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文学在他的身上是怎么发生的?
他的故乡,他的家庭,他的禀赋,他的际遇,以及任何人一生都有那一闪即过的机会的火花,都是他成为文学家的条件。
在作品中,他时常提到故乡的水和水上、水边的生活。少年和青年时代,水跟船令他得到接触生活的十足的方便,加上年轻的活跃时光,自由的情感,以及对于自己未来命运的严肃的“执著”。
他说的那本“大书”,是他取之不尽的宝藏。他的用功勤奋,特殊的记忆力,都使他成为以后的这个丰盛的“自己”。
他成为作家以后的漫长年月,好像就没有怎么认真地玩过了。他也不会玩,他只是极好心、极有兴趣地谈论,传达别人的快乐。为别人玩得高兴而间接得到满足。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了解这个特点。
他敏感于幽默。他极善于掌握、运用幽默的斤两和尺寸,包括嘲笑自己。
他诚实而守信。拥有和身受过说不尽的欺骗或蒙受欺骗的故事,却从不自我欺骗和欺骗别人。他顽固的信守有时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然而他的容易上当常常成为家中的笑柄。
这就不能不提一提几十年前我还能搭“未班车”地接触过一些故乡的风土人情,跟他的文学生活有一点关系的人事根源。
从文表叔的父亲,我的姑父。
我小时候总觉得他特别地对我好。他给我表演耍他的关刀,双手平举被他磨光了把柄的石锁,一边还“嗷嗷”呼叫。教我把式、出拳的秘诀。要如何防人家的“海底偷桃”。
我父亲也跟他非常亲近,佩服他。
我记得他时常出门,又时常回来。
家乡传说他“很有几手”。又说是一个小个子的姓朱的剃头师傅指点的。原只是“演武场手艺”,后来“立了门户”。三五个人近不得他。
那时候的剃头师傅挑了副讲究的木担子,一头是坐桶,一头是搁着铜脸盆、搭着毛巾的花架子。要剃头的人往桶上一坐,自己双手端着盛头发的镜子托盘。从狭小的镜面里看得见自己皱着眉头的模样。剃刀也是折叠的,刀背很厚,像一把缩小了的斫骨头的屠刀。
担头上搁着几个洋铁盆子,一个盛着明矾,一个盛着洋碱,一个盛着皂角,还有些梧桐刨花片泡的黏黏的液汁,小盆里有一些细黄的生切条丝烟。
我对那些长得像冰糖似的明矾特别有兴趣,是为那些老家伙剃完大光头之后磨亮头皮用的。光就算了,还磨亮做什么?映着太阳有什么好?北门上开染坊后来当镇长的苏儒臣就是这样,好大一个脑壳,在城门洞钻进钻出,很刺眼睛。
姑公不用明矾,剃光了脑壳就算。他的脑壳也很大,个子高不显。他坐着,小小剃头师傅踮着脚才看得见天灵盖。
姑公当年遇上朱师傅就是这样子的——
头“沙,沙,沙”地剃到一半,满头洋碱泡沫,朱师傅看见了院子里的石杠铃、石锁和刀枪架子。那时候姑公三十来岁,朱师傅怕是有七十多了。
“这些家伙是贵府哪位玩的?”
“我。”
“啊?练的是哪一路?”
“昆仑。”
“昆仑?咱们沅河没有昆仑哪!”
“过去有!”
“过去有?我怎么不晓得?”
“啊!你老师傅什么都晓得?看样子是门里头的?”
“不!进什么门?吃粮的。”
“广粮?黔粮?川粮?本地粮?哪样粮?”
“太平粮,哈哈……‘金沙滩’一仗败了!……”
“那你?……”
“打不赢萧恩的那种角色。哈哈哈!”
就这样叙起同行来。
还留着未剃完的小半边头,满脑壳淌着洋碱水,在石板院子里就“走”了起来。一个是故意求教,一个是耐心讲“解”。一边“搭”,一边“撤”,越来越紧,姑公忽然使了个绝扣,朱师傅手一抬再一反弹,姑公蹿出一丈多远,撞在墙上,顺墙根坐下了。
从此姑公当了朱师傅的徒弟。到后来,朱师傅两眼全瞎,沈家办喜事的时候,我父亲跟其他几个表弟用竹竿子从沙湾把他引来喝酒。那时大家称他为“朱鼓子”,是一种尊称。(这段故事为我父亲讲述,约其大意述之。)
姑公有一天下午躺在床上跟西门坡聂胖子表叔聊天,聊着聊着没答话了,原以为他睡着,却听不见应有的鼾声,一摸鼻息,知道已经去世。记得停灵时,他的个子太高,脚底下还垫了张小方桌。是在大桥头朱家巷的事。以前道门口的老家已换了人家。
八
从文表叔少年时跟的部队具体情况我说不上来。就我小时候对周围人情事物的回忆,可能还记得大意。
湘西十县那时候是由一位名叫陈渠珍的军人管领。名义上他是陆军三十四师的师长,实际上他的兵权很大,四川、贵州都有他的师长、旅长部下;家乡的戴季韬、顾家齐旅长,龙云飞后来成为师长的力量就更不在话下。所以家乡人往往亲昵地称他为“老师长”,也称他为“老王”。
蒋介石在我们那儿原先是没有“称呼”的,老老小小都直叫他“蒋介石”,一直到西安事变以后,才改为“蒋委员长”。跟着是《长河》一书中所说的“新生活”的到来。
在湘西人的心目中,当时的对头是何键,他是湖南省省长。
“老师长”壮实、魁梧,浓眉大眼,留着厚厚的八字胡。何键也留八字胡,是个地道的鹅蛋脸,倒眉毛,看长相就该挨打。
我们小学时就学拳术、搏击、打枪放炮、单双杠、“打野外”,自学骑马,是一种严格的学业规定,不许不
及格。为的是长大了,谁来湘西就打谁。
陈渠珍老先生是有点雄才大略的,只是他缺少更长远的眼光。一个调理好的湘西,修一座新城门,造一道新“跳岩”,搞一片新市场,顶个屁用?
