上他也未必肯为这事给一家报纸的总编脸色看啊。”

　　“那就怪了，不过秘书长这脸色倒是给得恰到好处。”

　　耿达说：“我猜八成是邬总编在别的什么方面开罪了人家。要不就是秘书长那天肚子不舒服正急着上茅厕，总编自己不识相去自讨了个没趣。”

　　“你这叫吉人天相，”汪大明打趣道，“想来今后老总还真不敢怎么着你。”

　　两人又闲扯一通，汪大明这才说出找耿达借微型相机和微型采访机的事，耿达经常用这玩意做批评报道。汪大明曾经见过，那个小小的钮扣型采访机别在胸前，可以将几米内的谈话声录得清清楚楚。相机则更简单，别在袖口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衣袖里按下快门。

　　“你又不做记者，借这干嘛？”耿达奇怪地问。

　　汪大明说：“厅里最近要搞一次大型的打击盗版行动，我这个刚上任的副处长总得拿出点政绩来啊！这事你可千万别跟人说，这次只有我一个人想到了这招，我要他们都不得不对我刮目相看。”汪大明一边编着理由，一边在心里骂自己：看来撒谎并不是什么难事儿，我他妈的骗哥们儿居然都可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

　　耿达嘿嘿地笑，说：“看不出你小子现在也懂得追求进步了啊！”

　　回到家中，姚冰和小燕子正在张罗晚饭。汪大明注意到自从北京回来后，家里的伙食越开越差了，而且给儿子吃的奶粉也由进口的“惠氏”换成了国产的“南山”。汪大明心里涌起了一股悲凉，越发坚定了要彻底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决心。

　　草草扒拉了几口饭，姚冰把汪大明拉到卧室，问：“咱们什么时候去感谢一下高金金？”

　　汪大明一时糊涂了，反问道：“哪个高金金？”

　　“哎呀，你真糊涂，就是高副省长的那位公子爷啊！”姚冰责备道，“人家刚帮你当上副处长你居然就忘了人家。他今天打电话来抱怨我们不够意思。”

　　汪大明又好气又好笑：“什么？他帮我当上的副处长？就他那骗吃骗喝骗女人的鸟样，笑死人了！”

　　姚冰莫名其妙地看着丈夫，第一次觉得他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到可以一眼看穿。汪大明也不做解释，只顾收拾行装。姚冰问他是不是出差，他说是，去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姚冰又问他哪天出发，他说不知道，也许明天，也许一个月后，也许要大半年。

　　六

　　汪大明一边等旅行社帮他办签证手续，一边留心着本地新闻。他知道一旦哪天没在荧屏上看到陈伟阳副省长的影子，便十有八九是去了澳门。赌博这种事情和偷情差不多，有一辈子从没做过的，但没有一辈子只做一次的。

　　汪大明先前特别厌恶报纸电视将本地新闻差不多都办成了“领导活动日志”，但现在却巴不得这“日志”的记载能更详尽些，以免漏过一些重要的蛛丝马迹。通过一段时间的细心“观摩”，他发现牛力耕书记但凡讲话开口必是“我讲三点意见”，无论是英模追悼会、扫黄动员会还是招商现场会，他都只讲“三点意见”，也必讲“三点意见”，尽管细心的汪大明注意到他一开口往往刹不住车讲到第十三点意见甚至第三十点意见。

　　黄鉴之省长的口头禅是“一定要高度重视，把××工作当作重中之重，举全省之力切实抓好、抓实、抓透。”被人高度概括为“三抓”原则。于是在黄省长的“高度重视”下，这“全省之力”，被一“举”再“举”，从城市卫生工作、计划生育工作、新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到城运会的申办、管道煤气的开通，似乎就一直被举着没有放下过。而陈伟阳副省长的“为官信条”则是：“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人民的夸奖。”

　　为了到时请假开溜，汪大明平时有意识地同徐副厅长套套近乎。也许是先前受姚厅长的压抑太多，当了副厅长的这位前办公室主任自觉不自觉地要将那种压抑转嫁到下属头上，碰上什么人向他请示工作，他明明正端着茶杯发呆出神，也立马要拖一张报纸或者文件过来，边推眼镜边目不斜视地说：“知道了，以后再说吧！”或者是：“把报告放这，我同陆厅长再商量一下。”汪大明去碰了几次壁后，干脆不再去请示，有事只同宣教处另一个副处长董明和办事员小贺打个招呼就走人。如是数次，也未见徐副厅长来找麻烦，他于是更加有恃无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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