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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讲了三个故事，说明在生活中有的感受画不出来，要写。有的呢，即使写也写不出来，太惨了。所以，世界上心灵的作家到处都是。
从文表叔在当专业作家之前，他早就是个心灵的作家了。长大一旦觉醒，就是个当然的优秀作家。他不止会讲故事，还是一个会感应的天才。
会感应，会综合，会运用学识，加上良好的记忆和高尚的道德，他的成绩真是无愧一生。
自从他告别了文学之后，我有时几乎忘记他是位文学老手。这真是我的莫大损失，没有更多地听他谈谈文学的见解，尤其是解放后他不断地远离文学活动之后的见解；听听他对于现代文学客观的意见。
他是一位极能排除困难、超脱于自我而工作的智者。眼看他逐渐老去，却从未褪去雄劲的生气，他一定会谈出有关文学命运的精辟意见。
回想“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月，出名的文学泰斗彻底地否认自己，公开认了错，有的成为中药里的“甘草”。那时候的文坛，充满了王维的诗意，只有三两个姓什么的人在“独钓寒江雪”。
当年轰轰烈烈的文学理论论争，神圣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都被抛到九霄云外。毛泽东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鲁迅语录，被不同方式、不同角度地广泛引用。甚至掩盖上句只用下旬，不管原文前后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来为自己的雄辩服务。
弄得我至今留下了后遗症，非常敬畏现代小说和谈论文学戒律的文章。
“四人帮”垮台到如今好些年了，世界重新认识了沈从文，这和他原先在文章中所提到的“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的预计不太相同。五四运动以来从事文学工作的何止千万，为什么就想起他们几个人?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应该接近于这个意思的吧!
年轻一代人，说到沈从文，还以为他是一位刚从写字台面露出头皮的新作家咧!
这说奇也不奇，因为文学规律本身并无新旧之分。只看是谁动手。好像高明的作曲者把七个音符玩得天花乱坠一般。虽然这都是人做出的，但不是任何人都做得出来的。
文学创作个别的发端跟其他艺术的动机一样。历史上作者的经验都各不相同。有的受历史题材的触发，有的受别的题材的触发，甚或某些抽象感觉或某个具体小物件的触发，出现了创作的火花。
作者本身，不论年岁，无不从书本或生活累积无数故事或写故事的本领。至于那点世俗称为灵感的东西，并不一定每次都自单纯的故事触发产生。
说得再好不过的是契诃夫和高尔基一次黄昏山坡上散步的经验，契诃夫指着破屋子边被夕阳照亮的一个空罐头盒对高尔基说：
“你信不信?用它我可以写一篇小说。”
安徒生也有过这种墨水瓶灵感的经验。
从文表叔一次告诉我，写某篇东西是因为前一篇“太浓”。
所以最早他在北大教的是一个特别的课程：小说作法。
画画，
“四人帮”垮台之后我才敢说，我用这种办法作画及木刻已经多年。有时因为呆坐着听政治报告无聊，两眼呆望身边掉了绿漆的门板，才赶着回家画了一幅荷花。在那时，荷花帮我完成了我捕捉到的感觉。
我儿子十一二岁时，他评价一碗菜汤说：
“这汤味道真圆。”女儿跟他都一齐长大了，至今还嘲笑哥哥概念上的错误。我看，儿子使用这字，是费了一番心思的，不一定错。
概念和感觉的交错和转嫁，使美的技巧增加了许多新鲜。从文表叔的文章中，运用这种奥秘十分熟练。所以水气盈盈，把故乡写得那么多情，是有道理的。
几十年的“主题出发”、 “主题先行”、
“领导出主意，画家出技巧”不知坑害了多少人的光阴和劳力。这一切曾经正确过的理论跟不上发展着的生活和头脑了。把一些好事错当成危机而已!想起错过的年月，真令人忧伤。
我没有听从文表叔长篇大论谈过文学。他是个作家，不是理论家。经验和感觉能提高文学的品位，这也不是学校教得出来的。
文学上的造诣，开头三两句就能看出功力，这是谁都明白的事。至于故事，绀弩老人说得清楚不过：
“要看谁来说它!”
