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
一九五三年我和妻儿一起回北京的时候，我是二十八岁，儿子才七个月。
从北京老火车站坐着古典之极的马车回到从文表叔的北新桥大头条寓所。那是座宽敞的四合院，跟另一和气的家庭同住。
解放前夕，他写过不少信，给我报告北京的时事以及自己当时的感想。
他直率地表示不了解这场战争，要我用一千、一万、十万张画作来反对这场让老百姓流血吃苦受罪的战争。我觉得自己的认识在当时比他水平高一点，能分得清什么是
“人民战争”和其他不义战争的性质。何况打倒国民党蒋政权反动派是当时有目共睹的好事，除了共产党和解放军，谁有本领做这种事呢?说做，不就成了吗?
不久北京傅作义的部队被解放军团团围住了。他来信说：
“北京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城，三数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
这当然是一封绝望之极的信。我当时也觉得未必像他所说的那么严重，处境不好，受点羞辱是难免的。一个文人，又没投靠国民党反动派，杀你干吗?
一段时期没信来，接着是厚厚的一封：
“……解放军进城，威严而和气，我从未见共产党军队，早知如此，他们定将多一如我之优秀随军记者。……可知解放广大人民之不易……你应速回，排除一切干扰杂念速回，参加这一人类历史未有过之值得为之献身工作，……我当重新思考和整顿个人不足惜之足迹，以谋崭新出路。我现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每日上千种文物过手，每日用毛笔写数百标签说明，亦算为人民小作贡献……我得想像不到之好工作条件，甚欢慰，只望自己体力能支持，不忽然倒下，则尚有数万数十万种文物可以过目过手……”
以后就是一连串的这种谈工作、谈如何得意的信，直到我们重新见面。
北新桥的生活其实从物质到精神都是慌乱的。
两个弟弟在学校正忙得火热。表婶在一所权威中学也忙得身不由己。表叔自己每天按时上下班，看他神色，兴奋之余似乎有些惶恐。和“过去”决心一刀两断的奔赴还存在悲凉感。他尽量地对我掩盖，怕我感染了他的情绪诸多不便。
有一个年轻人时常在晚上大模大样地来找他聊闲天。这不是那种来做思想工作的人，而只是觉得跟这时的沈从文谈话能得到凌驾其上的快乐。
很放肆。他躺在床上两手垫着脑壳，双脚不脱鞋高搁在床架上。表叔呢，欠着上身坐在一把烂藤椅里对着他，两个人一下文物考古，一下改造思想，重复又重复，直至深夜。走的时候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唉!我一生第一次见到这种青年，十分忿恨，觉得好像应该教训教训他。表叔连忙摇手轻轻对我说：
“他是来看我的，是真心来的。家教不好，心好!莫怪莫怪!”
第一次的这种体会对我十多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的遭遇真起了一种先验的作用。那时多么渴望有个真心能聊聊的朋友，粗鲁也好，年轻也好，这有什么关系呢?
那时能悄悄走来看看你，已经是一个大勇者了。
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日子松动得多，能经常听到他的笑声。公家给他调整房子虽然窄小，但总算能安定下来。到中山公园、北海、颐和园玩得很高兴。五十多岁的人，忽然露出惊人的真本事，在一打横的树上“拿”了一个“顶”。又用一片叶子舐在舌头上学画眉叫，忽然叫得复杂起来，像是两只画眉打架。
“不!”他停下嘴来轻轻对我说，
“是画眉‘采雄’(交配的家乡话)。”于是他一路学着不同的鸟声，我听得懂的有七八种之多。有“四喜”、“杜鹃”、“布谷”、“油子”、“黄鹂”……“尤其难学的是喜鹊!你听!要用上腭顶抵着喉咙那口气做——这一手我在两叉河学来费了一个多月，上腭板都肿了……”他得意得了不得。
“龙龙、虎虎听过吗?”
“对咧!他们一下长大了，忘了做给他们听了!”
就算说这些话距今也是三十多年了。
他还记得许多山歌。十几年前我的一位年纪大的朋友委托我向他求一张条幅，他却写满了情歌，而且其中的一首毋庸置疑地是首黄色山歌，令我至今还扣在箱底不能交卷。
在他的晚年，忽然露出了淘气心情倒是有过三四回，甚至忘情地大笑起来。一次是因为两位老人结婚提到喜联的内容时，他加了一点工就变成绝妙的含义，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一九五七年“反右”，倒给他逃脱了。这恐怕是上面打了招呼的缘故。不过即使上面打了招呼也还是戴上了“帽子”的熟人倒也不少。行话叫做：
“自己跳出来!”
