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听我的母亲说，我小的时候，沈家九孃时时抱我。以后我稍大的时候，经常看得到她跟姑婆、从文表叔诸人在北京照的相片。她大眼睛像姑婆，嘴像从文表叔。照起相来喜欢低低着头用眼睛看着照相机。一头好看的长头发。那时候时兴这种盖着半边脸的长发，像躲在门背后露半边脸看人，不料现在又时兴起来。
我觉得她真美。右手臂夹着一两部精装书站在湖边尤其好看。
我小时候，姑婆租了大桥头靠里的朱家巷有石板天井的住处。上三四级石阶，有一副带腰门的高门槛，进到门厅，宽得可以放几张方桌，门厅左右是厢房。左边厢房三表叔回来住。右边放书，墙上挂着皮刀带，有时墙边还搁着步枪，箩筐里放满子弹，尽头两张长板凳上搁着口棺材。我小时候已习惯家里放棺材不害怕，不单明白里头是空家伙，还懂得有朝一日爱我的姑婆睡在里面，这跟床的分别毫无两样。
(野外祠堂、庙里的棺材可不一样，停在那里少说也有五六口，谁也拿不准哪口是空，哪口是实。不少外地人不幸死在我们这里，就得像火车站寄存行李把死人装在里头，等家乡人赶来搬运回去。胆大淘气的孩子曾掀开盖子摸过，还挺着胸脯吹牛说是摸到她的金牙齿、玉圈圈。)
门厅过去就是石板铺的天井。一边摆着花盆，一边摆着石杠铃、石锁和刀枪架。天井两旁是雨廊。有三四级石阶，右边通厨房。从天井正面也是三四级石阶就到正厅，右边是姑婆的住房。左边谁住?记不起来了。沈大满好像自己租楠木坪住，没跟姑婆住一起。
常陪姑婆聊天的有两个，一个是我爸爸，一个是聂姑婆她妹妹的儿子外号叫“聂胖子”的，也是我爸爸的表弟。我祖父有不少妹妹。只是他恐怕最喜欢沈姑婆，所以年轻的时候把她带上北京。
厅后面还有一个上楼的套间，楼上只存放杂物，我一个人不敢上去。
九孃那时候不在，她一定是像她妈妈跟我爸爸上北京一样，跟着从文表叔已经在北京大学了。
我对她一点印象也没有。小时的记性原应是很好的……
那时的北京应是很热闹的地方，只是我不理解旧北京满是黄尘，吃喝要骆驼拉着水车供应，有什么好?
那时候有人说好，说是有中国味。连鲁迅、周作人、老舍……都说好!人们动不动就说东交民巷、西交民巷、六国饭店、北京饭店……西餐馆如何品味……其实都是夹带着北方灰尘的穷讲究。
我喜欢真正的中国气派，讲卫生、有尊严的地方。所以我从书本上看到的北京和上海都不喜欢。只不过觉得在那里知道的世界可能比家乡多些而已。
九孃在北京跟表叔住了好些年。很难说当时由谁照顾谁。料理生活，好像都不在行。从文表叔对饮食不在乎，能入口的东西大概都咽得下去。而九+呢?一个凤凰妹崽，山野性格，耐着性子为哥哥做点家务是难以想象的，只好经常上法国面包房。
她当时自然是泡在哥哥的生活圈子里，教授、作家、文学青年、大学生、报社编辑、记者、出版家川流不息。
她认真和不认真地读了一些书，跳跃式地吸收从家中来往的人中获得的系统不一的知识和立场不一的思想。她也写了不少的散文和短篇小说。
一时有所悟，一时又有所失。困扰在一种奇特的美丽的不安中。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九+的性格，只是运气好，加上是个男人，有幸得以逃脱失落感的摆布。
她一天天地长大，成熟，有爱，却又无所依归。如《风尘三侠》中之红拂，令人失之迷茫。有的青年为她而带着忧怨的深情远远地走了，难得有消息来往；有的出了国，倒是经常捎来轻浮而得意的口信。
她抓住的少，失落的多。在哥哥面前，她用撒娇和任性来填补惶惑，使埋头在纸堆里好脾气的哥哥不免手忙脚乱。
这时，从文表叔结婚了。
一个朝夕相处的哥哥身边忽然加入了一个比自己更亲近的女人。相当长期的生活突然名正言顺地起了质的变
