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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去年精神好的时候，还坐在椅子上看凌宇写的《沈从文传》的初稿，还能说出意见。
那时候曾起来走过几步路。
更早些年住在另一套较小的房子的时候，英国BBc的
《龙的心》电视专辑摄制组访问过他。他精神好，高高兴兴说了许多话，有些话十分动人：
“我一生从事文学创作，从不知道什么叫‘创新’和
‘突破’，我只知道‘完成’……克服困难去‘完成’。”
又说： “……我一生的经验和信心，就是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有一次我也在场，他对一个爱发牢骚的、搞美术理论的青年说：
“……泄气干什么?咦?怎么怕人欺侮?你听我说，世界上只有自己欺侮自己最可怕!别的，时间和历史会把它打发走的……”
我们祖国古时候叫“砚台”做“砚田”；叫“作文”谋生为“笔耕”。无疑文章可以叫“字米”了。
农民种地出米，文人笔耕出字，自来是受到尊敬的。
对政治生活，我看各行各业只要有个正确的倾向应该算是很政治的了。努力工作就是政治的一把好手。
又是文艺家，又必须用百分比很大的时间去学习政治，比如五十年代上半段学《联共党史》，就花去人们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把这些时间和力气用在工作上，要上算得多。以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非本行的耽误太多，影响了国力的充实，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还不论对于人们的伤害。学习政治的目的不过是要人认识政治的好处，结果却是身体内外都感受到政治的阴险可怕。
比如文化艺术界不管男女老少都要下乡下厂体验生活，和劳动人民做朋友，学他们最本质的高尚品德，跟他们共呼吸、同患难……全世界古往今来也没有过这样教育人，使人自豪、高尚、有出路的“文艺宪法”。而且还订下具体措施，给予支持、鼓励和物质帮助。说给外国朋友听，莫不羡慕而神往。
不管在“政治”上当时我被看做多么的没有出息，及至老年后的追思，从这些漫长的活动中，得到的教益真令我感激不尽。
但是问题也就在这里。事情很多做过了头，忘记了下乡下厂的本来的意思。很多时间用在访贫问苦、种地、挑粪、挑水上，女同志还帮贫下中农洗衣……用意很好，可
三年困难时期，我带着几十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下乡，地点在辽宁金县朱家屯的渔村“黑咀子”。我把不到四岁的女儿也带在身边，让她长长见识，虽然生活艰苦，也是十分值得。
她睡在一堆高高的旧鱼网上。跳蚤多，咬得满身红点，成天跟渔民混在一起。新鲜而健康的生活，使她忘记了北京和妈妈。
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打从五里外的一个村子来看她，说要把女儿接走上她家去玩，晚上再送她回来。
很难推脱这真挚的好意，也不免担心一个四岁大的女儿让一个陌生女子带到五里外去。我于是只好陪同前往。
真难以形容那位女孩子的高兴，一路上不停地哄着我的女儿说要给她一个好东西。一些辽宁的方言我并没有完全听懂。
好不容易来到一个小山坳里，错落分布着几座土屋，人都下地了， “呱呱鸡”(一种苇子里作巢的小鸡)噪得厉害。
女孩子急忙从怀里取出钥匙开了门。左边一单人床大的火炕，还温温地培植着白薯秧子。她又匆忙地打开了卧室。大炕上也培植着白薯秧子。
“你看，你看，我会给你什么?等着瞧，你看我给你什么?”
她踮着脚站在炕沿上，打开了炕头小木柜上的锁，取出了一个蓝布包袱来。打开包袱还有一个层层棉纸包着的东西——
“你看，你看，我给你什么……”
她手里托着一个鸡蛋大小的、干硬了好些时候的白面馒头。我绝对没有想到竟会是一个馒头。
它是个精心制作出来的浑圆的小白面馒头；可能因为找不到胭脂红，只在中间用蓝墨水染上一朵小花。是一个乡村女贫乏而珍贵的藏品。这会是哪年哪月的东西呢……她用了多大的忍耐才留到今天?她也是个孩子呀!
馒头是麦子做的，是她和她的父母兄弟种出来让大家吃的，……难道她只有这一点珍藏的权利?
女儿几乎看傻了。
我提醒女儿说： “谢谢姐姐啦!”