从文表叔在“反右”前夕有过一种有惊无险的巧遇。
那时“引蛇出洞”刚开始，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表叔这个人出于真心诚意，他完全可能口头或书面
弄出些意见来的。他之所以一声不响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赌气救了他。
“鸣放”期间，上海《文汇报》办事处开了一张在京的知名人士的约稿或座谈的长长名单，请他们“向党提意见”。名单上，恰好著名演员小翠花的名字跟他隔邻，他发火了。他觉得怎么能跟一个唱戏的摆在一起呢?就拒绝在那张单子上签名。
我没听说过他喜欢京戏，高兴的时候曾吹牛用过几块光洋买票看杨小楼、梅兰芳的《霸王别姬》，我半信半疑。即使是真事，他仍是逢场作戏。否则，看见自己的名字跟小翠花这京剧大师排在一起时就会觉得十分光彩，怎么生这么大的气?
由于对京戏的外行而失掉了“向党提意见”的机会，从而在以后不至于变成“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小翠花京剧大师救了他，他还不知道。
曾有一位文化权威人士说沈从文是“政治上的无知”，这不是太坏的贬词，可能还夹带着一点溺爱。到了
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政治的无知”已成为普遍的通病，那位文化权威身陷囹圄浑身不自在时，灾余之暇，不知有否想到当年对沈从文的政治评价?虽然至今我认为还是说得对的，只可惜在历史的嘲讽中他忘了自己。
“文革”时期被动的死和主动的死之间已在麻木的惊恐中变得毫无区别。即使活下来亦颇不易。毛泽东主席说过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话已被人暗暗改为“一不怕活，二不怕死”。
“活”这个东西早不属政治范畴。理性和良知被恶兽吞嚼殆尽。
“反对小谢就是反对我。”这句最后的“最高指示”还令全国人民敲锣打鼓绕街三天。谁能说得清这句话的文化价值和政治价值以及智商程度呢?因为游行队伍中也有兴高采烈的政治理论家们在内啊!
什么叫做政治的“有知”呢?
“有知”如刘少奇主席，尚难逃脱一死。
老子日： “治大国如烹小鲜也。”
煎鱼的时候不停地用锅铲翻动，岂不七零八碎了?
从文表叔跟所有凡人一样，的确很不懂政治，亦无政治的远大志向。解放后他一心一意只想做一条不太让人翻动的、被文火慢慢煎成味道过得去的嫩黄的小鱼，有朝一日以便“对人类有所贡献”。
客观的颠簸虽然使他慌乱，主观上他倒是不停地在加深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且从不失人生的品味。
有时，他也流露出孩子般天真的激动。五十年代苏联第一颗卫星上天，当日的报纸令大家十分高兴。
我恰好在他家吃饭。一桌三个人：我、表叔和一位老干部同乡大叔。
这位大叔心如烈火而貌如止水；话不多，且无甚表情。他是多年来极少数的表叔的知己之一。我十分欣赏他的静默的风度。
“啊呀!真了不起呀!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搞上了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
念。”
“党”是可以一“个”一“个”地“入”的；且还是心里高兴的一种“纪念品”!
我睁大了眼睛，我笑不出来，虽然我想大笑一场。
大叔呢，不动声色依然吃他的饭，小心地，慢吞吞地说： “……入党，不是这样入法，是认真严肃的事。以后别这样说了吧!……”
“不!不!……我不是真的要入党……我只是……”从文表叔嚅嗫起来。
大叔也喑着喉咙说： “是呀!我知道，我知道……”他的话温暖极了，深怕伤害了老朋友的心。
六
要生活下去，就必须跟“它”告别而另起炉灶。
“它”，就是多年从事的文学。
从文表叔的决心下得很蕴藉，但是坚决。
三十多年来，只有过一篇回乡的短短的游记，其余的就是大量的有关文物考古的文章。不过仍然是散文诗似的美。
钱钟书先生有次对我谈起他：
“从文这个人，你不要以为他总是温文尔雅，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这是真的。
倒也是对了。如果解放以后不断地写他的小说的话，第一是老材料，没人看，容易扫兴；第二，勉强学新事物，无异弄险。老媳妇擦粉打胭脂，难得见好。要紧的倒是逢到“运动”，抓来当“丑化新社会”、“丑化劳动人民形象”的典型，命中率一定很高。
当时下决心不写小说，恐怕也没有太多的“预见性”，不过只是退出文坛，省却麻烦而已，也免得担惊受
怕。
这个决心是下对了。
三十多年来在文物研究上的孜孜不倦见出了成绩，就这点看，说他是个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一直工作到咽气的研究者，怕还不太过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