化。没有任何适当而及时的、有分量的情感来填补这迫切的空白。女孩子情感上的灾难是多方面的。上帝呀上帝!你粗心，把我的九壤忘了……
抗战开始，一家人跟着学校来到昆明。
我完全不能理解年轻的表婶在新的家庭里如何对付这两个同一来源而性格完全不同的山里人。
表婶那么文静。做表侄儿的我已经六十多岁的人了，几十年来只听见她用长春师范学院话；着急的时候也只是降D调，没见她用常人的G大调或A、B调的嗓门生过气。我不免怀疑，她究竟这一辈子生过气没有?于是在日常生活中就细心地观察体会，在令她生气的某种情况下，她是如何“冷处理”的，可惜连这种机会也没有。这并非忍耐和涵养功夫，而是多种家庭因素培养出来的德行和教养，是几代人形成的习惯。
她一跨进沈家门槛就要接受那么严重的挑战，真替她捏一把事后诸葛亮的汗。
抗战使九+和往昔的生活越离越远，新的动荡增加了她的恐惧和不安。
巴鲁三表叔正在浴血的前线，姑婆和姑公都已不在人间，云麓大表叔是一位不从事艺术创造的艺术家型的人，往往自顾不暇。当发现九+的精神越来越不正常的时候，送她回湘西倒成为较好的办法。
九+从昆明回到湘西的沅陵。他们兄弟在沅陵的江边以“芸庐”命名盖了一座房子。沅陵离故乡凤凰百余公
里，是湘西一带的大城之一。乱离的生活中，我的父母带着除我以外的四个孩子都在沅陵谋生。当然，
“芸庐”自然而然地成为亲戚活动的中心。
巴鲁表叔那时正从第一个激烈的回合中重伤回来，也住在沅陵养伤。眼见送回来的是一个精神失常的妹妹，不禁拔出枪来要找从文二表叔算账。他是个军人，也有缜密思考的经验，但妹妹的现状触动了他最原始的情感。妹妹呆滞的眼神，失常的喜乐，不得体的语言是一种极复杂的社会化学结构。有一本名叫《精神病学原理》厚厚的大书的第一句就说：
“作为社会的人，每一个人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精神病。”
像社会发展和历史可以触发出“天才”一样，也产生着精神病患者。事实上天才和精神病者之间，只不过隔着一层薄薄的病历。
每一个人只要冷静想一想都能明白九+精神分裂的社会和生理原由。巴鲁表叔从此也沉默起来，不久又奔赴江西前线去了。
九壤的病在偏僻的山城很难找到合适药物。抗战的沸腾令她时常上街闲荡，结果是身后跟着一大群看热闹的闲人。云麓大表叔和我的弟弟担当了全城寻找九壤的任务。
直到有一天，九+真的应验了从文表叔在《边城》的末一句：
“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不回来”的谶言。我们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九婊。
在沅水的上游有一个遥远的小村名叫“乌宿”，河滩上用石头架着一只破船，那是一个“家”。九+跟一个破了产改行烧瓦的划船汉住在一起已经很多年了。生的儿子已经长大。
一九五O年那时听说九姨还在。我从香港经北京、汉口回湘西时，曾有一位尊敬的大叔要我去乌宿看看她，如方便的话给她一些资助。可惜我当时时间太紧，没能尽到这份心意，于他于我，都是十分遗憾的事。
《圣经》耶利米哀歌第二节：
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哪!这事你们不介意么?你们喜欢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
多少年来，在从文表叔面前，我从来不提巴鲁表叔和九+的事，也从不让从文表叔发现我清楚这些底细。
我青年时代，有个七十多岁的忘年之交，他是位当过土匪的造枪铁匠。我曾请他锻造过一支鸟枪。他常用手直接从炉膛里把烧红的钢管捏出来，随即用铁锤在砧上锤炼。我提醒他应该使用铁钳时，他匆忙地扔下钢管，生气了：
“你嚷什么?你看，起泡了!烫得我好痛!”
