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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巴鲁表叔小时候吃苗族奶妈的奶水长大，身体高大俊美。从文表叔只是长得秀气。虽然小时候有过锻炼，给以后数十年的劳累垫了底，但终究还是算不上钢筋铁骨，心血管和脑子少不了出些毛病。
五十年代初已是如此。
又是托人买了点什么“好药”，又是什么地方送来了“偏方”，好像无济于事。经济也不宽裕，全家开始有点着急的时候，鬼使神差地听了谁的话，按日吃蚕茧里的蛹，喝橘子水，血压和心脏病居然好了起来。
在从文表叔家，多少年来有一位常常到家里来走动的年轻人。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女的。他们总是匆匆忙忙地挟着一大卷纸或一厚叠文件包，再不就是几大捆书册进屋，然后腼腆地跟大家打个招呼，和表叔到另一屋去了。
这种来往何时开始的呢?我已经记不起来。只是至今才觉得这两位来客和我一样都已经老了。那还是从文表叔逝世以后的有一天偶然地见面才猛然醒悟到的。
作为我这个经常上门的亲戚，几十年和他们两位的交往的关系，只是冻结在一种奇妙的“永远的邂逅”的状况之中。我们之间很少交谈，自然，从文表叔也疏忽让我们成为交谈的对手的时机。三方都缺乏一点主动性。
解放以来从文表叔被作践，被冷落，直到以后的日子逐渐松动宽坦，直到从文表叔老迈害病，直到逝世，他都在场。
表叔逝世之后，我们偶然地说了几句也是关于表叔的话。他说：
“……我每次来，也没让他见着我，我站在房门外他见不着我的地方……他见着我会哭，他说不了话了……”
听说他是一位共产党员。另一位女同志是不是我不知道。
我不敢用好听的话来赞美他们，怕玷污了他们这几十年对从文表叔的感情和某种神圣的义务。
十 七
从文表叔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什么态度呢?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我从来没听他谈过学习的经历和心得。
我们这些政治上抬不起头的人有一个致命的要害，就是对熟人提起“学习”就会难为情。
他书房里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还是选集?)《列宁全集》，自然还有《毛泽东选集》，还有《鲁迅选集》(全集?)，记得还有《斯大林全集》(选集?)和《联共党史》，其他的学习材料也整整齐齐排了几个书架。
我家里当然也有一些这类的书，但没有从文表叔家的“全”。他是真正在“革命大学”毕业的。我不是。说老实话，对于《毛泽东选集》四卷，喜不喜欢都要认真地学习之外，其他的马列书籍我有时也认真地翻翻，倒是非常佩服马、恩、列知识的渊博，记性和他们的归纳力量。斯大林的文章每一篇的形成和反映的历史背景以及挥叱权力、掌握生杀的那股轻松潇洒劲头，都令我看了又惊又喜。
有时从中也得到自鸣得意的快感。比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说到蓝眼睛的长毛白猫都是聋子的论点，我却暗暗在心里驳倒了他的不是。因为我家里的长毛蓝眼睛白猫的耳朵却是灵敏异常。轻轻叫一声“大白”，它就会老远从邻家屋顶上狂奔回来。
我的学习生活凡心太重，不专注，爱走神，缺乏诚意，过多的“文学欣赏”习惯。
在从文表叔家，他的马恩列斯毛的选、全集，有的已经翻得很旧，毛了边，黄了书皮。要不是存心从旧书摊买来，靠自己“读”成那种水平，不花点心力是办不到的。
几十年来我们叔侄俩言语词汇都很陈腐，老调老腔。在学习座谈生活里难得撑持，很不流畅大方，在表叔说来就更不值得。他学习得够可以了，却不暖身子。有如每顿吃五大碗白米饭的人长得瘦骨伶仃，患了“疳积”一般。及至几篇文章和《中国古代服饰图录》出现之后，我才大吃一惊。觉得他的“历史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学得实在不错，而且勇敢地“活学活用”上了。
文物研究，过去公婆各有道理是大家都知道的规矩，权威和权威争议文物真伪，大多只凭个人鉴别修养见识。一帧古画，说是吴道子的，只能有另一位身份相等的权威来加以否定。从纸、墨、图章、画家用笔风格、画的布局、年谱、行状诸多方面引证该画之不可靠。对方亦一鼓作气从另一角度、另一材料引证该画之绝对可靠。争得满面通红，各退五十里偃兵息鼓，下次再说。
表叔从社会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从社会制度上论证一些文物的真伪，排解了单纯就画谈画、就诗论诗、就文论文的老方子的困难纠缠局面。
《孔雀东南飞》里“媒人下床去”曾给人带来疑惑，啊!连媒人也在床上。就现有具体文物材料引证，彼时的“床”字，接近现在北京叫做“炕”的东西，那媒人是上得的。在一篇《论胡子》的文章提到了这个看法。
一幅吴道子的手卷，人物环饰中见出宋人制度，不是唐画肯定无疑了。能干的吴道子不可能有这种预见性。
诗词作者考证上，我也听见过他有力的意见。只是已非他的“正业”。
中国古代锦缎、家具、纸张，都有过类似的开发。
大半辈子文物学术研究的成果，反证了“社会发展史”的价值，丰富了它的实证内容。但对于沈从文，却是因为他几十年前文学成就在国外引起反响，才引起国内的注意的。
注意的重点是，限制沈从文影响的蔓延。
因此，沈从文的逝世消息也是来得如此的缓慢。人死在北京，消息却从海外传来；北京报纸最早公布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后了。据说是因为对于他的评价存在困难。
表叔呀表叔!你想你给人添了多少麻烦!全国第一家报纸，要用一个星期的智慧才能得出你准确斤两的估价。
不免令我想起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先生说的那句话来：
“死还是活?这真是一个问题。”
十 八
前两年有一次我在他的病床旁边，他轻轻地对我说：
“要多谢你上次强迫我回凤凰，像这样，就回不去了……”
“哪能这样说，身体好点，什么时候要回去，我就陪你走。我们两个人找一只老木船，到你以前走过的酉水、白河去看看。累了，岸边一靠，到哪里算哪里……”
他听得进入了那个世界，眯着眼——
“……怕得弄个烧饭买菜的……”
“弄个书童!”
