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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纳河岸有一座纪念碑，我每天都要从它的跟前经过。我太忙，都是急着要赶到目的地去。
这一天，轮到它了。不止它有出色的雕刻，旁边一排树林和嫩绿的草地也非常动人。
天哪，是布德尔的作品。
多少年来我一直景仰的雕塑家。家里藏着他的作品集大大小小十来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打听书店里有没有他的画册卖。我是一个布德尔迷毫无疑问。没想到我莫名其妙地来到他作品的跟前。
他是大家都知道的跨腿拉满弓的《射者》的作者。不只是作品震动人心，更重要的他是一位创作思想家。他高明而精辟的艺术主张密度太大、太坚硬，后人要花漫长漫长的时间才能一点一滴地消化。他的创作思想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在他作品面前，从艺者如果是个有心人的话，会认真地“吮吸”，而不是肤浅的感动，会战栗，会心酸。
他和罗丹同一个时代，罗丹的光芒强大得使他减了色。罗丹的艺术手法“人缘”好，观众较容易登入奥堂；布德尔的手法渗入了绘画，而且有狂放(其实十分谨严)的斧劈之势，堆砌、排列得有时跟建筑几乎不可分割。不只是理论，实践上他明确地提出“建筑性”。
太早了，提得太早了，理论孤僻得令人遗忘。
是逝世不久的郑可先生给我启的蒙，介绍了布德尔的学说。郑可先生的雕塑完全走他的路子。他可能是他的学生。记得他告诉过我，布德尔问过他：
“你来法国做什么?中国有那么伟大的雕塑艺术你不学，这么远跑来这里!”
郑可先生在巴黎十五年，他诚恳而勤奋。跟年轻的马思聪、冼星海、李金发是一个时期。他从家里卖了猪、卖了房子才买得起船票来到巴黎的，回国以后的日子仍然朴素诚恳得像一个西藏人，连话都说不好，一说就激动。见到讨厌的人他一句好听的话都没有，衣着饮食都很随和将就，就是艺术的认真和狂热几乎像求爱一样。
他比我早回北京一年。艺术方面他知道得太多，也都想成盆成桶地倾倒给年轻朋友。只可惜他是个纯粹的广东人，满口流利的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语汇又少，几乎令人听十句懂半句，他的诚恳寓于激情之内，初认识的年轻人会以为他在骂人。唉!其实他的心地多么慈祥宽怀……
他用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为别人解决一切工艺疑难。不光讲，而且动手做。
他懂建筑学，给清华建筑系讲过“巴黎圣母院拱顶相互应力关系”，给北京荣宝斋设计过雕刻木刻板空白底子的机器，教人铸铜翻砂，设计纪念碑，研究陶瓷化学。他还是一个高明的弗卢(银笛)爱好者。甚至写信给北京钟表厂，说他们的钟表如此这般的不妥。钟表厂派了几个专家去找他，他把家里收藏的所有大钟小钟一股脑都送给了来人，还赔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从此杏如黄鹤，镜花水月……
就是没有再做雕塑。
十五年在巴黎的学习，一身的绝技，化为泡影。
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因为我开个人画展，他给我做了一个浮雕速写，翻制成铜，至今挂在北京家中墙上。
八十多岁的年纪，住院之前一天，还搭巴士从西城到东郊去为学生上课。住院期间，半夜小解为了体恤值班护士，偷偷拔了氧气管上了厕所，回来咽了气……
前些年他人了党。这使我非常感动。
一九五二年在香港抛弃最好的待遇全家回到北京，并连忙写信鼓动我回去。那时他是盛年。他的兴奋和激情远远超过现实对他的信任。一九五七年他戴了右派帽子。我尊敬和友爱的朋友与前辈们——聂绀弩、黄苗子、吴祖光、小丁、江丰和他都受了苦，也令我大惑不解。我有胆公然为之申诉的只有郑可先生，我了解他，也愿为他承担一点什么。
我和他一样都没有“群”，没有“群”的人客观上是没有价值的。他为祖国贡献了一生，入党是他最大的安慰。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安排更能弥补他的创伤的了。……
我匍匐在布德尔的作品脚下，远处是无尽的绿草和阳光。
我太伤心。
郑可先生!如果能跟你一道重游巴黎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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