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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一个朋友的孩子： “天上有什么发亮的东西?”
“礼花!”他说。
这颇出我意料之外，原以为他会说出太阳、月亮、星星之类的东西。
“还有呢?”我问。
“闪电!”他回答。
天上发亮的东西还有闪电，我怎么给忘了……
和冰兄做了三十多年朋友，一心只想起他是个杰出的漫画斗士，反动统治时期跟国民党杀得死去活来。一直以为在他的生活天空里只有太阳、月亮和星星，却把闪电和礼花忽略了。
不仅仅是我和他的别的朋友，连他自己也不重视自己生活中的闪电和礼花，自然还有孩子没有提到的北极光。
一九四六年我从广州到香港去谋事。新波把我安排在湾仔的一间称作“南国艺术学院”的房间里的六张课桌上，白天在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图书馆和美国新闻处图书馆里找书看，晚上再回到那六张课桌拼成的床上睡觉。记得好像是在五楼上吧!码头恰好是一座庞大的垃圾站，一阵阵给翻腾起来的臭气熏天的全香港的腐烂精华涌进鼻子里和梦里来。那时候年轻，对一切困苦都不在乎，工作肯定无望，只有新波有时从《华商报》下班时来看看我，给我点零用钱。他那时经济上也够呛，我明自得很，那种帮助是一种“吐哺”，把自己体内的营养的一部分给了朋友。
他告诉我，冰兄也在这里，生活和工作担子重得不得了，身体也不好，为了战斗，一天到晚地画。
冰兄是我早就尊敬的一位画家，只是没有见过面。新波说好几时去看看他，约着去喝一次咖啡。后来因为被别的杂七杂八的琐事所耽误，没有能实现。
后来我就离开香港到别处去了。一九四八年我又回到香港，在一个什么会上还是新波把我介绍给了冰兄。
老实说，第一印象并不怎么好。他体型瘦而干，鼓起两只大眼睛，泪囊出奇地明显；起伏的鼻梁下面一张大嘴，而且，在会上很快就发现这张大嘴的作用；那么大的嗓门，囊括了全部发言的一半。他很像一个仗打得很勇猛的粗鲁的将军。对这一类人，人们总是充满原谅的。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是个“生客”，又年轻，会上有的是前辈和学长们，我只静静地撑持着有限的倾听和观察的权利。
会接近尾声的时候，新波把我介绍给大家，然后他说：
“他刚来，连住处也没有，谁家里可以供他吃饭和铺张床的?”
这真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事，所以空气显得有点紧张。
“嗳!行啦，行啦，行啦!到我那儿去吧!”冰兄很快地作了这个决定。
只是第一次见面，他把人世间壮丽的慷慨处理得那么轻率而潇洒。
第二天下午，我带了箱子、铺盖以及一大堆画框、画架，“进驻”了廖家。
见到了冰兄嫂嫂，他们的五岁的大女儿“零一”和两岁的小女儿“零二”，还有他们的老保姆秀姐。那时候，用板子间隔成的双人床大小的房间又走出两位青年男女，
是睿智的作家艾明之夫妇。
三十平方米见方的一层狭窄的楼房里，挤进那么多的人，不能不叹服主人的胸怀宽阔了。只有几厘米板墙相隔的生活，几乎是连跳蚤咳嗽的声音也听得见的。
楼外大街只有深夜数刻的安静。
冰兄的创作往往必须在最热闹的中午弄出来。很快，报馆取稿的朋友就会来敲门。
冰兄漫画的构思从来没有枯竭，每一天新鲜而犀利的譬喻往往使我大笑几次。
香港天气热多凉少。冰兄为了礼貌必穿长裤，为了消暑又必减温；如果我记性不错的话，他穿的应该是一条很薄的花条子的睡裤，上边一件短袖汗衫。瘦而单薄，站在一个地方，双膝向内形成一个“x”形的下半身。朋友们半公开地给他一个“腊肠”的绰号。