“哈!哈!叫谁来做书童，让我想想，你家老五那个三儿子……”
“黄海不行，贪玩，丢下我们跑了怎么办?其实多找个伙伴就行，让曾祺他们都来，一定高兴。”
“以前我走得动的时候怎么没想到?”
“你忘了‘文化大革命’……”
“是了，把‘它’忘了……”他闭上了眼睛。不是难过，只是在愉快的玄想中把“文化大革命”这个“它”忘了，觉得无聊。
前几年我曾对表婶说过，让表叔回一次凤凰，表婶要我自己去劝他，我劝通了。
在凤凰，表叔婶住我家老屋，大伙儿一起，很像往昔的日子。他是我们最老的人了。
早上，茶点摆在院子里，雾没有散，周围树上不时掉下露水到青石板上，弄得一团一团深斑，从文表叔懒懒地指了一指对我说：
“……像‘漳绒’。”
他静静地喝着豆浆，他称赞家乡的油条：
“小，好!”
每天早上，他说的话都很少。看得出他喜欢这座大青石板铺的院子，三面是树，对着堂屋。看得见周围的南华山、观景山、喜鹊坡、八角楼……南华山脚下是文昌阁小学——他念过书的母校，几里远孩子们唱的晨歌能传到跟前。
“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都不想去了……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地来看杏花，听杜鹃叫。有点小题大做……”我说。
“懂得的就值得!”他闭着眼睛，躺在竹椅上说。
一天下午，城里十几位熟人带着锣鼓上院子来唱“高腔”和“傩堂”。
头一出记得是《李三娘》，唢呐一响，从文表叔交着腿，双手置膝静穆起来。
“……不信……芳……春……厌、老、人……”
听到这里，他和另外几位朋友都哭了。眼睛里流满泪水，又滴在手背上。他仍然一动不动。
十 九
“文化大革命”的密锣紧鼓期间，翻译薄伽丘《十日谈》的方平兄从上海来信慰藉，顺便提到一个有趣的问题：
“这几十年，你和共产党的关系到底怎样?”
我回信说：
“……我不是党员。
“打个比方说吧!党是位三十来岁的农村妇女，成熟，漂亮。大热天，扛着大包小包行李去赶火车——社会主义的火车。
“时间紧，路远，天气热，加上包袱沉重，还带着个三岁多的孩子。孩子就是我。
“我，跟在后面，拉了一大段距离，显得越发跟不上，居然这时候异想天开要吃‘冰棍’。
“妈妈当然不理，只顾往前走，因为急着要赶时间。孩子却不懂事，远远跟在后面哼哼叽叽。
“做妈的烦了，放慢脚步，等走得近了，当面给了一巴掌。
“我怎么办?当然大哭。眼看冰棍吃不到，妈妈却走远了。
“跟了一辈子了!不跟她，跟谁呢?于是只好一边哭，一边跟着走。”
方平兄回信说，看了我的信，他有半个月没有睡好觉。
这只是个一般的譬喻，不合逻辑，且经不起推敲。不过，无论如何扯不到“四人帮”那头去。从孩子的角度看，他们只能当过“熊狼外婆”，差点把咱老子吃了!
还是李之仪那阕《卜算子》的意思可取：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谈文学离不开人的命运。从文表叔尽管撰写再多有关文物考古的书，后人还会永远用文学的感情来怀念他。
后死者还有许多事情好做。
他爱过、歌颂过的那几条河流，那些气息、声音，那些永存的流动着的情感……
故乡最后一颗晨星殒灭了吗?
当然“不”!
1988年8月16日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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