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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章 坝桥杨柳】 逃难八年回到家， 看见土地想叫妈…… ——黄泛区民歌 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这天夜里，天气闷热，暑气熏人。徐秋斋刚睡着觉，忽然被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惊醒了。初开始，他还以为西安市又出了什么兵变，赶快披上小褂，来到院子一看，只见满城里火鞭、小炮、天地两响和大雷子炮，像炒豆子似地响作一团。夜空中，火星迸射，烟花飞溅，整个西安城，隔着古老的青砖城墙看去，活像一个钢水沸腾的大铁炉。 李麦和梁晴这时也被惊醒了。李麦慌忙走到院子里问着：“徐大叔，这是咋啦！又不是大年初一，也不是十五，怎么放这么多鞭炮？” 徐秋斋兴奋地说：“说不定有火大变化了！你们在家等着，我到城里看看。” 徐秋斋刚走进城门，只见城里大街上已经变成一片鞭炮炸响的火河，各个商号把锣鼓抬出来敲打着，人群像潮水一样向街头涌着。 “日本人投降了！”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天下要太平了！” “该回老家了！” 人们像疯了一样喊着、跳着。不管认识不认识，互相奔走相告，狂喊拥抱，有的人竟然高兴得在大街上放声大哭。 徐秋斋默默地看着街上狂欢的人群，他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他没有钱去买一个炮放，也没有钱去打一两酒喝。可是他看到街上每一个人，都觉得是那么可亲可爱。他和大家分享着抗战胜利的欢乐。在八年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民遭受了战争的巨大痛苦。黄泛区的难民们，更是在这痛苦深渊的最底层。他们的土地被淹没了，房舍被冲毁了，他们背井离乡过着讨饭的生活，没有住过一间有墙壁的房子，没有睡过一张真正的床，他们唯一的财产就是一根棍子和一只篮子。 如果说“容忍”是“勇敢”的母体，那么黄泛区的难民们，在抗战八年里表现了最大的容忍。他们好像被压在两扇沉重的磨扇下生活着，他们没有去抢劫路人，没有去打家劫舍，抢银行砸仓库，他们只是默默地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生活着、等待着…… 当徐秋斋回到自己的窝棚时候，李麦和梁晴也知道日本鬼子投降这个消息了。梁晴被这个消息激动得哭了。李麦也在一边擦眼泪。 徐秋斋叹息着说：“别哭了，好也罢，歹也罢，总算胜利了。日本鬼子到底也有这一天！” 李麦说：“我现在都不敢想，这七八年，人是怎么熬过来的？什么苦都吃了，什么罪也受了，老蒋这个龟孙，他知道不知道？” 徐秋斋说：“他怎么能不知道？算了，现在咱谁都不埋怨了。不管怎么说，这抗日战争总算胜利了，这是咱中国人的大福气。老蒋他要有良心，赶快把咱这些难民送回老家，只要把土地给咱们，什么也不向他要。” 李麦说：“恐怕他未必有这份善心。他要是心里有咱老百姓，也不会扒开黄河了。” 徐秋斋说：“咱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还不是为了抗战，他要是再不管咱们，那可就太违悖天理了。”接着他又叹着气说：“唉，人到这个时候，思家的心更切了。好在路能通了，赶快回老家吧，在这里什么也没有心思干了。” 三个人一直谈论到天亮。街上又响起了锣鼓声。徐秋斋无心睡觉，也不想去摆代书摊子，喝了一碗玉米糊糊后，拔起腿又到城里打听消息了。 西安市东半个城住了黄泛区几万难民。这些天来，从难民中传来了各种消息。 有人说：“政府马上要难民登记了，西安火车站准备每天发出两列火车，专门运送难民回乡。” 还有人说：“政府要发难民免票证了。大人小孩每人发一张，有免票证，什么火车都可以坐……” 可是尽管大家说得有鼻子有眼，一个多月过去了，还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徐秋斋几乎是天天都到火车站打探询问。可是每天只看到一列列的火车里，塞满了国民党的军队，汽车、大炮、装甲车也都装在火车上向东开去。连普通的客车都让当兵的占用了，更不用说运送难民的列车了。 人们的兴奋热烈情绪，渐渐地变得冰冷了。初开始，他们以为日本投降了，从此要天下太平了。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首先，胡宗南把他们第一战区的军队，连夜运到洛阳。紧接着，蒋介石又要运送八十万大军到东三省、华北和江南，准备打内战消灭共产党。难民们还乡的希望变得渺茫了。这时大批的机关和公务人员，也都蜂拥般搬迁东下，有些原来内迁的工厂和大商号，也纷纷迁移回上海、天津等地。西安的街上变得冷落了。只有黄泛区的难民，每天踯躅在街头，无家可归。 当片片黄叶飘落在西安古城墙下时，徐秋斋变得沉默寡言了。他本来是个性格豁达的人，又是个“恕道”思想很浓的人。他笃信人应该有“仁爱之心”的主张。他觉得处世对人，应该“推已及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对人的过错不必苛责，要有宽恕、原谅的胸怀。他常说：“十个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长，对人不必求全。” 前一段，由于胜利后的欢欣喜悦心情的驱使，他对所有的人都采取一种宽恕心情。就连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派，扒开黄河这样大的罪恶，他也采取了宽恕态度。他曾经劝李麦说：“当时日本鬼子刚打进中国，他们慌了手脚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要以后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过上太平日子就行了。”可是通过胜利后这一年的忍耐、等待和观察，徐秋斋心里对蒋介石存在的一点幻想，彻底破灭了。他从报纸上看到，他们为了排除异己，不顾老百姓死活，又打了内战。当官的抢着“劫收”，贪赃枉法，敲诈勒索，包庇汉奸。听说像海骡子这样的汉奸，居然摇身一变，在开封又当上国民党的交通警察大队的团长。对于黄泛区的难民却弃置街头，不理不问。看到这些情况，徐秋斋心灰意冷了。他心里想着：“看起来老蒋的气数是该尽了，抗战八年他支撑过来了，一个‘劫收’却把人心‘劫’完了。”徐秋斋变得沉默了，有时甚至变得愤怒起来。他每天经过中正门时，总要对着城门上挂着的那幅蒋介石的大幅画像，鄙夷地骂一声：“民贼！” 七月问，从家乡又传来了消息：黄河花园口的口子打住了，黄河水又向东顺着故道流向大海。黄泛区的十六个县全没有水了，八十里宽、一千多里长被淹没的土地，现在都可以开荒种庄稼了。紧接着又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在黄泛区的共产党分区政府出告示了：为了鼓励开荒，重建家园，黄泛区的荒地，谁开谁种，谁种谁收，三年以内不完粮纳税…… 对于黄泛区逃荒在外的难民来说，这些消息比之抗日战争胜利，更加使他们激动和兴奋。西安市的东半个城住了几万难民，他们奔走相告着这个消息，变卖家具，收拾行李，都准备着东下还乡。 就在这时候，陈柱子从咸阳来西安打听消息了。 他来到徐秋斋的窝棚院子里，见到了徐秋斋、李麦和梁晴。大家多年不见，互相攀叙着，亲热了一番。徐秋斋问：“你们开的饭铺生意怎么样？” 陈柱子说：“大叔，现在生意没法干了。物价天天飞涨，上午卖几个钱，下午就得赶快去买成粮食，要是当天买不到粮食，过一天，一百块钱就变成八十了。日本鬼子投降时，我那个小饭店还存了八石麦子的本钱，就这一年多，八石麦子全赔进去了。另外苛捐杂税也太厉害，一个月儿十种花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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