也就是说，我若果不提醒他，捏着烧红的钢管是不会痛的。真不可思议。
从文表叔仿佛从未有过弟弟妹妹。他内心承受着自己骨肉的故事重量比他所写出的任何故事都更富悲剧性。他不提，我们也不敢提；眼见他捏着三个烧红的故事，哼也不哼一声。
四
一九五三年以前，我住在香港，一直跟表叔有书信来往。除我自己的意愿之外，促使我回北京参加工作的有两位老人，一是雕塑家郑可先生，一个就是从文表叔。由于我对于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的向往，也由于我对两位老人道德、修养的尊敬和信任。最令我热血沸腾的是，我已了解到从文表叔当时的处境很坏，他的来信却是排除了个人痛苦而赞美共产党和新社会。他相信我比他年轻，因而能摆脱历史的因袭，为新社会贡献所长。道理十分通达易懂，真诚得比党员同志的劝谕更令我信服。
可惜所有的通信，那些珍贵的蝇头毛笔行书，都在“文化大革命”中烧毁了。
我不清楚他如何与共产党结下了芥蒂。我想，其中的问题，文化历史学家如果觉得还值得研究的话，终有一天会把这些有趣的材料整理出来。但在我们早些年的通讯以及若干年的现实生活中，套用一句国内常用的话，他和我对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是有个“认识过程”的。
说到“认识过程”，对于我们，在“四人帮”或更早一些时期，一般是我们很少有机会运用的。总是来不及。有如军事训练中在饭堂吃饭一样，好大一碗白饭下命令两分钟吃完!
“认识过程”在某些人身上却是一种洗刷关系、不负责任的特权。这句话一说，拍拍屁股，他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我就有过这样的例子。
有这么一位同事，过去不认识，工作和口头从来没有发生过不悦的芥蒂，也很少私人接触，只可惜一有运动他就盯住我不放，甚至迫不及待地将我推到火线上挨子弹的靶子位置。当然他一个人的心愿并不一定能成为事实，咬牙的恨恨神气却令人难忘。到了“文化大革命”，我被揪在牛棚，他在牛棚之外估计自己的处境一定也忐忑不安，即使在这样大动荡中他也没有放过我，千多人的斗争会，老婆、小女儿一齐上阵，嚷了些我的“罪行”，成不了什么篇章。
“批林、批孔、批周公”时期，他也活跃得十分生动。等到“四人帮”伏法之后，却是让人写出了一篇他
“任何时期都没犯错误”的表白文章。
这一着聪明棋可是走蠢了。你在“反右”时期、 “文革”时期都没有犯过错误?你想想，你是个什么人啦?你岂不承认自己是个小滑头?
好了!“四人帮”伏法之后不久，他来找我了，沉重地压低着嗓门告诉我，对我多少年的问题，他是有个“认识过程”的。
我笑了!我想，好呀!你呢，你害人，想置人于死地，一次又一次的“锲而不舍”，到头来倒是“认识过程”。
我呢?却永远在他的“认识过程”中当“反革命”，当
“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代表。
连认错也吞吞吐吐，真是个可怜虫!后来我写了一首诗
“纪念”他，题目是《不如一索子吊死算了》，戏称他为
“失了业的奥赛罗”。
从文表叔和我的认识是扎扎实实用无数白天和黑夜的心跳，无数眼泪和汗水换来的。我们爱这个“认识”!值得!不后悔!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 “人的因素第一。”
这是一点也没有错的。对于理论，我不懂，但是崇敬；对于人的因素，我觉得悲哀。我默祷作为“人”的心理障碍加诸建设的困难，加诸另一些也是“人”的层层痛苦，真是越快解放越好!否则，日子不好过啊!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不能不崇敬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和预见，他说：
“人的因素第一。”当然也包括坏“人”干起坏事来也是“第一”的这个含义。
|