女孩子高兴得什么似的： “不用谢!不用谢!你快吃呀!快吃呀!你吃呀!……好吗?你快吃呀!……”她蹲着，两眼笑眯眯地看着我的女儿。
然后她又忙着给我们烧开水喝，让女儿坐在她的身边。她拉的风箱使女儿着了迷。……
回来的路上剩下我们父女。我们原先没有说话——后来一路上也没有说一句话。
我真抱歉，让不到四岁的女儿体验到这些人性的痛苦。……
快到门口的时候，女儿回头睁着大眼睛望了我一下。
像是一种默契。
十 二
一九六三年北京城有过一次重要的文化活动，把在京的部分文艺工作者集中到中央团校学习，然后组织成一二十个分队到全国各地去开展文化工作，名字叫做“中央文化工作队”。我们的队去辽宁盖平县。在那里，整整呆了一年。
我们的队以一个中央级的西洋音乐班子为主体，配搭着京戏、话剧、舞蹈演员和有我在内的两个画家。
大雪天，我们来到一个叫C屯的村子。说是来工作、来服务的。农村也的确十分干渴地需要文化生活；遗憾的是我们中央的牌子太大了，难免要惊动省委、地委和县委，因此所到之地，事先已经有人去打招呼，安排料理生活起居、交通往来、演出场地……结果出现了一个为中央文化工作队服务的专业工作班子。周到而客气，气氛热烈，有如植树节首长们的植树活动。
c屯是一个干来人的村子。我们开展了访贫问苦，参加劳动，座谈会，以及演出活动。演出活动分两种，一种是我们为农民演出，一种是短期培训农民和我们一起演出。
临别前夕的演出十分动人。全村十几二十岁没出嫁的大姑娘在台上居然跳起专业性的舞蹈来。连做父母的也觉得奇怪：
“啥时候闹的?学得这么快?三两天就上台了?”
主客双方都兴奋。全村四处都亮着灯直到天亮。
天一亮，我们就告别了。回头远远地还看见C屯的人黑压压一片站在村头不散。
雪大，各人背着背囊和乐器的队伍逐渐拉开，有点零落，累。
一位管事的女高音跟我走在一起；她喘着气，热心地告诉我：
“……昨天半夜，有人来敲我们女班的门，是村子里你说她长得漂亮的那个阚春兰。”
“哪一个?我怎么忘了?”我累得糊里糊涂!
“瞧你这人!《夫妻观灯》的那个妻嘛!”
“啊，啊!对，对，她怎么哪?”
“……一进门就抱着我大哭。说自己对不住我们工作队，骗了我们。她说她不是贫下中农子女，是富农子女。她想玩，想跟我们工作队一起，说自己是贫下中农子女，还上了台。说我们对她那么好，她骗我们不应该，不讲良心，要我们原谅她……女班的人都醒了，吓住了……有人觉得事情很大……”
“有多大?”我问。
“是阶级立场问题。”她说。
“你有没有想到，C屯的支书糊里糊涂?”
“唔，有点……”
“队长知道了吗?你汇报了?”
“没来得及。”
“今晚上，x家村还有演出，大家累死!队长事也多……”
“今天不汇报。”
“以后呢?日子长了你还记得?”
“可能忘了!”
“你一定忘了!”
她笑了，摇摇头，轻轻叹一口气：
“我会忘的!”