他从来不像另一位杰出的漫画家张文元和作家孟超对我夸耀过自己的英俊。但冰兄从不为长得不够体面而歉然过。他好像从未关心过自己的形体问题。
“零一”和“零二”时常夜哭，嫂夫人每天一早还要上班，冰兄只好起来抱着孩子来回走动，唱着可怕的催眠曲：
喔喔喔!乖乖快睡觉，乖乖快睡觉……该死的东西，再哭!再哭就丢你下楼去!再哭!喔喔喔!宝宝乖，乖乖快睡觉，乖乖快睡觉……
在这种催眠歌声里，真正受益的倒是我，我是一觉睡到天亮的。
他很少娱乐，一是家务，一是钱，一是时间；但当时沸腾的进步活动他可是每会必到。
我已经忘记具体的吃饭的方式，意思是说，基本上我是在他家吃饭。我当时没有收入，不可能在经济上作贡献，怎么可以吃那么些日子呢?他和嫂夫人从来没有表示过厌烦的意思——谁都有经验，主人只要有哪怕百万分之一的厌烦暗示，客人都会感觉出来。
白天要作画，晚上哄孩子，我住的那些日子天天如此。
他从各种角度，各种方向瞄准反动派，对其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我若是反动派而又懂点幽默的话，读到冰兄的作品，一定会哈哈大笑表示欣赏的；但是反动派那时候曾宣言要干掉廖冰兄。
他还每天画一种名叫“阿庚”的四幅一套的连环画，讽刺香港不正常、不合理的社会生活。他是很懂得战术和策略的，市民争相抢购他的作品。
那么纷扰、那么艰苦的生活中，有时候他居然雅兴大发而作起曲来。他可能还认为自己有音乐才能，这一点，肯定是他对自己估计过高。尽管他宣称曾经担任过音乐教员之类的职务……
我老远就分辨得出他是不是要作曲了。
一只脚跷在座位上，左手紧紧地抱住不放，右手捏着刚刚画完画的铅笔，桌子上摊着纸，眼望天花板，用捏着铅笔的手剥着下嘴唇发干的嘴皮(剥得过火有时还流血)，忽然，灵感来了俯身便写，嘴里连忙唱着：
（此处音符，省）
每一次的灵感都是“3”音，我这个最接近作曲家的人都不免认为，鸭子要成为作曲家，恐怕比他要容易得多。
每一个人都有对自己估计过高的毛病，不能写诗的人硬要写诗，不能画画的人硬要画画；比如我自己就曾经认为既然能刻木刻，当然能刻印章；于是买了石头、雕刀、印床，还弄来不少印谱；事后才觉得未免冲昏头脑，不自量力，明白图章不是说一声刻就刻得来的。
冰兄作曲就是这样，就连偶尔拉开嗓子唱两句歌，跟退休的老母鸡一样，也叫不成什么名堂。
作为天空的发亮的东西，它不过只是丢失了火药捻子，原来可以到天空亮一下的冲天炮。
绀弩老人曾经说过，廖冰兄是个大诗人。冰兄的竹枝词、粤讴，几乎是随口成章，句句见好，充满了机智和生活的欢快。一幅漫画，怎么容得下冰兄的全部修养呢?但是冰兄一点也不自觉，仿佛他根本不是一个诗人似的。我觉得实在可惜。他不写或少写，大家怎么看得见呢?
很多很多年以前，冰兄给诗人彭燕郊的诗集《第一次爱》做的封面，使我深受感动。我在一九四八年曾写过一篇关于冰兄的短文谈到过，他不只是一位漫画家，而且还应该是一位画大画的画家，。比如画壁画之类。
他那充满磅礴、浪漫情感的想像力，大胆地说，当今画家没有第二个人。
从他早年在重庆时期画的那些带色彩的富于凄怆诗意的描写知识分子的几幅漫画中也可以见到。多么深刻而灿烂!
但是，这么多年，他再也没有画出什么来。耳朵越聋，嗓子越响(聋子大都如此，自己听不见还以为别人也听不见)，恐怕，脾气也越来越怪。
人，并非自己塑造自己。
奇怪的性格产生于奇怪的遭遇。套一句托尔斯泰的名言，改之为：
“正常的性格都一样，奇怪的性格各有各的奇怪。”
未尝不可。
有没有可能?——我这是对冰兄说，在晚年写一些诗，画一些大一些的画呢?
冰兄啊!你根本没有发掘自己!
你知道你是谁吗?
“米修士，你在哪里呀!”
1981年3月1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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