一个短短的笑话，有的人说起来，舍不得“丢包袱”，翻来覆去享受他那点有机会发言的快感，却苦了周
围的朋友。作为读者有时看了一些诚恳而无天分的小说，不免为他叫屈，何苦投胎做作家呢?从文表叔曾经开玩笑地说：
“写了一辈子小说，写得出色是应该的；居然写得不好，倒是令人想不通!”
十 五
全世界都知道，爸爸这个名分的尊严。
“文化大革命”的年月，幼小的孩子眼看见自己的爸爸在大庭广众中挨斗受凌辱，脸上画了花，头发给剃了一半，满身被吐了唾沫，颈上挂着沉重的牌子。散会的时候，孩子等在会场外面，迎着自己的爸爸，牵着他的衣袖轻轻地说：
“爸!我们回去吧!”
孩子忘了羞辱，眼前只是永远的爸爸。
从文表叔是我最末一位长辈，跟他相处三十多年，什么时候走进他的家，都是我神圣的殿堂。
一九五O年在中老胡同跟表叔婶有过近一个月的相处。那时他才四十八岁。启蒙的政治生活使他神魂飘荡。
每个周六从“革命大学”回来，他把无边的不安像行装一样留在学校，有一次一进门就掏出手巾包，说是给小表弟捉到一个花天牛，但手巾包是空的，上头咬了一个洞，弯腰一看，裤子也是一洞，于是哈哈笑着说：
“幸好没有往里咬。”
这是真的快乐，一种圣洁的爸爸天赋的权利。
我回香港不久，听说他自杀了。表婶没有给我写信。是熟人曲折告诉我的。可想而知，以作家的身份在生活中遇到了生与死的考验。知道获救的消息，我松了一口大气。
这是没有必要的。他说不太了解彼时的共产党；当然，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坛也不了解他。
他是一个不善于解释也从不解释的人。早该自杀而不自杀的人多的是，怎么会轮到他呢?
像屈原说的“内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吗?大家那么忙，谁有空去注意你细致的情感呢?
这个举动可能是他精神上的大转折。活过来之后他想通了。一通百通，三十多年前的事好像发生在别人身上，他生活得从容起来。写到这里，不能不把那两句出名的语录再变一变：
他“死都不怕，还怕活吗?”……
对于自杀的这个插曲，我认为最不像他。
什么叫做精神分裂呢?大概是自己觉得太不像自己的一种紊乱情绪吧!天理良心!任谁那时候也控制不了自己。
多少年来，他有一个时相来往的严肃而温暖的集体。我有幸见过他们几面。有杨振声先生、巴金先生、金岳霖先生、朱光潜先生、李健吾先生……他们难得来，谈话轻松而淡雅，但往往令我这个晚辈感觉到他们友谊的壮怀激烈。
老一辈文人的交谊好像都比较“傻”。激情不多，既无利害关系也无共谋的利害关系。清茶一杯，点心一小
碟，端坐半天，委婉之极。一幅精彩的画图。这给了他慰藉和勇气。
自杀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他儿时的一个游伴、后来当了军队大领导的一席谈话；也有说是一位记恨的女人的一席谈话等等。这都是无稽之谈。一个人一两句话只有在产生物质的巨大力量时，才能决定人的生死，比如说，江青说某人很坏之类。前二者的力量有限之极，何况那位当首长的儿时游伴的谈话虽然粗鲁，却充满好意。
几十年来家里再没有人提起自杀那件事，各种谣言都静寂下来。只剩下一点点巫婆的咒语。迷信的时代已过，区区几口仙气恐怕连上贡的蜡烛也吹不熄了。
表叔对于别人的忘恩负义与毁谤及各种伤害，他的确是没有空去对付。他放不下工作，也没有想去结交一些充实报复打击力量的人缘。他也不熟悉文坛现代战争的路数。听见不时传来的“啾啾”之声并非不难过，只是无可奈何!有时谈到，也是很快就过去了。
爱默森在他论“喜剧性”的文章中说过：
“我们最深切的利益是我们道德上的完整性。”
从这个角度来衡量生活中的正负之差，很容易令人得出历史性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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