二十五年过去了，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我十分想念那位女高音。在我回忆中，她，她，她也是很漂亮的……
十 三
一九五九年我教的一个毕业班的一位学生使我很生气，他的毕业创作居然是一幅在电影学院念书的女朋友的
头像。
这肯定是通不过鉴定的。
他居然不在乎。简直是一点也不在乎。
那么轻率，寥寥几笔，怎么看得出这五年来的辛劳。
我把他叫醒来痛骂了一顿。他只是听我的话，对我好，但作品却是那么不争气。
最后，因为我自己要下乡画画，便决定命令他跟我一起去，以便有机会盯住他，让他能完成一幅较扎实的作品。
我们回到了我的家乡凤凰县。
从县里到一个名叫“总兵营”的山里，翻山越岭要走七十多里。决定出发的那天忽然下起铺天盖地的大雨。
还有一位十七八岁搞美术的孩子跟着我去。是县里派来给我做向导和干点杂事的。这孩子根本不情愿去，他家里有什么事，加上身体不怎么结实。
出得城来，沿河上行不到半里全身已经透湿。那位“高足”兴奋之至，不停地唱着“娃西丽莎”之类的苏联歌曲。家乡青年一副淋了雨的无可奈何的脸孔，更添几分愁苦。
凤凰县出北门溯河上行不远，就是逐渐陡峭的峡谷，两旁树林在“大炼钢铁”之前是森可蔽目的。我们得经过一些散落而讲究的苗寨，一些“碾坊”、
“油坊”，像穿过梦境般地走出一二十里的竹林。
往目的晴天，你有机会看见懒洋洋的金钱豹在高高的山崖上晒太阳。现在不行，整个世界都泡在雨里。
走五里来到“堤溪”。
“堤溪”是这么一个所在。
它是峡谷最幽深、最动人的地方。舒荡的河流水清见底，横着一道渡人的“跳岩”。
“跳岩”这东西不说清楚不明白。一二尺乘一尺多见方那么粗，七八尺长的长方石头条，一根根成两排地直插彼岸，高出水面四五尺。人就踩着石头过河。
听着嬉闹的水声，脚下晃荡着水流的影子，周围一片深浅的绿，往往弄得渡人心乱神移。
“堤溪”渡头是一个半圆的小石码头，因为对岸远处山里有几个“墟集”，好天气时就会引来无数的过往客人。于是好久好久以前，冲着“跳岩”，诗意的古人就盖了一座两层的小木房子给旅人供应茶水，间或卖点草鞋，直到后来的火柴、香烟。
现在是下雨，好不容易我们来到这座小木房子里。一身是水，才走了五里，还谈不到上路。
主人清癯瘦小，面目雅致，长年幽谷的生活使嗓音也显得淡远可听。几根短胡，一排整齐的牙齿笑得很好。
敞开的门摆着小小的香烟摊子。
“……你们是哪里人哪?”
“我们是凤凰人。”
“啊!出去多年了吧?”
“是呀!二十多年了。”
“哪条街的呀?”
“北门上，黄家的。”
“你是黄校长的儿子吧?”
“是呀!”
“那是师兄了。我是她的学生哩!比你晚多了!那么大雨，你们上哪里去呢?”
“上总兵营，我们是画画的。”
“哎呀!你看，柴都湿了，茶都没有一杯，真不好意思——嗯!上总兵营好久呀?”
“两个月。”
“那嘛!天气好，我到坡上摘点野茶叶弄好，等你们回来尝尝。”
“那太好了!我们一定回来找你喝茶!”
我们三个人在总兵营足足待了两个月，画了些称心的画。只是那个小家伙颇为烦人，又不明确地说想回城里，只是哼哼叽叽，愁眉苦脸。说是来照拂我，反过让他一个人回城又拿不出胆子。我们走哪他也跟哪，只是觉得被动。仿佛我们身边贴着一根哭丧棒。
学生倒是挺开心，自得其乐地哼着苏联情歌。赶场赶墟的时候，居然头上也包裹着又大又花的苗头巾，引来许多好看的苗女孩的眼色。
两个月很快地过去了。
我故意提议翻山越岭不走正路回城，让那个斗志不怎么样的小子吃一顿最后的苦头。他总算熬过来了。过了“跳岩”，我们来到小木楼跟前，店门上了“板”，只好坐在石阶上歇脚。
真令人遗憾。两个月来，我倒是时不时地想到将要喝到的野山茶，不料成为泡影。
主人今天进了城吧!
剩下的五里路好不容易走完。小家伙也如逢大赦地回了家。
三两天之后，在我回家的坡上路边搁着一副门板，棉被底下躺着一个死人。盘腿坐在旁边的瘦小的老太太呜咽着，轻轻拍着被子。
“孩子呀，孩子!你怎么这么蠢啊?……”
晚上我偶然地提起见到的事。母亲告诉我：
“造孽!那人姓x，是我以前的学生。本分老实了一辈子。在‘堤溪’替公社摆个香烟摊，前两天，让过路没良心的偷走了三块钱，不好交代，也没钱还这笔账，想到没路走了，关上店门，上楼一索子吊死了……公社几天没见他交账，才发现他挂在楼上……”
唉!那么说，我们从“总兵营”回来在他门口台阶上休息的时候，他还挂在楼上哪!
三块钱逼死一个人的日子，但愿永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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