红军长征路过湘西,他闪开了自己的部队,并且还帮了些物质上的忙。解放后共产党念旧没有忘记他,不算他的老账,还请他上北京做第一届的政协特邀代表。
偏安非万全之策,在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前后,蒋介石的力量伸进了湘西,大兵压境,他即被请出去当了个闲差事。
“中央军”的代表势力柏辉章展开了屠杀的新一页。他们原是杀给陈渠珍看的,陈却走了。
城边“考棚”的照壁不少木钉子上,经常挂着一串串的、从乡下割来的据说是土匪的耳朵(每人割~只左耳)。
蒋介石武力伸手之前,故乡好像生活在辛亥革命以来的传统中。我们幼小的心灵里除孙中山外,还知道有秋
瑾、宋教仁、黄兴、廖仲恺这些了不起的人,本县穿将军服、帽子上顶着一撮白色羽毛的将军的照片也见过几张。如“田三胡子”、我小学同学陈绍基的爸爸陈斗南等。
凤凰县是陈渠珍的故乡,无疑就成为湘西的“首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凤凰县说了算。难得有
人不听话。
陈渠珍有九或十一个夫人。此外,爱读点古书,对何键最大的容忍就是允许在学校里推广四书五经及《古文观止》,教授诗词格律。这从来是何键提倡的。
文化生活方面,湘西那时候除“汉戏”之外,还有“傩堂戏”、 “阳戏”、 “木脑壳戏”。年终演“还傩愿”时免不了又有一番热闹。
陆军新编三十四师师部有许多精英。副师长、参谋长、军需长、副官长、军法官、书记长……以下又有旅
长、团长、营长诸般系列。他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人,京戏因此成为所有人的时尚,上发条的留声机是时髦的传播媒介。黄昏时分,到处都响起了二胡声与高亢的嗓子,讲究的还有全堂锣鼓。
师部的幕僚文官靠着鸦片烟灯,过足了瘾,不免就连比划带唱地摇摆起来。
凤凰县的吃有自己一套体系。酒的品味是开放的,五加皮、包谷烧、绍酒、水酒一概欢迎。菜特别着重油,辣、麻、辛。再突出“浓”、
“野”二字。不论官职大小,都以能弄出一两手好菜为荣。
年轻的军官有自己的抱负,逐渐地外流,以致使得这个真正“割据”的部队越来越显得“古典”。形成之后的落寞。
但那时候不同,那时候很兴旺。县城里有为部队服务的“枪工厂”、 “皮工厂”、
“木工厂”,用火油发电,大桥头“枪工厂”出现了引得全城轰动的第一盏电灯。
“无线电队”开始为部队服务。无线电队第一次向群众公开,在“箭道子”鼓楼来个公开表演,机器摆在楼上显眼地方,老柳树上架着大喇叭,就是能听得到上海的梅兰芳唱戏。傍晚三四千人站在广场,满耳呷里呷啦,什么也听不见。于是就骂起来:
“你妈!听我个卵!梅兰芳,霉豆腐都没有!还讲无线电,那么多‘线’还‘无线’!骗哪个?”一哄而散。
部队分散在沿江各处,相对安定的时候,小首长当然也是如此这般地安排生活。从文表叔青少年时期跟部队在一起时,性质跟我了解到的这一些,相距不会太远吧?
我父亲当年的同学和朋友大部分都靠这个部队养活。黄锦堂、方麻子方季安、方仲若、段易寒、顾家齐、戴季韬……这些人都是很有棱角、风采各异的人物。值得在以后有空的时候慢慢记下些有趣的逸事。
另一位田君健,他就是准备跟从文表叔与巴鲁表叔一起写“抗战史”的合作者。一九二七年以前凤凰县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成员之一。十年之后却成为国民党的抗日将领。他对国民党当时的腐化堕落有沉重的认识,命运的安排却叫他和他一师的部队战死消亡在“辽沈战役”(或是“淮海战役”)战场之中(《毛泽东选集》附注中点到了他)。奇怪故乡凤凰县新编的县志好像没有写到这些事。是回避呢还是不知道呢?我觉得一部历史的编写,重在详尽的纪实。好心的取舍总不免流于主观,对历史反而无益。史料是给人用的,于历史人物上加上良好愿望的取舍,虽属好心,效果却成白费。天长日久,令人浩叹!
做学问,求知识,编“志”书,不宜跟佛教小乘中学。《七诵律》有云:
“我听啖三种净肉,何等三?不见,不闻,不疑。”
要周全,哪能不疑、不闻、不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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